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唐代驿传制度的发展历程

驿和传都是中国古代的交通机构。驿即驿站，专管通信联络；传即传舍，负责安排食宿。二者都在交通线上，配套并行，先唐文献常将二者并称。自汉代以来，驿传就逐渐走上制度化的道路，日趋严密和完善，并直接影响到唐宋。本节的宗旨，就是要追述唐前驿传及其制度的发展简史，以明其传承变化之迹。

一

驿传制度古已有之。早在商、周，就出现了“传致”的方法，即以马驾的传车把人运送至某地。《尚书·周书·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据孔颖达《正义》，武王崩后，周公执政，管叔、蔡叔、霍叔散布流言，谤毁周公，周公乃杀管叔于商，囚蔡叔，以七乘马拉的传车将其强行押送至外地看管起来。唐朝每有重犯，即“差纲驰驿领送”，这一做法即肇端于此。周代礼制，以行人掌邦国传遽之事，“凡宾客、会同、师役，掌其道路之委积。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周礼·地官·遗人》），提及周代庐、宿、候馆三个等级和种类的公共交通设施。据郑玄注：“庐，若今野候，徒有庌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馆，楼可以观望者也。一市之间，有三庐一宿。”庐是路旁三数间屏蔽人马的小屋，条件最简陋；宿内有房室及各种生活设施物资，条件较好，制度较完密；候馆之制最为详备，“不徒有室，又有高明楼榭，足供候望观眺”，等级最高，设置也最少。

春秋时代，出现了传车、乘驿之制，驿传制度初具雏形。《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杜预注：“遽，传车。”孔颖达疏：“《释言》云：驲，遽传也。孙炎曰：传车，驿马也。”《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驿，会师于临品。”杜预注：“驿，传车也。”《正义》曰：“《释言》云：驿，传也。舍人曰：驿，尊者之传也。郭璞曰：传车，驿马之名也。”所谓传车即驿马拉的使车，以车传递曰传，以马传递曰驿，这是当时驿与传的主要区别。

降至战国，各国都列置传驿以达书命，驿传制度的记载进一步清晰起来。《史记》卷七五《孟尝君列传》中的策士冯，就被孟尝君安置在传舍。孟尝君每隔十日，就到传舍中去“问传舍长”了解情况。据该传裴骃《集解》，齐国驿传分为传舍、幸舍、代舍三等，分别接待上、中、下三等之客：下等的传舍最普通，饮食无鱼肉，出入无车乘；中等的幸舍食宿条件较好，“食有鱼”；上等的代舍不但饮食有鱼肉，而且“出入乘舆车”，用于接待尊贵的官员，相当于《战国策·齐策一》中的“上舍”。传舍中还设有“传舍长”一职，其权位职掌接近唐宋间主管驿传事务的驿长、驿将。传舍长下设传舍吏若干名，相当于后世的驿吏，负责迎来送往、文书投递等务，《史记》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传》有“邯郸传舍吏子李同”为平原君出谋划策的记载，表明当时每一座传驿都有这样的官吏。

秦统一全国，事务繁剧，交通建设受到空前的重视。秦王朝在南北各地都修治有驿站，《史记》中记载了不少。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住过的广成传舍，《淮阴侯列传》中张耳、韩信驻军的修武传舍，《郦生陆贾列传》中沛公召见郦生的高阳传舍，《吴王濞列传》中的下邳传舍，《黥布列传》中英布发兵的传舍，都属秦代驿站，或因列国之旧，或系秦代新创，无论何种情况，都标志着秦代邮驿制度的发达。这批交通设施在秦汉之际的楚汉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相当多被保留到汉代。

较之秦代，西汉王朝在交通建设上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大。西汉在全国各地修筑驿路，列置驿传，以达王命，便行旅，当时史传中“置传”、“置邮”、“列亭”的记载，都指这方面的建设。《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载，武帝太初三年（前102），“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列亭即在驿使往来的路途列置驿亭，庐朐据《集解》，乃匈奴地名或山名。《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亦载，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反复经营，“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可见汉代驿亭已远至西域。

不仅边地，内地驿传也很常见，《史记》卷一〇七《魏其武安侯列传》中拘留灌夫的传舍，《汉书》卷九〇《田广明传》中的陈留传舍，《霍光传》中的平阳传舍，都留名青史。《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列举赵充国向宣帝上疏陈屯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之一是“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说明修治邮驿受到文武官员的普遍重视。东汉王朝继承这一未竟事业，继续在新拓地域开展此项建设。《后汉书》卷七六《卫飒传》：“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后汉书》中，像这样新修的驿站很多，如《刘玄传》中的高陵传舍，《耿纯传》中的真定传舍，《陈寔传》中的轮氏传舍，都属东汉驿传。

兴修驿传之所以受到官员的重视，一是因为国家对交通建设的要求，出于当时的政策规定，地方官员遵命而行。二是因为邮亭、桥梁的修治，常被视为地方官政绩的重要表现，若邮驿修列，供给丰厚，则被视为能干，反之则是无能和不称职。这样一来，“修饰厨传”就成为地方官表现自己，谋求进达的手段。《汉书》卷八《宣帝纪》：“或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类似记载史不绝书，都是封建官员谋求进取的常态。

东汉的置驿密度相当高。《后汉书·舆服志上》：“驿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帻绛鞴。”引文中的“置”指驿站。“三十里一置”即每隔三十里左右建有一驿，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本条刘昭案语还记载了两晋沿自东汉的一整套邮驿制度：“东晋犹有邮驿共置，承受傍郡县文书。有邮有驿，行传以相付。县置屋二区。有承驿吏，皆条所受书，每月言上州郡。”记载了发驿、行驿、驿舍、驿吏、考绩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同书卷四《和帝纪》载，永元、元兴中，南海贡献荔枝、龙眼入京，为了提高驿递速度，采取非常措施，“十里一置，五里一候”。这里的“置”与“候”虽只是临时性的驿置，而非正规的驿站，但密度之大，也是相当惊人的。

汉代置驿以维持交通通信的办法很快由河西走廊传到西域，《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载，大秦国也学习汉制，“列置邮亭，皆垩壁之。……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这是西域国家学习中国古代制度的最早记述。

东汉以来，驿传的用途见广，一年一度的刺史行部，依制都必须经由驿传。《后汉书·百官志五》：“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胡广注：“巡谓驿马也，县次传驾之。”此外如物资转运、文书传递、囚徒押解都要使用驿传。

魏晋南北朝各代交通建设都有成效。刘备建立蜀国，“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兴费人役”（《三国志·魏书·陈群传》），建立了自己的交通体系。《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引《典略》曰：“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可见建设规模还相当大。晋代建国，也重视驿传制度建设，并且著为《邮驿令》，载于《晋书·刑法志》。刘宋立国，刻意经营江南，“南驿开途，阳路修远”（《宋书》卷一四《礼志一》）。苻秦定鼎关中，“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史文中所谓“诸州”，据《太平御览》卷四六五引崔鸿《前秦录》，指苻秦管内关中六州，皆有驿路相通。南齐建元以来，开凿道路，“平途数百，通驿车轨，汉世驰道，直抵章陵”（《南齐书》卷五七史臣曰）。北齐、北周境内，驿路四通八达。北周还效仿古制，于驿路立堠子（土堆）以表里程，后又发明“列树以表道”之法。《周书》卷三一《韦孝宽传》载，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候，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候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周文后见，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可见直到北朝后期，道路交通仍在不断发展完善。

二

就在大规模交通建设的同时，秦汉的邮传制度也在逐步完善。据《晋书》卷三〇《刑法志》，秦代的驿传制度，包括“厩置、乘传、副车、食厨”四部分，厩置^[1]、食厨指驿站及其内部的生活设施，乘传、副车指传车和传车的驾驶员。汉代的驿传制度，发展得更加精密。《汉书》卷一《高祖纪下》：“横惧，乘传诣雒阳。”注：“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依照所用传马数量的多少和马力的高下，将驿传区分为置传、驰传、乘传、轺传、一乘传五等。据本条颜注，这里的“传”并不是指传车，而是指传驿，所以此五等不仅表明了乘传档次和行驿速度的高低，还体现了汉代驿传的五个等级：置传最高，其次驰传，其次乘传，其次轺传，一乘传最下。汉代还出现了所谓“六乘传”、“七乘传”。史载高祖去世，群臣欲立代王，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乘六乘传至京。昭帝崩，无子嗣，霍光遂诏征昌邑哀王贺入京，王以事出紧急，乘七乘传连夜进京。六乘传、七乘传即六乘或七乘马驾的传车，是专门为皇族贵戚设置的特殊驿传制度，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使用。

汉朝的发驿、行驿，都已制度化。《汉书》卷八《宣帝纪》：“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师古曰：“传，传符也。”即普通物资不能使用传符发驿搬运。汉代传符以木制成，长一尺五寸，发驿时，封以御史大夫之印，所乘传驿的等级不同，传符的封法就不同。《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如淳曰：律，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传两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知置传、驰传最严密，五封；乘传次之，三封；轺传又次之，两封；一马所驾的轺车最下，才一封。后世的发驿制度，很少有汉代这么严密的。(www.xing528.com)

两汉驿传的职官制度，有中央与地方两套体系。朝廷以“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后汉书·百官志一》），以大行令主邮驿，御史大夫负责发驿，以少府中的符节令掌公文和符节的收发。地方上各州负此责的官员，称为“郡督邮”或“督邮”，下统邮书掾、卒吏、书佐、法曹等职，参掌驿传之事^[2]。《太平御览》卷二五三引韦昭《辩释名》曰：“释云：督邮，主诸县罚，以负邮殿纠摄之也。”表明督邮兼领邮驿之事。《后汉书·舆服志上》：“臣昭案：东晋犹有邮驿共置，承受傍郡县文书，……《风俗通》曰：今吏邮书掾、府督邮职掌此。”此类官员两《汉书》中常见。《后汉书》卷二九《郅恽传》：“寿案察之，无所容贷，乃使部从事专住王国，又徙督邮，舍王宫外，动静失得，即时骑驿言上。”其中供职驿传的小吏，称传吏或亭吏。《后汉书》卷七六《刘宠传》：“（宠）出京师，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顿洒扫以待刘公，不可得也。’”同书卷一上《光武帝纪》：“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传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绐言邯郸将军至。”传吏、亭吏的日常工作是迎候往来，领送文书物资钱粮囚徒。这一制度传到魏晋，《三国志》卷二六《满宠传》载，张苞为郡督邮，往来传舍间，所涉即汉代邮传制度。

驿传邮递的维护，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中央必须严格控制以保障其正常运行，为此，秦汉以来就将发驿的权力统属中央，郡国不能轻易遣驿，只有得到皇帝的特许或朝廷的批准才能行使这项权力。《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汉书》卷八九《龚遂传》：“（出为渤海太守，请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这些使命都是当时的皇帝或朝廷发出的。人臣如有特殊需要使用驿传，得事先上奏，获得特许。《后汉书·礼仪志下》：“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国者及关内侯、宗室长吏及因邮奉奏，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吊臣请驿马露布，奏可。”说的就是此制。汉朝对于行旅的供给，也有严格规定。《汉书》卷七二《两龚传》载，昭帝诏征涿郡韩福至京，令“行道舍传舍，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据颜师古注，所谓“行道舍传舍”就是令“于传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过驿也”。“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即令“道次给酒肉，并饮其从者及马”，这是给予身负王命的重要使客的特殊待遇。至于一般的公行人，持符传即可通行无阻。但到了王莽时，却改令“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公私行人都得持布帛以为入驿供给之资，不能随便进入行道饮食处或驿舍享受食宿，搞乱了原来的成制。

汉代还建立了地方官员乘驿传入京奏事的制度。《汉书》卷七五《京房传》：“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虞所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积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这里的“奏”都是指乘驿传持文书入京上奏。边境有事，亦行此制。《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据颜注，骑置以闻即遣使乘驿马奏闻朝廷，是为了加快军情传递速度而采取的非常措施。汉代还首创“疾置”制度。《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其秋，戾太子事起，）是时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长史乘疾置以闻。”“疾置”即置急驿，相当于唐代“飞驿以达警急”的飞驿和宋代日行五百余里的“急脚递”，专门用于应付紧急事态。北宋朝廷每有急务，总是令“疾置以闻”，这一制度就源于汉。《汉书》卷七四《丙吉传》载吉“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交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文中的奔命书即紧急军书，吏即负责投递文书的传吏。

西晋统一全国，强化驿传制度，仿效汉制，编制《邮驿令》。《晋书》卷三〇《刑法志》：“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这是较早的一部驿令，北宋的《嘉祐驿令》就是仿汉晋驿令的遗制编成的。今天这部晋代驿令仅剩几条遗文，如《宋书》卷一八《礼志五》：“晋令曰：乘传出使，遭丧以上，即自表闻，听得白服乘骡车，到副使摄事。”从佚文看，驿令主要内容是规定驿传的管理和使用，内容大体沿袭两汉，变化不大，如在驿中设亭吏，《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垂请入邺城拜庙，丕不许。乃潜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斩吏烧亭而去。”《太平御览》卷五九八引《齐谐记》：“国步山有庙，又一亭。吕思与少妇投宿，失妇。……天晓，将妇还亭，亭吏问之，具如此答。”两文中的“亭”都是驿亭，供役其中的吏员即亭吏。

南朝礼乐典章承自汉魏，自然变化无多，北朝各代则起自漠北，又系以军功立国，典制上向来自成体系，有很多草原文化及游牧成分，而一定程度上自异于中原王朝，如特别看重马匹，严格控制马匹的使用，规定只有军情紧急才“给玺印传符，次给马印”（《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一般情况下不许动用。又如对驿传实行军管，以军官主驿，称驿将；他所代表的主驿官家，称驿司，凡此皆中原王朝所无。《周书》卷三一《韦孝宽传》：“又勒驿将曰：‘蜀公将至，可多备酒及刍粟以待之。’（尉迟）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驿司供设丰厚，所经之处皆辄停留，由是不及。”文中的驿将即主驿的军官，下统夫役或称驿子。《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上》：“乃建牙阳曲川，陈部分。有款军门者，绛巾袍，自称梗杨驿子，愿厕左右。”后来唐代驿传也承袭北齐北周，实行军管，由兵部的驾部郎中统辖。

三

日趋完善的驿传制度保障了政令军令的推行，促进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先唐文献中大量的“驰驿”、“驰传”之载就是明证。《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袁）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前秦苻融受苻坚信任，“虽镇关东，朝之大事，靡不驰驿与融议之”（《晋书》卷一一四《苻融传》）。至于隋代，驰驿的记载就更多了，当时每有任命，必驰驿赴任。《隋书》卷三九《贺若谊传》：“高祖为丞相，拜亳州总管，驰驿之部，西遏司马消难，东拒尉迥。”文帝法令严酷，诸州有囚犯处死，有时遣使驰驿行决。

相比之下，驰传的记载更早。《史记》卷七五《孟尝君列传》载，秦昭王后悔放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王莽时，“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泰始中，晋武帝司马炎“博选良家以充后宫，先下书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车，给驺骑，驰传州郡，召充选者使后拣择”（《晋书》卷三一《武元杨皇后传》）。

魏晋以来，中国陷入长期的分裂与战争，驿传更多地用于军事，当时“乘驿”的，多为此出。《宋书》卷七七《沈庆之传》：“玄谟自以退败，求戍碻磝……庆之乘驿驰归，未至，上驿诏止之，使还救玄谟。”《魏书》卷七七《辛雄传》：“孝昌元年（525），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时遣大都督、安丰王延明督临淮王彧讨之，盘桓不进。乃诏雄副太常少卿元诲为使，给齐库刀，持节、乘驿催军，有违即令斩决。”《周书》卷四四《任果传》：“太祖以益州未下，复令果乘传归南安，率乡兵二千人从迥征蜀。”可见无论南朝北朝都如此。

四

南北朝驿传担负的主要工作是接待人使，我们在史书中见到的驿亭，多为此而设，如《魏书》卷十九下《景穆十二王传》中的石人驿亭，卷八三下《高肇传》中的瀍涧驿亭，卷八九《郦道元传》中的阴盘驿亭等。每座驿站都备有传马、酒食以待使客。除此而外，还有如下几项：

一是传递公文。《三国志》卷二二《陈泰传》：“泰每以一方有事，辄以虚声扰动天下，故希简白上事，驿书不过六百里。”《北齐书》卷五〇《高阿那肱传》：“周师逼平阳，后主于天池校猎，晋州频遣驰奏，从旦至午，驿马三至。肱云：‘大家正作乐，何急奏闻。’”这里的驿书是军书等必须快递的紧急公文，如有稽缓，必加罪罚，《宋书》卷七四《沈攸之传》就把“驿书至止，晏若不闻”列为其大逆九罪之一。

二是递送物资以应不时之需。《周书》卷三七《郭彦传》：“先是，以澧州粮储乏少，每令荆州递送。自彦莅职，仓庾充实，无复转输之劳。”这里的“递送”即通过驿传输送物资，是当时的一种运输手段。《魏书》卷六七《崔光传》载，当时帝后频频行幸，“厮役困于负檐，爪牙窘于赁乘，供顿候迎，公私扰费，厨兵幕士，衣履败穿，昼暄夜凄，罔所覆藉”，困苦不堪。

三是备帝王行幸之需。周宣帝大象元年（579）冬行幸洛阳，“帝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驿以从，仍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后，便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属”（《周书》卷七《宣帝纪》）。炀帝大业元年（577）八月东巡，“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隋书》卷二四《食货志》）。皇帝出游都是沿驿路而行，沿途驿站必须备足车船骡马、钱粮物资，如法供给饮食住宿，所以一有帝王行幸，驿传的供应就空前紧张。

总之，先唐驿传制度经过周秦汉晋隋千余年的持续发展，已经相当完备，无论是邮传机构的设置，交通工具的使用，文书物资的传递，还是人事、资产、经费的经办与管理，都相当严格，并有章可循，从而可以经久，并下传到唐代。唐代馆驿制度承袭西魏、北齐、北周一系，又杂采南朝驿制，取长补短，形成了更为严密和完善的馆驿制度，树立起新的制度典范，其影响远届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