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差异加大亚洲一体化谈判难度

经济一体化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互联互通”。亚洲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金融机制，抑或能源供给，离互联互通的要求差距还很大。当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时，亚洲脆弱的经济便遭受摧残。美国的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给亚洲经济套上流动性的绞索，QE3退场后，亚洲经济又面临被大量“抽血”的挑战。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也阻碍了亚洲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而欧洲经济一体化不仅有密如蛛网的铁路相联通，还有成熟的金融体系作为保障，而且一条输油管道覆盖欧洲大地保证了能源共享。至于北美，则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大洲，其最主要的两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均为发达国家，人类发展指数较高，经济一体化水平也很高。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具活力与潜力的地区，亚洲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有日本、韩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有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有很多欠发达国家。三类国家均希望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通过经济技术合作获得收益，但因经济发展水平与规模的不同，它们对贸易自由化具有不同诉求。

发达国家拥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创新机制，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先进，资本丰富。因此，此类国家不仅希望通过贸易自由化实现资源的全球最佳配置，同时还希望通过高标准的贸易协定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尤其是环保、劳工标准、政府采购等市场准入标准，更倾向于代表发达经济体的利益，力争主导区域贸易规则的制定权，通过发达经济体的联盟效应，无形中将亚洲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外，遏制其借助区域贸易自由化来发展本国产业的行为。(www.xing528.com)

而对于处于生产链底端、产业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对本国的落后产业加以适当保护。发达经济体控制了产业链上附加值最高的研发、核心产品生产等环节，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深度涉足严重威胁到了东盟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而以东盟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即使产品生产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也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积极应对发达经济体对其造成的威胁，维护自身在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影响力，并以这种方式抗衡发达经济体。因此，亚洲不同层次国家的不同诉求使得一体化的进程谈判难度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