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海外贸易的推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进入宋代后，我国的造船业又进入了一个高峰阶段。有了新的发展。宋代很多地方设立了造船场、造船坊，仅官方的造船厂就有明州（浙江宁波）、秀州（浙江嘉兴）、越州（浙江绍兴）、台州（浙江临海）、温州（浙江温州）、杭州（浙江杭州）、婺州（浙江金华）、楚州（江苏淮安）、平江府（江苏苏州）、润州（江苏镇江）、建康（江苏南京）、扬州（江苏扬州）、江州（江西九江）、洪州（江西南昌）、潭州（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岳州（湖南岳阳）、鄂州（湖北武昌）、江陵（湖北江陵）、襄阳（湖北襄樊）、广州（广东广州）、惠州（广东惠州）、泉州（福建泉州）、福州（福建福州）、漳州（福建漳州）、眉州（四川眉县）、泸州（四川泸州）、嘉州（四川乐山）、夔州（四川奉节）、金州（陕西安康）、兴元（陕西汉中）等地。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除此之外，宋代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场，也有很多民间的造船场。
北宋的内河船可在北宋《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图画中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汴河中行驶的二十余只客船、货船、漕船和渡船。
图107 汴河上的货船（一）
图108 汴河上的货船（二）
宋的造船业比以前更具有特色：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完善，装修更为华美。宋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同时，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使用多面风。大船上又都设有小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行船中也有探水设备。这些极适合于远洋航行。
图109 南宋尖底海船复原图(www.xing528.com)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内部有独特的水密舱构造。客舟分三个舱：前一舱底作为炉灶与安放水柜之用。中舱分为四室。后舱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户。“上施栏楯，采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积叠，遇雨则铺盖周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相比“客舟”，“神舟”大得更多，它是宋代所建大海船，“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神舟”曾到达高丽，高丽人民“倾城耸观”“欢呼嘉叹”。“神舟”之大者可达五千料（一料等于一石）、五六百人的运载量，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也可载二三百人。正由于中国海船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所以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愿乘坐中国大海舶。[12]
元的统一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为了海上军事活动和大规模的海运漕粮，元代建造了大量船只，其数量、质量远远超过前代。元时，阿拉伯人的远洋航行逐渐衰落，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几乎都是中国的四桅远洋海船。
元朝统治时期，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外海船情况：
应知其船舶用枞木（Sapin）制造,仅具一甲板。各有船房五六十所,商人皆处其中,颇宽适。船各有一舵,而具四桅,偶亦别具二桅,可以竖倒随意。船用好铁钉结合,有两厚板叠加于上,不用松香,盖不知有其物也,然用麻及树油掺合涂壁,使之决不透水。
每船舶上,至少应有水手二百人,盖船甚广大,足载胡椒五六千担。无风之时,行船用橹，橹甚大，每具须用橹手四人操之。每大舶各曳二小船于后，每小船各有船夫四五十人，操棹而行，以助大舶。别有小船十数助理大舶事务，若抛锚，捕鱼，等事而已。大舶张帆之时，诸小船相连，系于大舟之后而行。然具帆之二小舟，单行自动与大舶同。[13]
在马可·波罗的眼中，中国的航船用枞木制造，有一甲板。有房间五六十所，为客商所住，非常宽敞。船上竖起四个桅杆，张四张帆，偶尔也有两个桅杆的，可以随意竖起或放下。船用上好的铁钉联结，有木板放在铁钉之上，不用松香，但使用麻和树油混合涂抹，防止漏水。
每艘船上最少有水手两百人，载有胡椒五六千石。无风时，行船用橹，橹很大，每具橹须要用四人操作。每只大船后拖拽两只小船，每只小船有船夫四五十人，操棹而行，以助大船。另有小船十余只在大船抛锚或者捕鱼等事情上来协助大船。元代中国的四桅远洋海船在南洋、印度洋一带居于航海船舶的首位，在继承宋代造船技术基础上又有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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