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馆驿的建设和发展

我国自汉代奠定疆域的基本规模以后，每一个新兴王朝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都是交通的发展和维持。如何巩固和加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交通通信，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所以发展交通居于国家建设的首位。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同样面临这一问题。为了发展交通，唐朝政府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宋承唐后，在交通业绩方面亦不逊于唐，史迹斑斑可书。

一

唐代馆驿的建设，无论内地边境，其高潮都在初盛唐。内地的建设历程由于记载不明而无法描述，边地则是与开疆拓土的战略行动并举的。查《旧唐书·地理志》，唐代河西、陇右诸州，多数置于武德、贞观中，馆驿的制置紧随其后。如西州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置，这年，西州柳中县就有驿路了。再以北疆为例，贞观二十一年（647），漠北铁勒、回纥等十三部内附，诏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筹划，在此置六府七州，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逐水草之便，置邮驿六十八所以通北荒，号“参天可汗道”，大漠南北诸胡，沿着此路遣使贡献，与唐朝保持密切关系。据载，此六十八驿“各有群马酒肉，以供过使”（《册府元龟》卷一七〇）。高宗显庆二年（657）十一月，苏定方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于是“开通道路，列置馆驿”（《册府元龟》卷九八六）。以此为标志，唐朝在西域、河西的置驿行动渐入高潮，从高宗朝一直延续到武后中期，持续数十年之久。据检伯二〇〇五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旧领十九所驿站，分别于咸亨、永淳、天授、如意、证圣年间创造，且都是“奉敕”创改建，表明此事一直是朝廷策划。

至玄宗朝，驿道和馆驿的建设仍在断断续续进行，不过规模偏小。如开元中，唐朝在岷州东至渭州三百里路上置八驿。天宝七载（749）四月，河南尹韦济奏请于偃师县东山下开驿路，通孝义桥。八年，馆驿使宋緷奏改两京道上稠桑驿路以向晋王斜。天宝十载（752）至十三载（755），唐朝征讨南诏，从鲜于仲通到李宓，前后兴兵二十余万。为了配合这几年的战役行动，唐朝发动蜀中郡县百姓修筑驿路，列置馆驿，筑成西川通南诏驿路，高适《李云南征蛮诗》：“收兵列亭堠，拓地弥西东”，所述即此事，类似事例在锐意开边的玄宗朝并不少见。

唐代馆驿发展到玄宗朝已臻极盛，似守成即可。但代宗以下迄于五季，每因战事叠起而间或有新置或改建馆驿之举。如建中四年（783）正月，李希烈叛唐自立，唐朝兴兵讨伐，为保证战时南方贡路的畅通，诏于商州上津路置馆舍。元和四年（809），王承宗叛唐，诏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道合军进讨，以镇州节度使张茂昭为恒州北道招讨使。茂昭领命，治廪厩，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诸军。八年，传闻回纥寇边，为加强北疆军备，诏自夏州北至丰州新置八驿。同年，宪宗又采纳宰相李吉甫的建议，自夏州至天德军置废馆十一所以通缓急。以前唐使往返河上军城或漠北回纥，都得绕道太原驿路北上，既耗时又不便，现在这条直路修通，军使自丰州天德军取夏州路乘传入京奏事，四日余便至京，行驿速度大大加快。周世宗显德五年（958），于京城东新修驿站，曰怀信驿，以待江南二国之使。凡此都属新建驿站，主要由朝廷组织。

唐朝馆驿的建设，往往与驿路的开辟同时进行，《唐会要》卷八六《道路》有大量这方面的记载。如贞元七年（791）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改造商山驿路，从商州西至蓝田、内乡七百余里，沿路“修桥道，起官舍。……人不留滞，行者为便”。裴度镇兴元，宝历二年（826）奏修斜谷路，自京师抵汉中，创造馆驿桥梁，克期而就。大和二年（828），郑州刺史杨归厚奏置驿路于郑州城西。其年，定州奏移该州所管白石岭南路于易州西紫荆岭路。大中三年（849）十一月，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渥、凤翔节度使李玭开文川谷路，新修灵泉、白云等驿十所，并在每驿侧近置客馆一所，又在斜谷路创置平州、连云、松岭、灵溪、凤泉五驿，“校两路之远近，减十驿之途程，人不告劳，功已大就”，诏史馆书其功绩于史策。四年六月，以山南西道新开驿路颇不便人，山水摧损桥阁，使命停拥，馆驿萧条，乃令修复斜谷旧路及馆驿。以山南节度使封敖主持此事，先前毁坏的馆驿修复一新，山南、凤翔、剑南东西两川行旅畅通无阻。有些建设还载入时人文集，如前引《唐会要》卷八六郑州刺史杨归厚兴修驿路的事迹，就见于刘禹锡的《管城新驿记》，文章将此驿赞为“传舍之尤”，称“内庖外厩，高仓邃库，……周以尚墉，乃楼其门。劳迎展蠲洁之敬，饯别起登临之思。溱洧波澜，嵩丘云烟，四时万象，来贶于我。走毂奔蹄，遄征急宣，入而忘劳，出必屡顾”。可见其制度之精。

据估算，宋代驿路的里程远于唐代。《宋会要辑稿·方域十》载有徽宗朝夔州路、江西路等十二路驿程，总长七万一千六百多里，尚有京西、福建、荆湖、淮南、两浙、成都、梓州等十三路，以未标里数而无法统计，总计当在十四万里以上，其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宋朝驿道的兴修，自太宗朝起就渐成高潮。有些是地方政府自发组织的，有些则是配合朝廷重大政治军事行动而兴修的。如太宗、真宗朝，一再有东封泰山之议，自东京至泰山的道路也一修再修。太平兴国九年（984），因议东封，遂命田仁朗自京抵泰山，督役治道。旋又命南作坊副使李神祐等四人修自京抵泰山道路。大中祥符元年（1008），东封泰山，命曹利用等主修行宫道路，增置自京至泰山驿马，开封府亦整修道路。以上所举例子都很有代表性。

馆驿为行客提供免费食宿，所需大量生活物资、用具、作夫工匠，都来自民间，前述李西华、裴度、郑渥、李玭添置的馆驿，所需什物粮食草料等，都取自当道百姓家。宋代也是如此：“州县修治邮传驿舍，皆敛于民。”（《宋史》卷一七六《食货上四》）由官方征集的民间物资，称为“官物”。《文献通考》卷一二六：“景德三年（1006）八月，诏以来春朝拜诸陵，凡百费用，以官物充，增修馆驿以备行宫。”哲宗朝实行差役之法，不令百姓出钱，只要出人出力，谓之“助役”。元祐中下令：“凡官员初到，置买动使器用，或修葺仓库、廨舍、馆驿、亭堠、渡船等，并于役人体上圆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六）有时还以被诛贬官员的家财充馆驿之用，如大和九年（835）冬，文宗从宰相李石之请，令京兆府于曲江旧亭子两边修造小屋，余物充修馆驿，以甘露之变中被诛戮数家的家具器用，委托度支，送馆驿充用。会昌五年（845）取缔佛教，多数寺庙被毁，所拆材料交付州县更新公署、传舍。

唐代千余所馆驿，在晚唐五代至宋初，经历了以下四种不同的命运：

首先是因年久失修而自然废弃。如彭州唐昌县，唐前期就筑有馆驿，但至晚唐，该县邮亭“废毁将久，遂使行役者野食而泉饮，贸易者星往而烛归”。御史中丞吴行鲁出任彭州刺史，另建旅馆代替邮驿。旅馆修成，百货毕集，“旗亭旅舍，翼张鳞次，榆杨相接，桑麻渐繁”，商旅数万，大收货利，“遂以俸钱建长亭，崇轩邃室，外厩内厨，帷簿精新，器物充足”（《文苑英华》卷八〇八陈谿《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等记》），死而复生，亦一奇事。

其次是因朝代的更替，都城位置的迁变引起交通网络的变化，致使原有的馆驿自然淘汰。五代以来，都城自关中东移至河南，很多唐代旧有驿道的重要性自然下降，沦为小道。两京驿路既早已不复有往日的盛况，自湖北、河南通关中的商山驿路也地位沦落，“轺车罕至，传舍孔卑，古驿无余，遗文空在”（《小畜集》卷二〇《商於驿记后序》），令人慨叹。这些历尽盛衰的古老驿站，纷纷颓败，成为宋代文人凭吊的对象，在文学作品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由现实而转入历史的时空。河南、河北驿路则重要起来，自汴京通向川陕、河北的驿路，游人如织，规模宏壮，连近京一带的城市和道路也地位陡升。许昌“地接京辅，当四通五达之郊，邮传交驰，冠盖相望”，在此供役的州县官吏，事务繁忙，“饯劳之勤，日不暇给”（《武夷新集》卷一一《赠兵部尚书杨公行状》）。这些都是改朝换代带来的巨变。

第三是在唐末宋初动乱中被毁。如中和元年（881）黄巢之乱，僖宗幸蜀，汝州一带当兵的州郡“邮传皆焚”（《太平广记》卷一二三引《三水小牍》），平叛的军队不得不入住寺庙。黄巢乱后，群盗并起，兵连祸结，很多驿传都在战争中被毁。光启二年（886），朱玫、李昌符与宦官田令孜之间发生矛盾，互相杀伐。这年二月，朱、李上表请诛田令孜，令孜挟持僖宗向山南逃窜，朱、李一路追击，并“使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栅绝险要，烧邮驿”（《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僖宗一行只能取他道以进，备历艰危才达山南，这样被毁的驿传不知多少。

第四，也有相当多的馆驿由唐五代维持到宋代，宋代史书、地志、文集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宋代典籍中的“古驿”，多指唐代旧驿。渡尽劫波之后，它们在新的王朝经过改建或扩建，又焕发出新的生机，继续成为国家的重要交通机构。

当然更主要的是宋人的新建设。宋朝的馆驿建设，采取中央发动和地方自主建设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重要的建设多由政府出面组织。如乾德三年（965）二月，为安辑西蜀，诏自嘉、眉、忠、万至荆南，沿江置驿船，添馆驿，以济行李。宋初，居于河西的吐蕃遗种唃厮啰内附，宋朝用为藩翰，诏于陕西州县置驿以通贡奉。真宗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互相遣使通和，河北、河南驿路不断整修，辽国亦于拒马河以北创造驿亭馆舍以候使命。大中祥符三年（1010），以契丹国母、大臣相继亡故，宋辽使节往来极多，遂令沿路修治馆舍。元丰二年（1079）三月，又诏点检修治国信使往来沿路驿亭陈设什物。景德四年（1007）八月，以曹利用等出征宜州蛮，远涉炎瘴，遂令沿路诸州创造亭舍，使得休息。庆历二年（1042）八月，以汴京至大名府行宫大都摧圯，乃出内库缗钱十万更新之，并葺治自京至德清军行宫、馆驿、廨署。像这样规模较大的兴建，都是由政府组织的。至于宋代递铺的增置，更是全部发自朝廷，如景德四年（1007）秋，诏增置自京至宜州马递铺。大中祥符三年（1010）八月，“发陕西、河东兵五千人赴汾阴给役。置急脚递铺，出厩马，增驿传，递铺卒增置八千四百五十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皇祐四年（1053）七月，“诏自京至广州增置马递铺，仍令内臣一员提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三）。

宋朝在京内或郊外置有一类特殊馆驿，专门用来接待外国使客，如待辽人的都亭驿、班荆馆，待夏人的都亭西驿，待高丽的同文馆，待南蛮的怀远驿，待蕃客的来远驿等，各有专用，规模较大，设施较好，究其性质都是使馆。如都亭西驿“旧曰上源西驿，在惠宁西坊，掌河西蕃部贡奉”。迎銮驿系大中祥符元年（1008）五月九日由郓州临酅驿改名。来远驿在崇化坊，系“熙宁三年（1070）五月戊午置，以待蕃客，以马军都虞候旧廨增葺”。同文馆“在延秋坊，熙宁中置，以待高丽使。七年正月，以内臣掌之”。乐宾馆系元丰二年（1079）明州及定海县所建，以待高丽贡使。通津驿系元丰四年（1081）十月二十一日由滑州新作的辽使驿改名（均见《玉海》卷一七二）。这些馆驿，整个建设过程都有朝廷过问，连名称都是诏定的。宋朝与辽夏金元的外交，关系到国家的稳定，是内政外交上的大事，从上到下都很重视，故制度也特别宏壮。如熙宁同文馆有驿舍一百七十八间，用来接待高丽使的馆驿尚且达到如此规模，比高丽更重要的辽、金使馆，其规模与制度亦可想而知。

宋人文集中涌现出的大量“驿记”，更是最好的证明，苏轼的《凤鸣驿记》、蔡襄的《修驿记》、朱松的《富沙驿记》、汪藻的《石头驿记》、唐詧的《中山馆驿记》、李石的《题青渠驿》、孙应时的《南驿记》、程珌的《富春驿记》、黄公绍的《樵川新驿记》，还有《湘山野录》卷中所载的谢绛、尹洙、欧阳修三人分撰的《河南驿记》，都是歌颂两宋地方官德政的文章。至于修建馆驿的具体审批程序，一般来说都是先奏后置。广西钦、廉州的馆驿，就是元丰二年（1079）经略使曾布为“安泊交人”而奏置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八）。查宋元方志诸州“馆驿”、“驿铺”门可知，多数馆驿都是宋代地方官自主兴建的，仅少数因前朝之旧。新修之驿时间一长，也都经过了改建或重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一：景德二年（1005）九月，“诏兴州青泥路依旧置驿，其新开白水路亦任商旅往来”。这里的“依旧置驿”只是说承前代之旧，仍于此路置驿，并不是说馆驿也因唐之旧，很可能是根据新情况而重建。

宋朝在交通建设方面，建立了明确的奖惩制度，像上述政绩突出的，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表彰，有违犯、不称职的就必须受到惩罚。元丰四年（1081），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叶温叟、祥符、长垣、韦城知县县丞主簿尉，以及监驿使臣等十四人，就“并坐失计置辽使国信路驿亭”而罚铜有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三）。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透过宋代馆驿建设业绩的辉煌外表，我们看到的是重重的阴暗面。宋朝的馆驿、递铺，役人极多，耗费民力民财极大，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张方平上疏说，北宋通好契丹，其弊有三：“一曰厨传，二曰徭役，三曰河防。自和好以来，边将无所事，惟以酒食宴乐，苞苴问遗，名声相倾，惟恐不逮。公钱不足，则取于百姓；百姓不足，则贾以求赢；贾又不足，则有倾私槖以继之者。羊豕不得扰于阑，雉兔不得安于野，行贩者不得共其利，担负者不得宁其居。此厨传之弊也。”（《乐全集》卷二三《请减省河北徭役事》）虽是概述，但已包举大端。发展到后来，情形更加严重，熙宁中，“陕西运铜锡递铺兵极为艰苦，死亡无处无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铺兵自京至镇洮搬运银绢纲，“转般不足，皆过所期。铺五七十里或百里，极为劳苦。及代回，又无日食，不免乞丐”（同书卷二三九）。熙宁中，福建路泉、漳、汀州“皆涉瘴烟，马递铺卒三年一易，死亡大半，亦有全家死者”（同书卷二七四），类似情况，读之令人触目惊心。

二

驿路的开凿与馆驿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道路修成，沿途设驿，即为驿路。以馆驿的建设而论，也牵涉到许多方面，如职官的配置，交通工具的配备。但无论唐宋，馆驿都是划分等级的，一般都是根据驿路交通量的大小来确定等级，再根据划定的等级，为其配备不同数量的驿马、驿船、驿驴、驿骡、驿车等。对于上述方面，唐宋官方文书都有详明的规定，指定县令、县尉主管馆驿具体事务。(www.xing528.com)

唐代国力强盛，中央和地方都十分重视馆驿建设，建筑制度之盛，亘古未有。高适《陈留郡上源新驿记》称：“皇唐之兴，盛于古制，自京师四极，经启十道，道列于亭，亭实以驷。而亭惟三十里，驷有上中下，丰屋美食，供亿是为。”精炼概括出唐人在馆驿建设上的高标准。唐人普遍喜爱华丽壮美的事物，他们将馆驿的外表涂漆成红色，远远望去，红色的驿亭掩映在万绿丛中，若隐若现，极有韵致。唐人常称驿亭为“红亭”，原因正在于此。唐代交通繁忙的驿路，如两京驿路、长安至荆南驿路、运河驿路，这样的馆驿随处可见。岑参《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得秋字》“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红亭雨未收”写的是两京驿道馆驿。韩愈《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梁栋宏可爱，结构丽匪过。”写的是长安至岭南驿道馆驿。这些唐诗，无不显示出唐驿的壮丽。据韩诗自注，衡州合江亭系齐映出任衡州刺史时所置，后刺史宇文炫又增其旧制，更加壮丽。韩愈南迁至此，见到这样的“好驿亭”，不禁挥笔赋诗以纪。长安至荆南驿路，驿传之盛，著名于史，王禹偁《商於驿记后序》作了很好的总结，中云：“有唐都长安三百年，商於为近辅，地望雄剧，亚于同、华。……吴越、江淮、荆湘、交广郡吏上计，皇华宣风，憧憧往来，皆出是郡，盖半天下矣。故邮传之盛，甲于它州。”

以上说的，多数是驿而不是馆。若馆改称驿，则表明经过改建，等级提高。宝历二年（826），兴元新修斜谷路，创置驿二所，岐山县南界置渭阳驿，郿县北界置过蜀驿，宝鸡县南界置安途驿，又将甘亭馆奏改为悬泉驿，骆驼馆改名武兴驿，坂下馆改名右界驿。这些馆都是经过改建，内部设施、生活条件都有了明显改善后，才改称驿的。而且馆改为驿，必须奏请朝廷批准，无论馆驿，名称都不能随意更改。

唐代两驿的距离，官方文书都记载为三十里。《唐六典》卷五：“凡三十里一驿。”《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通典》卷三三同。时人文集也有同样的记载。高适《陈留郡上源新驿记》：“亭惟三十里，驷有上中下。”地志中的初盛唐驿距，多数也在三十里上下，说明这是初盛唐旧制。但所谓“三十里一驿”需要加以深入辨析。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中原内地的馆驿，有相当多达到了三十里左右设置一驿的标准。《长安志》卷一八蒲城县：“孝城驿在县东北泰陵下，去县三十里。丰山驿在县北桥陵下，去县三十里。”境内两驿去县城都是三十里。但边远地区并非如此，西川所管的唐通南诏驿路——清溪关路一千八百八十里途程，设有三十二驿，平均近六十里才有一驿，即是明证。

由此看来，所谓“三十里一驿”只是个一般规定，是个约数，实则视驿路的闲剧而定驿距，交通量大则置驿密度大，反之则小，此外还要考虑地势高下、水陆位置、居民稀密等因素，故《唐六典》卷五又谓“若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不必三十里”。地势险阻者，如自长安东出蓝田武关道，西通汉中、蜀中道，地势起伏较大，驿距也变化大。孙樵《兴元新路记》所记兴元路上诸驿距离有的不到三十里，多数则超过了三十里。重要的驿道如长安至汴州驿道，被定为“大路驿”，道上候馆密集排列。唐代两京的距离，《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旧唐书·地理志》所记略有出入，取其平均数，约八百五十里。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考得三十四驿，不到三十里有一驿；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考得二十七驿，驿距三十里出头。地势平缓的东部平原区，置驿密度也在三十里上下。华林甫《唐代两浙驿路考》考出两浙干线驿程一千三百余里，馆驿四十四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卷四记载唐五台山—太原—长安驿程，所经诸驿平均里距三十余里。唐前期，甚至在边地列置的馆驿也接近这一标准。伯二〇〇五号《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沙州所管十九驿，驿距七八十里的也有，而以二十里、二十五里、三十里、四十里为多，取其平均值，接近三十里，这说明“三十里一驿”的记载是符合大部分唐代驿距之实际的，是可信的。

《六典》所谓“须依水草”似非泛指，而是特指西北、北疆游牧区，其里距并不都是三十里，这也是可信的。长安至安西驿道及西域诸州道路，人烟稀少，驿距在六七十里以上。《武经总要》前集一八下云：“岷州东至故渭州三百里，开元中置八驿。”三十余里一驿，这还是好的，瓜州、伊州间的大碛道九百里长途，才置十驿，平均九十里一驿，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表现的正是沙碛中驿距之远。总之，地域越边远，经办困难越大，故只能拉大驿距，减少驿数。而政治、军事上占重要地位的关陇地区乃“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柳宗元《馆驿使壁记》）所出，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淮南、江南、两河、剑南，为唐室所倚重，故馆驿较密，维护较好。

总之，“三十里一驿”只是一个相对标准，唐代官方文书上说三十里一驿，并不意味着天下所有馆驿都是按照这一标准设置的，实际距离都是三十里。可有人就这么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就老犯这一错误。他总是机械地按照这一标准来计算唐代驿距，结果与实际大相径庭。如《资治通鉴》卷二二二：“（骆）悦等送思明于柳泉驿，囚之。”注曰：“唐制三十里一驿，柳泉驿又当在鹿桥驿东三十里。”卷二五一：“时戍卒拒彭城止四驿。”注：“唐制三十里一驿，四驿百二十里。”卷二六四：“戊戌，全忠辞归镇。……百官班辞于长乐驿，崔胤送至霸桥。”注曰：“以唐制驿程考之，霸桥驿当在长乐驿东三十里。”卷二八一：“桑维翰曰：‘大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过十驿。彼若有变，大军寻至，所谓疾雷不及掩耳也。’”注曰：“唐制三十里一驿，十驿三百里。”这些注释都有问题。以最后一例而论，就与实际不合。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六，魏州西南到洛阳有七百五十里，到卫州也有三百六十里，卫州正南渡河到郑州还有二百三十里，汴州与郑州处于同一纬度，其与卫州的直线距离与郑州相近。两数相加，汴魏距离在八百里以上，无论如何都不止三百里。这是我们利用《资治通鉴》时不能不注意的。

“三十里一驿”的标准是承袭和模仿汉代驿传制度。唐以前的邮驿距离，有几种标准，前秦是“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汉代是“驿马三十里一置”（《后汉书·舆服志上》），唐人弃六朝而追汉魏，用意在于复两汉之盛。

“三十里一驿”的科学性在于利于保护人力畜力，减少行人疲累，提高行驿速度，防止邮驿衰败，避免马倒官逃，维护交通的高效运转，故每为后人称道。如顾炎武就指出：“古人以置驿之多，故行速而马不弊。后人以节费之说，历次裁并，至有七八十里而一驿者，马倒官逃，职此之故。”（《日知录》卷一〇《驿传》）所说发人深省。《容斋随笔·续笔》卷二《汉唐置邮》：“赵充国在金城，上书言先零、罕羌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其计。按金城至长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反倍之，中间更下公卿议臣，而自上书至得报，首尾才七日。唐开元十年八月己卯夜，权楚璧等作乱。时明皇幸洛阳，相去八百余里。壬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师按问宣慰，首尾才三日。置邮传命，既如此其速，而廷臣共议，盖亦未尝淹久，后世所不及也。”凡此皆可见唐代驿传的高效率。

宋代的驿程都是官定的。宋朝设有“提点纲马驿程”一职，兼掌此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六有新广南西路纲马驿程徐格，《建炎杂记》甲集卷一八有提点纲马驿程李宗彦，《南涧甲乙稿》卷二二有提点广南西路纲马驿程江邦佐，其职责就是确定驿道里程和走向，保证驿递的及时和高效。

宋代驿程都经过严密计算。《宝庆四明志》卷一：“本州在东京之东南。以《九域志》考之，至东京二千六百八十里。今自本州迎恩驿挨排，沿路经过州县驿程，至东京都亭驿实计二千五百二十八里，二百四十有五步。”类似记载还有不少。地方政府若想更改，必须奏请朝廷。庆历六年（1046），臣僚建议减废利州昭化县驿程，文彦博等上疏反对，以为“行路之言，皆为不便。……臣欲乞依旧驿，支给券料，所费甚少”（《潞公文集》卷一四《乞复昭化县驿程》）。朝廷几经考虑才予采纳。

宋代驿距，官方确定为六十里一驿。《事物纪原》卷七：“六十里有驿，驿有饩给。”但所谓六十里其实是官定的诸州置驿的最低标准，实际上多数都超过了它。这可以找到很多文献实证，如婺源县新定驿在县西八十里，湖北襄阳、鄂州一带，七八十里才有一驿。秦观《祖氏先茔芝记》：“蔡去京师七驿，遂为辅郡。”查《元丰九域志》卷一《京西路》，蔡州距东京四百五十里，设七驿，平均六十五里一驿。所举实例都超过了六十里一驿的标准。仅少数驿站符合，如会稽县东城驿“在县东六十里”（《会稽志》卷四）；《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八载宋朝汴京至襄阳府驿程，共十三程，六百八十九里，平均五十一里一驿。同卷载北宋“自邓至京凡十四驿”，其地去东京七百五十里，平均五十三里余一驿。

还有百多里一驿的。《资治通鉴》卷一四四：“吴子阳等进军武口，衍命军主梁天惠等屯渔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阳垒。”胡注：“张舜民曰：武口在阳罗袱西北十余里，距汴京才十八驿。”据《元史》卷六三，阳罗袱在黄州，黄州“东北至东京一千九百里”（《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八），一千九百里才十八驿，平均百余里一驿，驿距如此遥远，对于行旅是很不便利的。

从记载看，越是边鄙之地置驿越稀。湖北地近中原，可在宋代也是“地广而传舍每远，稍舍之则食宿皆无所向”（王明清《投辖录》）。《独醒杂志》卷二形容宋代湖湘驿路馆驿之稀疏，道路之夐远：“湖湘官道，穷日之力仅能尽两驿。父老相传，以为寇莱公为丁、曹所诬蔑，谪为道州司马，欲以忧困杀之，阴令于衡湘间十里则去一堠，以为五里，故道里之长如是。”虽系传闻，反映的却是历史真实。李曾伯《题衡山县驿》也说：“平生足始涉南方，邸舍稀疏驿路长。”刘克庄更总结说：“问途四方者，必有嘉禾清泉可憩濯，传舍行店可依止。南辕则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极目数千里，无寸木滴水，无传舍行店。”（《后村集》卷二一《漳州鹤鸣庵记》）虽不无夸张，却也反映出宋代南方偏远区域交通的落后。

宋代除馆驿以外，还有递铺，其距离也因时因地而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一、《玉海》卷一七二记载宋初驿铺制度说：“初，诸路邮传每二十五里置一递，役卒十有二人。军兴以来，凡通蜀道者皆增斥堠，递九里一置。”后来随着形势发展，加大了密度。《夷坚支志》丙卷一《阳台虎精》：“自鄂渚至襄阳七百里，经乱离之后，长途莽莽，杳无居民，唯屯驻诸军，每二十里置流星马铺，转达文书。”同书丁卷五《饶风铺兵》：“金洋之间驿路萧条，但每十里一置。”这些都是根据形势变化而作出的调整，自然跟宋初制度不一样。

尽管宋代馆驿密度不及唐代，但宋代的馆驿是与递铺并行，驿、铺相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置驿过稀的种种不足，提高了驿传的工作效率。《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载有宋代泗州至东京、燕京的地理驿程，其中泗州至燕京二千二百一十九里，五十四程，平均每程四十里以上，其中夹有河南铺、台城铺、临洛铺、灵店铺、古县南铺、黄村铺、芦沟河铺等七座驿铺，都城店、范县店、江店、七里店、经阳店、故城店、刘李店等七家客店，馆驿店铺相间，颇便行旅。南宋泉州“南出莆田，北抵永嘉，西达延平，车旌之所宿会，文檄之所往来”，交通路线四通八达，而无阻绝沉滞之忧，自州西以往“驿四，铺十三”（《淳熙三山志》卷五），其他地志所载铺驿相间的也不少，说明宋代邮传制度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与唐宋同时的吐蕃、辽、金政权，也学习唐宋设置驿传，但整体水平远逊唐宋。《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说吐蕃“百里一驿”，实际上远不止此，《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四》陇右道鄯州条节录唐人入蕃行记，所记吐蕃驿程短者六十里，长者四百四十里。《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谓黄河河源“西去蕃之列馆约四驿，每驿约二百余里”，与《新传》所载相差一倍多，其制度之陋可见。金、元也未达到唐代标准而接近宋代，金太宗初，“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金史》卷三《太宗纪》），是愈到后世制度愈陋。

递铺制度也是唐宋馆驿设置的重要内容，有关论述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第五节，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