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交通历史和发展

北京建城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周分封时期的蓟城，第一次作为国家都城始于金国中都，而元大都的规划则奠定了明清北京城的轮廓与街道布局。

元朝定鼎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建设大城作为元都，于世祖至元四年（1264）下诏，在原金中都东北方向营建元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大都设计时参照《周礼·考工记》中“九经九轨”“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记载建设，规模宏伟，规划严整，设施完善。

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将徐达攻陷元大都，太祖改大都为“北平”。由于元顺帝不战而逃，元大都城未受炮火而完整保存。当时明军新胜而大都城大不利防守，徐达遂在北城墙南面五里处建起新城墙，放弃原北城墙土地；同时以砖包砌城墙，“以固其坚”。洪武四年（1371）后，元大都的北城墙被废弃，夯土外露，被称为“土城”，原北城墙上的安贞门和健德门，以及东、西城墙上最北边的光熙门和肃清门也因此废弃。

洪武三年（1370），太祖朱元璋封四子朱棣为燕王，驻北平城。建文元年（1399），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并于建文四年（1402）夺位。永乐四年（1406）朱棣改北平为北京，开始筹划迁都。

从永乐四年（1406）开始，明成祖朱棣实施了一系列扩建北京城的计划：当年，在原北平燕王府的基址上营建西内；永乐七年（1409）开始营建昌平天寿山长陵，示天子戍边以发民筑城；九年疏浚会通河，十三年凿清江浦，使运河连贯畅通，保证建设的物资与粮食供给；永乐十四年（1416）起，模仿南京皇宫营建北京宫殿。十八年（1420），建成紫禁城宫殿、太庙、太社稷（今中山公园）、万岁山（今景山）、太液池（今北海、中海）、十王府、皇太孙府、五府六部衙门和钟鼓楼，同时将城墙南段南移八百米，以修皇城墙。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正式迁都北京。迁都后在南郊修建了天地坛（今天坛）和山川坛（今先农坛）两祭坛。

明英宗正统元年至十年（1436—1445），英宗朱祁镇对北京进行了第一次增筑，工程包括：将城墙全部用砖包砌；于九门上增建城楼，增筑瓮城、箭楼；城池四角增建角楼；各门内道立牌坊一座；护城河上木桥全部改砌为石桥，桥下加设水闸，河岸亦用砖石铺造驳岸；在京北设昌平城、拱极城（宛平城）二城，与北京城互为犄角；加设内长城等拱卫。整修后的京师内城墙周长四十五里。持续近十年的一系列增筑使北京城形成了坚固的城防体系。

明世宗嘉靖时期，世宗朱厚璁对北京进行了第二次增筑。明朝后期，正阳门外聚集的人口增多，嘉靖三十二年（1553）给事中朱伯辰上书陈说城外人口激增，应添修外城防护外族侵扰，时北京城郊尚遗有金、元故城“周可百二十公里”，“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而功倍”。这与中国古代城市“内城外郭”的重城制相吻合，因此嘉靖帝下诏增筑。后财政拮据，著名权臣严嵩巡视后提出先筑南面城墙，待财力充裕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于是将北京城南已经筑起的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外城自嘉靖三十二年动工，当年十月完工，三面城墙全长二十八里，从而形成了北京城池“凸”字形的格局。

清代的北京城基本沿袭了明代北京的格局，对皇城内规制有所裁撤，将明代皇城内的大量内廷供奉机构改为民居，同时将内城大量的衙署、府第、仓库、草厂也改为民居。将内城划作满城，内城成为八旗专属居住区，令汉人统统迁往外城居住。清朝还在北京城内添建了大量黄教寺庙、王府，并在西郊修建三山五园等皇家园林。城池的设施、形制在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后清人再未对北京城池布局进行过改动，北京内外城“凸”字格局自明嘉靖后一直延续了近五百年，再没有变动。^[1]

北京内、外城的街道格局，以通向各个城门的街道最宽，为全城的主干道，大都呈东西、南北向，斜街较少，但内、外城也有差别。外城先形成市区，后筑城墙，街巷密集，许多街道都不端直。通向各个城门的大街，也多以城门命名，如崇文门大街、长安大街、宣武门大街、西长安街、阜成门街、安定门大街、德胜门街等等。被各条大街分割的区域，又有许多街巷，根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统计，北京内、外城及附近郊区，共有街巷1264条左右，其中胡同457条左右。比较而言，以正阳门里，皇城两边的中城地区街巷最为密集，达三百余条。这是由于中城地理位置优越，处在全城的中部，又接近皇城和紫禁城，人口自然稠密。^[2]

图99　明朝北京城

在道路交通方面，清代北京城的内城在各城门内形成笔直宽阔的大街，胡同多为东西方向排列，间或有南北向的小街贯穿数条胡同，形成纵横交叉的道路网。外城的街道是在未筑城之前自然形成的，缺乏规划，以趋向正阳、崇文、宣武三门的斜街为主，虽然与内城相比较为零乱，但却反映出东西两个方向的进京主干道路。另外，清代着力于西郊的开发，并为此专门修建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出西直门向北经高梁桥至海淀的御道，顺着这条路可以直道圆明园，另一条是出阜成门向西，经八里庄、模式口通往西山的采煤区的道路，也叫石板路，这条路可以使西山的煤炭源源不断运抵京城，为整个城市提供燃料。

民国以前的北京城以土路为主，清康熙二年（1663），先后设置都理街道衙门御史、街道厅、五城司等机构掌道路沟渎，规定“凡石道、土道皆令平坦坚固，毋许堆积秽土。有洼下者，随时填筑。大街中间量培土埂，厚数寸，宽数尺。轻车从土埂上走，重车从两旁走”。并定时用水泼洒街道，以免起尘。^[3]

从北京城向外，有国家官路向四方中心辐射，有“官马支路”联通各省内部州县之间，有“大路”联通各州县内各乡镇站铺，如此便以北京为中心构成明清时期的全国道路交通网络。整个国家的交通主干道路的情况，依陈鸿彝先生的《中华交通史话》述之如下：

1.官马北路系统

官马北路系统中首要的一条，是通往大东北的干线。从北京经通州区县、山海关到盛京奉天府（沈阳）的一段称奉天官路。从奉天向前延伸，经吉林、齐齐哈尔通往黑龙江城（瑷珲，今爱辉）的一段称龙江官路，龙江官路又延伸到雅克萨以远。从吉林城通向宁古塔、伯力以至庙屯（庙街，在黑龙江入海口处）的一段称作吉林官路。从奉天府南去，跨过鸭绿江通往朝鲜半岛，构成东北的一条国际通道。

属于官马北路系统的还有：从北京向北，出喜峰口或独石口通往内蒙古的多伦与呼伦（海拉尔区南），叫呼伦官路，从北京通往乌里雅苏台的库伦（乌兰巴托）及恰克图、科布多的恰克图官路。这是联结北京与蒙古国各部的主要干线，又是通往西伯利亚的国际通道。恰克图道与龙江官道、吉林官道一起，在开发清代北疆，捍卫北疆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战略作用。

同样属于官马北路系统的横向交通线，是塞上通道，从北京到宣化出张家口，东北联结多伦，西通大同、绥远以至于甘肃的凉州，接通由兰州而来的新疆官道。

2.官马西路系统(www.xing528.com)

官马西路系统包括兰州官路与四川官路两大干线。从北京出发，过保定府、正定府去山西平定州与太原府，纵贯山西至蒲州，渡过黄河去西安、兰州。从兰州分道，一条支线去青海西宁、格尔木与玉树，通往西藏拉萨、日喀则与阿里，连接着青藏各部。一条支线去凉州、肃州，在新疆境内有南北两道，北道通迪化（乌鲁木齐）与伊犁，出境西去，称新疆官路。南道经叶尔羌去葱岭以西。这两条道从来就是内地与中亚、西亚交往的重要通道。在清廷的经营下，新疆官路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政治统一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四川官路则是通往大西南的干线。它由西安通过东西古栈道越过秦岭去四川。在四川，成都是一个枢纽站，向东有官马支路联结三台、南充、达县、万县；向东南联结内江、重庆、并进至遵义、贵阳；向南方通往乐山、宜宾、叙永，并进至曲靖、昆明、大理。向西伸展到雅安、打箭炉（康定），是川康通道，此道也可通达拉萨。

官马西路系统覆盖面很宽，可以说将我国西部地区全包括在内了。在大清帝国创建和巩固的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3.官马南路系统

该系统包括云南官路、桂林官路、广东官路等三条干线。

云南官路与桂林官路，均从太原南下过黄河到洛阳，分道，云南官路与元明时代一致，直接南下襄阳、荆州、常德，西去沅州、贵阳，直通曲靖、昆明。桂林官路则由洛阳折东至开封，再南下信阳、武昌、长沙、桂林。云南官路到达昆明后，也分成若干支马路四处辐射：北去曲靖、毕节、叙永、泸州，与四川官路相连；东去兴义、百色和桂林，与桂林官路相接；东南经蒙自通越南，南方经普洱、思茅通老挝，西去大理、保山或腾越，出境去缅甸、孟加拉。

广东官路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途径：一是桂林官路的延伸，从桂林沿桂江、西江东下，经梧州、肇庆抵广州，这是中原王朝通岭南的传统大道。作为它的辅助线，从湖南衡州直下韶关通广州，此线虽在汉武帝平岭南后已经开辟，但一直未见重用。广东官路的主干道，则是指：从北京出发，经涿州、雄县、河间、德州到山东济南府，过江苏徐州、安徽合肥，进入江西南昌，沿赣江去赣州，越大庾岭至韶关通广州，这是元明以来由北京至广州的主要官道，历来称作“使节路”，清政府对它也特别重视。元、明、清三代，纵贯中国南北的大道，无过于此。

在广东官路上，南昌是一个重要枢纽，从这里出发，也有许多支马路通往四方：取道饶州向东北去杭州或徽州，取道临川向东南去福州与泉州，取道庐陵（吉安）南去虔州与潮汕，取道袁州西去长沙，取道岳州西北去武昌，取道九江西上武昌荆州、东下芜湖与南京。这些路线，多为水陆兼通，十分方便。至于广东官路之终点站广州，历来是中西海上交往的主要港口，其交通之发达自不待言。

4.官马东路系统

官马东路系统的唯一干线是福建官路，它穿越今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沿途通达天津、德州、济南、徐州、扬州、南京、镇江、苏州、上海、杭州、衢州、福州等重要城市，杭州以北，与大运河平行，杭州以南，经富阳、睦州到衢州，这一段与钱塘江相并行，然后下建安经南平到福州，这是南宋以来的闽浙大道。

桂林官路、广东官路与福建官路一起，纵贯内地各行省，联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各大水系，比起北路系统、西路系统来，它们布网密，水陆通行率高……

5.长江官路系统及其他

前述云南官路、桂林官路、广东官路与福建宫路，都是纵贯形的，东西横通形的官马路，最突出、最主要的就是长江官路。

长江官路四川段，从成都经泸州、重庆南，到达万县、夔州；湖北段经宜昌、江陵到汉阳、黄州；下江段经过九江、芜湖、南京、苏州、松江到上海，把四川官路、云南官路、桂林官路、广东官路与福建官路联通起来了。另外，在江汉、江淮之间，还有几条很重要的支马路，如与汉水并行的联通汉中与湖北的通道，与丹水并行的联通关中与豫西的通道，以及联通开封、合肥、南京的通道，联通衡水、沧州、济南、青岛的通道等，在组成内地水陆交通网方面，都起着勾连串接的作用，使江汉、江淮、黄淮地区声息相通，兴衰与共。

清代设有里甲马，负责邮驿通信。里甲马所行路线，就是省城之间、省内州县之间的支马路，以及码头、站铺、集镇之间的大路。

清代交通线路分布比前代合理，依人口密度讲，配置匀称，管理上不似过去的粗放，更注意修筑保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