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交通轨迹的演变：大禹制九州、列九服

1.从大禹治水说起

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在全国许多地方世代相传，大禹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各大河流也都被说成是禹治理过的，在治水之前，大禹先“通九道”，打通治水的交通路线。后世的都市，就是沿着大禹所通的“九道”而被连通起来。

图5　大禹像

相传在尧舜时代，气候变暖，冰雪消融。大地多为川泽。人类或登高陵土山，或以木为舟，载沉载浮，幸免沦没。古黄河改道从苏北平原入海，淮、泗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加之海平面升高，海水倒灌，淮河淤积，使泰山以西到沂蒙以南至苏北地区，成为大片泽国。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各部落的人们被迫逃避到一个个高地上，形成了许多孤岛。鲧是传说中禹的父亲，颛顼的儿子，姒姓，建国于崇，史称崇伯。鲧是尧帝的臣子，洪水泛滥时，他由四岳推荐给尧，被派去治理洪水。由于他采用堵塞的方法，结果九年不成，用堙塞的方法，淹没许多人的生命。按照《尚书》的记载，鲧是一个凶神恶煞般的人物。而在古代神话中，鲧却常常得到很高的评价。“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经》），意思是说他曾经窃取天帝的息壤来堵洪水，鲧成了一个不顾个人安危，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但是他未能成功，“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天帝发现了鲧的行为，大为震怒，派了著名的火神祝融下界将鲧杀死在羽山。鲧成了悲剧的英雄人物，其勇于奉献的精神可嘉。但是他在治水方法上的失误，却为后继者指明了方向。

《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又据《山海经·海内经》：“鲧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死之后，从他的腹中生出了他的儿子禹。大禹奉命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

《史记·夏本纪》：“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8]叙说大禹舍家为国，忘我工作，在外连续工作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让人敬佩。他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采用疏导的方法治水，并且亲自指挥。为了全面了解水情和地势，他的足迹踏遍了九州，勘察测量山形水势，疏导九条河道，修治九个大湖，凿通了九条山脉，栉风沐雨，历经十年之久，终于战胜了洪水，使得全国范围内形成的众河流归于大海。禹不仅治理了水患，而且还考察了九州的土地，并在此基础上，划定了五服界域。

经过大禹治水，“淮、沂其治，蒙、羽其艺”之地（《史记·夏本纪》），淮河和沂水流过的地方，蒙山和羽山之间，经过大禹的治理，将淤积的大水“谷”，引入大海，清理了古黄淮泛区的一些河段，开出了许多良田和沃土，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其后又划分了行政区域，也就是青、兖、徐、扬、梁、豫、冀、荆、雍等九州。因禹治水有功，舜便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让给禹，禹便成为夏朝开国之君。

在交通史上，大禹也有莫大的功绩，“五服”和“九道”便是影响后世都市之间交通轨迹的两条措施。

2.五服

“五服”更容易被理解为丧服饰制度：“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父系家族组成的社会，以父宗为重。其亲属范围包括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即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通常称为本宗九族。在此范围内的亲属，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为有服亲属，死为服丧。亲者服重，疏者服轻，依次递减。”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所谓五服：

图6　五服图

（1）斩衰

斩衰，衰通“缞”。五服中最重的丧服。用最粗的生麻布制成，断处外露不缉边，丧服上衣叫“衰”，因称“斩衰”。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服期三年。古代，诸侯为天子，臣为君，男子及未嫁女为父，承重孙（长房长孙）为祖父，妻妾为夫，均服斩衰。至明清，子及未嫁女为母，承重孙为祖母，子妇为姑（婆），也改齐衰三年为斩衰。女子服斩衰，并须以生麻束起头发，梳成丧髻。实际服期约两年余，多为二十五个月除孝。

（2）齐衰

齐衰，齐，下衣的边。齐通纃，衰通缞。是次于“斩衰”的丧服。用粗麻布制成，断处缉边，因称“齐衰”。服期分三年、一年、五月、三月。服齐衰一年，用丧杖，称“杖期”，不用丧杖，称“不杖期”。周代，父在为母服齐衰杖期，父卒服齐衰三年。唐代，为母，父在父卒皆齐衰三年；子妇为姑（婆）亦齐衰三年。至清代，凡夫为妻，男子为庶母、为伯叔父母、为兄弟及在室姊妹，已嫁女为父母，孙男女为祖父母，均服齐衰一年，杖与否，各有规定；重孙男女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五月；玄孙男女为高祖父母，且齐衰三月。

（3）大功

大功，亦称“大红”。是次于“齐衰”的丧服。用粗熟麻布制成。服期为九个月。清代，凡为堂兄弟、未嫁堂姊妹、已嫁姑及姊妹，以及已嫁女为伯叔父、兄弟，均服“大功”。

（4）小功

小功，亦称“上红”。是次于“大功”的丧服。用稍粗熟麻布制成。服期五月。清代，凡为伯叔祖父母、常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及堂姑、已嫁堂姊妹、兄弟妻、再从兄弟、未嫁再从姊妹，又外亲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等，均服小功。

（5）缌麻

缌麻，是次于“小功”的丧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用较细熟麻布制成，做功也较“小功”为细。清代，凡男子为本宗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以及为外孙、外甥、婿、妻之父母、表兄、姨兄弟等，均服缌麻。服期三月，五服之外，同五世祖的亲属为袒免亲。同六世祖的亲属便是无服亲了。

五服除了指丧服饰制度外，还指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等服式；谓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自身五代。可以看出，“五服”是中国礼制的体现。

在地理上，大禹也规定了“五服”，《汉书·地理志》：

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9]

意思是禹把天下分为“九州”，同时又分“五服”，那么“五服”是哪五服呢？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10]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孔安国传：“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11]

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国语·周语》）

图7　地理五服

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荀子·正论篇》）

可知，以王畿为中心，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合称五服。这里的“服”为服侍天子之意。

甸服：王四周各五百里的区域，其中靠近王城的一百里以内的地区纳“总”，即带藁秸的谷物；靠近王城的二百里以内的地区纳“铚”，即穗；王城的三百里以内的地区纳“秸”，即去掉藁芒的禾穗；王城的四百里以内的地区纳“粟”，即带壳的谷子；王城的四百里以内的地区纳“米”，即无壳的米。

侯服：甸服以外方圆五百里的区域，其中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向外的一百里是封男爵的领域。剩余三百里是封大国诸侯的领域。

绥服：侯服以外方圆五百里的区域，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要对人民施行文教。其余二百里则振兴武力以显示保卫力量。

要服：绥服以外方圆五百里的区域，其中靠近绥服的三百里是夷人们住的地方，其余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

荒服：要服以外方圆五百里的区域，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蛮荒地带，其余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

通过地理上的五服制度，可以深刻理解古人的“天下”观念，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对王城和周边都城体制的规划，体现着中国传统的礼法。王城与各个都城之间的形制，从城墙的高度、城门的大小、封地的大小都可以看出区别。

《周礼·地官·司徒》给出各个都市建设的宗旨：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过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12]

西周的都市大约分四个等级：天子所居称为“王城”，诸侯所居称为“都城”，卿大夫所居称为“食邑”“采邑”，子男所居称为“城”。城池体现地位的高下尊卑，若不按此礼法，则昭示着野心，如《左传·隐公元年》写共叔段的都城：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13]

共叔段的都城“京”不按礼法修建，即“非制也”，大家看到共叔段不守礼法又得不到惩罚时，庄公的地位也就受到了威胁。我们也能看到“先王之制”，即先王的礼法规定：大的都市建制不能超过王城的三分之一，中等都市的建制不能超过王城的五分之一，小城市的建制不能超过王城的九分之一，规定甚为严格。

连通五服之内都市的道路，也有严格的规范，《周礼·地官·遂人》：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14](www.xing528.com)

关于“沟洫”这个系统，彭林《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文史知识》2002年第4期）有所解释：

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 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城。

上述沟洫、道路系统也有严格的丈尺规定。据郑玄的注：遂，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沟洫上的道路的宽度，径可以让牛马通过，畛可以让大车（车轨宽六尺）通过，涂可以让一辆乘车（车轨宽八尺）通过，道可以让两辆乘车通过，路可以让三辆乘车通过。规定可谓详细了。

西周的道路修建即按照这样的技术标准来执行，《周礼·冬官·匠人》：

经途九轨，环途七轨，野途五轨。^[15]

即明确规定了道路的宽度标准：东、西两都的道路按九轨宽度修建，东、西两都的环城道路按七轨修建，王畿的乡郊路线按照五轨宽度修建。周代的“轨”就是左右车轮的宽度，为八周尺，九轨则是可以容纳九辆车并行。同样，《周礼·冬官·匠人》：

环途以为诸侯经途，野途以为都经途。^[16]

则是说诸侯都城的城市道路为七轨（东西二都的环城路宽度），诸侯国都城的环城道路为五轨（王畿的乡郊路线宽度）。卿大夫的食邑则又次一等。都市与都市之间，就通过这种带有“乌托邦”式想象的道路而勾连起来了。

3.通九道

《史记·夏本纪》：“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17]

所谓“开九州”就是划分九处治水的区域，后来演变为行政区划区域，所谓“通九道”就是开辟九条交通线，为治水创造条件。

这九条交通路线，秦国强先生在《中国交通史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述之如下：

一是“壶太通道”。壶太通道从壶口山东北向，翻越雷首山，直到太岳山。壶口位于山西临汾市吉县境内；雷首山就是中条山，位于山西临汾市蒲县境内；太岳山横跨山西晋中、长治、临汾三市，主峰霍山位于临汾市霍山县，是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一。据古籍，尧帝的首都是平阳，位于山西临汾市尧都区；舜帝的首都是蒲阪，位于山西运城市永济市蒲州镇。2007年考古发现“陶寺遗址”，证实平阳古城的存在，它被誉为“中国史前第一城”。可见壶太通道既是当时首善之区的交通干线，也是黄河上游治理工程的交通保障线，行程约200公里。

二是“汧荆通道”。汧荆通道从汧山东向，翻越岐山，直到荆山。汧山位于陕西宝鸡市千阳县境内，是千河的发源地；岐山位于宝鸡市岐山县境内，是后来周王朝的发祥地；荆山位于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境内。可见汧荆通道是渭河治理工程的交通保障线，行程约400公里。

三是“砥王通道”。砥王通道从砥柱山向东，翻越析城山，直到王屋山。砥柱位于河南三门峡市陕县境内。析城山位于山西晋城市阳城县横河镇；王屋山位于河南济源市境内。可见砥王通道是黄河中游治理工程的交通保障线，形成约300公里。

四是“太碣通道”。太碣通道从太行山东向，翻越常山，直到碣石山。太行山位于山西、河北、河南、北京四市之间，主峰五台山位于山西忻州市五台县境内；常山位于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区内；碣石山有两处，一处位于山东滨海市无棣县境内，另一处位于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县境内。无论以山东碣石山或河北碣石山计算，太碣通道的行程均约700公里，是黄河下游及沇水治理工程的交通保障线。

五是“西太通道”。西太通道是从西倾山东向，翻越鸟鼠山、朱圉山，直到太华山。西倾山位于青海东南部，属昆仑山脉；鸟鼠山位于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境内；朱圉山位于甘肃天水市甘谷县境内，属秦岭山脉；太华山位于陕西渭南市华阴市境内。可见西太通道是弱水及漾水治理工程的交通保障线，行程约1400公里。

六是“熊负通道”。熊负通道从熊耳山西南向，翻越外方山、桐柏山，直到负尾山。熊耳山位于山东枣庄市境内；外方山就是河南郑州市登封市境内的嵩山；桐柏山位于河南南阳市桐柏县境内；负尾山就是湖北孝感市安陆市境内的横山。可见熊负通道是沇水、淮河，以及长江上游和中游治理工程的交通保障线，行程约1500公里。

七是“嶓荆通道”。嶓荆通道从嶓冢山东北向，直到荆山。嶓冢山 位于陕西汉中市勉县境内，是汉水的发源地；荆山位于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境内。可见嶓荆通道是黑水治理工程的交通保障线，行程约500公里。

八是“内大通道”。内大通道从内方山东向，直到大别山。内方山位于湖北荆门市钟祥市境内；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之间，主峰天堂寨位于湖北黄冈市罗田县境内。可见大内通道是长江上游及中游治理工程的交通保障线，行程约500公里。

九是“汶敷通道”。汶敷通道从汶山东向，翻越衡山，直到敷浅原山。汶山相传是大禹治水的起点，位于四川阿坝汶川县境内；横山位于湖南衡阳市境内；敷浅原山就势江西九江市的庐山。可见汶敷通道是黑水及长江上游和中游治理工程的交通保障线，行程约2500公里。^[18]

禹对天下的道路有首开之功，后世都市之间的道路，即沿着大禹所开道路而四散开来。到商代晚期时，已经形成以殷邑为中心的道路交通网络。据马楚坚先生所述：商都殷邑（河南安阳市殷都区）设有6条交通干道：第1条是沿东南方向通往徐淮地区的交通干道，即甲骨文所谓“征人方”的道路；第2条是沿东北方向通往河北卢龙（秦皇岛市卢龙县）及辽宁的交通干道；第3条是东向通往山东蒲姑（滨州市博兴县滨湖镇）的交通干道；第4条是南向通往湖北、湖南、江西的交通干道；第5条是西向通往陕西、甘肃的交通干道；第6条是沿西北方向翻越太行山通往山西的交通要道。^[19]道路交通已初具规模了。

【注释】

[1]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九七六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9年第2期。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县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3期。

[4]方孝廉：《二里头遗址新的考古发现与思考》，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5]郑杰祥：《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些重要遗迹的分析》，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6]〔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23页。

[7]〔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67页。

[8]《史记·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页。

[9]《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23页。

[10]〔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11]〔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12]〔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41页。

[13]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14]〔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32页。

[15]〔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25页。

[16]〔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26页。

[17]《史记·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页。

[18]秦国强：《中国交通史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8页。

[19]马楚坚：《中国古代的邮驿》，上海：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