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引领者与建设者

总体来说，随着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在各种全球和地区治理机制中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的加强，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身份和影响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对亚洲地区经济治理的参与也由谨慎参与向全面参与再向深度参与、有所作为、引领推动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的身份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融入者、参与者进一步发展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建设者、推动者、引领者。同时，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意识和身份也得到进一步彰显，由原来的在国际压力下承担转变为自觉承担、主动承担^[2]。中国积极推动和倡导亚洲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发起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建设，谋划“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亚太自贸区建设等都是这种自觉主动担当的真实体现。

具体而言，目前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角色定位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体化进程和亚洲开放型经济的引领者。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市场、资本、技术全球化中受益颇多，迅速成长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军者。其在日益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也将更多中国企业纳入世界市场竞争，力求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转型。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不仅造就了“中国道路”模式，打破了经济发展只有依靠单一模式才能获得成功的神话，也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提供了有益经验，即通过自主、渐进、创新性的市场化改革融入现代国际体系和拥有共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致力于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和维护亚太地区经济金融稳定，为推动亚太地区继续在世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引擎作用作出突出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的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积极作出了中国贡献。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中国人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中国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3]因此，面对目前全球经济疲软，尤其是反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以及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强势抬头的现实，中国仍然应当坚持作为全球化和开放经济的引领者，在TPP式微的当下推动RCEP、中日韩FTA等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强与各国沟通交流，为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创造有利条件。(www.xing528.com)

第二，亚洲地区发展诉求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发展仍是当前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亚洲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亚洲地区内部发展不平衡，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属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对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形成了掣肘和阻碍。中国在推动和引领亚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关注长期发展议题，维护亚洲地区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探索提出基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投资贸易新规则，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奠定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种发展经验正在以“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形式为载体扩散到包括亚洲地区在内的世界更多的国家。具体而言，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除了要带动亚洲地区国家不断参与和融入新型国际生产体系外，还应关注其特殊的利益诉求，包括：在全球分工中捕获公正的收益、带动国内附加值的关联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劳动技能、构建长期生产能力、促进知识与技术扩散和升级。此外，中国还应特别关注亚洲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风险管理，例如易受外部冲击、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社会、环境、劳工、安全和公共健康等社会问题。这些发展中国家所关切的问题并未充分反映在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贸易与投资协定中。因此，中国应主导制定与推动反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益需求和比较优势的适度规则，一方面强调应保障促进发展的政策空间和规制主权（例如农业安全、反垄断、公共健康等），另一方面强调应消除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贸易干预措施（例如出口技术限制、农业补贴和国内支持等），从而倡导构建一个全面、平衡、公正、包容的全球治理制度体系，引领和带动亚洲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在此进程中不断提升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和水平。

第三，更加公平的国际体制与地区秩序的建设者。一体化的亚洲是世界经济区域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亚洲经济一体化离不开公平包容的国际体制环境，也需要和谐稳定的地区秩序的支撑。中国作为亚洲地区的大国和强国，有责任为亚洲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一体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地区秩序，并为亚洲地区发展争取赢得更加公平的国际体制。目前几大全球性经济治理机构均由美欧主导，服务于发达国家利益。在IMF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份额与投票权挂钩的机制使得发展中国家利益难以被顾及。尽管世界银行新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将中国投票权提升至第三位，但美国仍然保有否决权。与此同时，“金砖国家”等非正式集团正在不断涌现，G8向G20过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为均衡的实力对比。这些组织发布的倡议、框架和决定虽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和惩罚机制，但不失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制度性话语权的有效突破口。因此，中国应致力于维护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与体制，一方面，通过倡导设立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兼顾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新机构作为现行国际体制的有效补充；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产能合作以及工业合作伙伴计划等，以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为理念，以促进长期发展为导向，以提供硬件公共产品为依托，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为突破口，为发展中国家群体带来切实收益，促进公平公正、多元共治、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4]，从而为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外部环境和体制机制上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