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亚洲内部联动与整合，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近年来，随着亚洲经济的整体性崛起，亚洲板块内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的联动显著增强。这既构成亚洲整体性崛起的一个重要内生支撑和内在驱动，同时也是亚洲整体性崛起的效应体现之一。在板块内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的多种联动中，表现最为突出、牵动力最大的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其一，东盟从加强自身一体化建设向牵引亚洲地区整合方向发展。东盟2007年制定了《东盟宪章》，并据此着力增强凝聚力、提高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朝着建成以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共同体的目标推进。2012年11月东盟正式启动《东盟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框架》，目标是把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六国已达成的自由贸易区整合在一起，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随着RCEP谈判和建设进程取得进展，以东盟为中心的多个次区域之间的联系和整合势必得到强化。其二，上海合作组织稳步发展，区域整合和辐射力不断增强。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亚洲中心地带最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通过10余年的发展及其对外辐射影响，促进了东亚、中亚与南亚之间的联系。其三，海湾合作委员会地位的提升和作用扩大增进了西亚与东亚的合作。2014年3月，海合会在第130届外长会议上决定重启对外自贸区谈判，其中包括与中国、日本的自贸区谈判。该进程如实现突破，将使西亚与东亚的联动大幅增强。其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加强了中国与泰国、柬埔寨、缅甸、老挝、越南的联动与合作。2018年1月发布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致力于将澜湄合作打造成为独具特色、具有内生动力、受南南合作激励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助力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地区一体化进程。

上述主要机制多从软性的经济层面合作着手，涉及政治、安全等多个方面。各个机制合作联动的领域存在差异，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即高层政治会晤和磋商（如东盟系列峰会、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海合会首脑会议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往来、军事安全合作、人文社会交流，成为拉紧亚洲内部合作的五大纽带。其中，最能体现也最直观的纽带仍然是内部经济联系。21世纪初以来，亚洲区内贸易从8 000亿美元增长到3万亿美元，贸易依存度超过50%；区内已签署的自贸协定从2002年的70个增加到目前的超过250个，该区成为全球自贸区建设最活跃的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入境游客80%以上来自亚洲内部。

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整个地区范围的联动和整合围绕中国展开的成分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对整个地区内部联动和整合的促进抬升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日趋紧密，已经成为许多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投资来源地。中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有一半来自亚洲，对外投资约70%投向亚洲。据统计，中国在亚洲国家开设了超过100所孔子学院，互派留学生超过50万人，同亚洲国家人员往来超过3 000万人次，入境中国内地的亚洲国家人员达1 500多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57%，外国人入境人数前十位的国家中有7个是亚洲国家^[6]。此外，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第二欧亚大陆桥、中俄原油管道、中国-哈萨克斯坦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亚洲地区格局产生了强大牵动力。这些纵横交错的基础设施犹如一条条现实的和潜在的经络，在持续强化着整个地区的联系沟通的同时，不断培育整个地区的共同体意识，增进地区内在联系的紧密程度。 (www.xing528.com)

但同时也应看到，目前亚洲区域内多个合作机制交织并存，相互竞争和碰撞也增大了区域内部耗损，削弱了地区崛起和一体化发展的内在支撑。亚洲存在的系列机制在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的区域促进亚洲内部联动的同时，由于各自追求目标、议程轻重缓急等方面的差异，在客观上相互掣肘。特别是美、俄、日、印等大国出于加强对亚太及次区域主导地位的考量，纷纷加紧推行各自的战略，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强化对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塑造。例如，美国持续加强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俄罗斯加强与印度、日本、越南、韩国等的经济、安全关系，日本持续推进与东盟、中东、中亚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印度加强与日本、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以及伊朗等国的关系。这在增进以某个战略力量为中心的次区域整合的同时，由于各中心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实施之间存在竞争和冲突，这些合作机制在整个地区范围内实现联动受到不同程度的阻隔和削弱。如果地区主要国家不能从亚洲全局出发，求大同存小异，积极促进各个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相互开放、互补共荣，整个亚洲的内部联动将受到分化抑制^[7]。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的重要大国，将进一步带领亚洲国家不断增强亚洲内部联动与整合，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从而增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提升亚洲经济一体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