交通工具的配备 驿马即驿站配备的马匹。唐朝各地馆驿驿马的尾左都被印以“驿”字，项左则印所出地名，这是唐代驿马区别于其他马种的标志，来自马监所养的官马则“以出字印，并印右颊”（《唐会要》卷七二），凡具有以上两种印记的都是驿马。
在交通落后的古代，人员物资的运送、信息的传递，都得靠马匹车船。古代交通以陆路为主，故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驿马居于关键地位，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唐朝政府根据馆驿的闲要，确定了每驿应当配备的驿马数，并按这一标准，将全国陆驿分为六等：最高等是全国最重要的驿站——两京都亭驿，有驿马七十五匹，“诸道之第一等减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为差，第四减十二，第五减六，第六减四”。从第一等至第六等，驿马数依次为七十五匹、六十匹、四十五匹、三十匹、十八匹、十二匹、八匹。另在道路崎岖的山区及江南、岭南暑湿不宜大马处兼置矮小灵活的蜀马，在水路置水驿，根据事情的闲要配置驿船，按照驿船的多少，将水驿分为三等，驿船“事繁者每驿四只，闲者三只，更闲者二只”（《唐六典》卷五）。
唐朝是一个很讲究等级的传统社会，为了体现等级与尊卑，唐朝政府在官与官、官与吏、官与民之间，设置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官员出行时，这种等级差别体现在迎送接待的礼节、使用驿马车船的数量质量的差异上。凡官员出行，皆视品阶给马，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给传马者一品十马，二品九马，三品八马，四品、五品四马，六品、七品二马，八品、九品一马。三品以上敕召者给四马，五品三马，六品以下有差，官员出行所需车船驴骡数量亦各有定数。
唐朝仿效汉魏，将驿路上的马匹分为驿马和传马两个等级。驿马的体力、耐力都要比传马好，主要用于对速度和负重等方面要求较高的行驿和投递；传马的体力、耐力较差，一般供使事稍缓时驰传使用。
交通工具另有驿车和驿船，以内容较专，别见第二章第三节。
对驿马的管理制度 驿马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对驿马的管理是唐代馆驿制度的重要内容。唐朝针对驿马的使用，制定了诸多严格的规章制度，扼要来说：
1.不许增乘驿马，即通过欺诈手段乘坐驿马。唐朝《公式令》规定：“给驿，职事官三品以上若王四匹，四品及国公以上三匹，五品及爵三品以上二匹，散官、前官各递减职事官一匹，余官爵及无品人各一匹。皆数外别给驿子，此外须将典吏者，临时量给，此是令文本数。数外剩取，是曰增乘。一匹徒一年，一匹加一等。”《驾部式》规定：六品以下前官、散官、卫官，省司差使急速者，给马。使回及余使，并给驴。若有应乘驴者违制乘马，各减增乘驿马罪一等。驿司知增乘驿马，及知应乘驴而乘马等情况而不予制止，则与之同罪，不知情者不论。宋朝也有类似规定，仁宗天圣元年（1023）五月戊子诏：“自今内臣出外，止给驿马，仍无得过三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〇）
2.凡乘驿马者，都须依驿路前行，不许枉道。若不依驿路而别行，越至他所，称为枉道。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越至他所者各加一等。
3.每经一驿都必须换马，至驿不换马者杖八十，馆驿无马者不坐。
4.不许诈乘驿马，即通过欺诈手段乘坐驿马。唐制：“邮驿本备军速，其马所拟尤重。但是诈乘，无问马数及已行远近，即合加役流。给马之驿及所由之关知其诈乘之情者，亦加役流。不知情，减二等。”“有符券者不坐。”（《唐律疏议》卷二五）
5.不许辄乘驿马。凡被差遣为驿使，有当乘之理、未得到符券辄即乘者，称为辄乘驿马，这样的情况要“徒一年”（《唐律疏议》卷二五）。
6.乘坐驿马，不许携带私物，即使人随身衣仗之外的物品。对于乘驿马而赍私物的，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乘坐驿驴的，减驿马之二等。
7.驿长及其以下人员，不许将驿马私借他人。凡私借驿马之人及出借之官，各杖一百，借五日徒一年。驿马、驿驴借给他人以后死去，即由驿长赔偿。(www.xing528.com)
8.诸州馆驿所管驿马、传马、驿驴、驿骡、递驮、车船等，都要造簿，定期上报中央主管部门，每季一造簿帐。宋代亦然。天禧二年（1018）七月己卯诏：诸州帐籍“军士每岁一造，营房半岁一造，职员马递铺马数每季一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二）。
从记载看，初唐时对馆驿和驿马的使用控制得很严，违法的例子很少。直到玄宗前期，多数官员仍能遵守制度约束，如北庭都护封常清“性勤俭，每出征或乘驿，私马不过一两匹，赏罚严明”（《旧唐书》卷一〇四《封常清传》），动用的驿马远未达到制度许可的数目，堪称表率。但开元末，诈乘和辄乘驿传的就多起来。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太原尹张孝嵩上奏：有一位叫做李子峤的游客，入驿居止，诈称皇子，“生于潞州，母曰赵妃。生一岁，舅尝奴携至雒（洛）阳。以患目疾，不得入闻。后数岁，遇杨驸马，舅再挟出，北游灵、夏，因至太原，今十七岁矣。帝闻之，以为矫妄，敕嵩杖杀。因下制曰：‘如闻在外州多有矫称敕使，诈乘传驿；或托采药物，言将贡献；或妄云追人，肆行威福。如此等色[24]，犹须禁断。若缘别使，皆发中使，以此参察，固易区分。宜令州县严加捉搦，勿容漏网。’”（《册府元龟》卷六三）看来还不止一两例。然而不遵法式、紊乱纲纪者时时有之，州县牧守等“或纵亲识侵暴下人，或在邮传规求货马。诸如此类，不可具言”（《册府元龟》卷一五八）。
至于增乘驿马的，就更多了。中唐以来两股最大的社会势力——中使和节度使就经常这样做。节度、军将携带家眷、从人、行李极多，凭借官高权重，经常向馆驿提出过分要求，额外索要车船驴马。中使则更为骄横，他们经常奉命出使，口衔天宪，视法律如无物，横行馆驿，“乱索人驴，自递行李，挟命为势，凌下作威。或副应稍迟，即便恣行打棒”（《册府元龟》卷四七六）。肃、代以下，大有人在。长庆中，朝廷用兵河朔，“使命繁并，馆递匮乏，鞍马多阙，又敕使行李人数都无限约，其衣绯紫乘马者二十三十匹，衣黄绿者不下十匹五匹。驿吏不得视券牒，随口即供。驿马既尽，遂夺路人鞍马。衣冠士庶，惊扰怨嗟。远近喧腾，行李将绝”（《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绰传》），占用的马匹远远超出了唐朝《公式令》“诸给驿马，职事三品及爵三品已上若王四匹，四品已上及国公三匹[25]，五品及爵三品已上二匹，余官爵各一匹”（《唐会要》卷六一《馆驿》）的规定。宝历中，李行修除东台御史，遇汴州部将李逐其帅，朝廷诏征徐泗兵征讨，“道路使者星驰，又大掠马。行修缓辔出关。程次稠桑驿，已闻敕使数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太平广记》卷一六〇引《续定命录》）。身为国家公使，见自己的住所被中使占用，也只得忍让，转而住到驿边客店里。除中使、军官外，得到皇帝宠信的僧人、道士也辄乘驿马。敬宗宝历中，高元裕自南方使府奉召入京为右补阙，途经商州，遇到方士赵归真擅乘驿马，被高元裕命左右夺去。
此外还有驿吏私借马于人的。大历二年（767）冬，杜甫旅行到夔州，就曾从驿吏私借驿马，“暂次瀼西之草堂，而复至东屯”（《杜诗详注》卷二〇《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二首》其一仇兆鰲注），此事杜甫还作诗以纪曰：“峡内归田客，江边借马骑。”“借马”者，从当地馆驿借驿马也。据鲁訔《杜工部诗年谱》，从大历元年（766）到三年，杜甫流寓巴蜀，前后数次迁居，每一次搬迁都得动用人力畜力，借用驿马搬运，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宋代的情况比唐代要好。宋朝也规定，不许擅发驿马，否则要治罪。真宗朝，刘蒙正以擅乘驿马罪，责授亳州团练副使。大中祥符六年（1013），知荆南府朱巽坐擅发驿马与广州邵华子令省亲疾而马死，罚铜二十斤。荆湖北路转运使梅询削一任，通判襄州，类似事例具载史册，表明北宋前期对驿马使用权限管理的严格。
唐后期，唐朝政府根据情况，又制定了一些新的带有补充性质的驿令：
1.元和十一年（816）十二月敕，诸道奏事官，事非急切者不得乘驿马。
2.大历十四年（779）令，郎官请假拜扫，准开元、天宝中旧例，给公乘。职事官给驿马，其从人每人马一匹，允许随带一人（以上均见《唐会要》卷六一）。
3.朝官出使，只准乘坐驿马，不准乘坐担子（轿子）等交通工具。开成中，有人擅自改乘担子，御史中丞黎植发现，即上奏，称：“伏以朝官出使，自合驿马，不合更乘担子。自此请不限高卑，不得辄乘担子。”（《唐会要》卷三一）文宗采纳了黎植的建议，乘坐担子出使的做法从此被勒停，直到宋初仍然如此，臣僚在外还是“不许乘轿”（《演繁露》卷七）。
但如果获得皇帝的特许，则属例外。如乾封二年（667）春，京城西明寺道宣律师奏请，欲往北代清凉山文殊师利菩萨坐处朝拜，高宗皇帝闻言大喜，“敕给驿马，内使及弟子官佐二十余人，在处供给，诸官人弟子等并乘官马”（《法苑珠林》卷一四）。武则天篡唐自立，“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天宝初，太仆卿张暐还乡拜扫，玄宗“御赐诗以宠异之，乘传来往，敕郡县供拟。暐鬓发华皓，在舆中，子弟车马连接数里，衣冠荣之”（《旧唐书》卷一〇六《张暐传》）。贞元中，孔述睿以老疾，请求解职，德宗“赐帛五十匹，衣一袭。故事，致仕不给公驲，帝特命给焉”（《新唐书》卷一九六《孔述睿传》）。像这些获得特许的行人，就不受馆驿制度的约束，沿途官员无权过问。
宋代例子也很多，具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六月丙戌，“诏广南西川京朝、幕职、州县官丁忧离任，愿管押纲运者亦听，仍给驿券”（卷八五）。元丰四年（1081）四月辛酉，“入内供奉官王怀正差管押军器往泸州，欲不停，见勾当后苑西作，别给驿券”（卷三一二）。这些都属蒙恩特许，自与违法犯科者性质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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