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大，区域经济合作失衡

亚洲各经济体经济结构不同，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采取的对策不同，导致亚洲经济政策分化严重，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较大。比如日本试图靠货币政策来实现结构性复苏，采取包括加码量化宽松规模和实施负利率政策在内的“超级量化宽松政策”，以期刺激国内投资和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些措施仍难以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外需依赖型经济结构、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增长的国债负担等长期结构性难题。中国通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和加大对外投资力度，来解决自身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为本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然而，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经济结构转型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亚洲的资源出口国则面对如何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全球需求不足、美元升值等带来的外部冲击的问题，亚洲美元债务较重的经济体则要努力化解美元升值所带来的债务风险。

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一系列失衡特征：一是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与质量失衡。亚洲是全球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最多的地区，但一直缺少统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二是大国与小国的失衡。由于大国之间的矛盾，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在某种程度受小国（或小国集团）的影响较大。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三是域内国家影响力与域外国家影响力的失衡。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作为域外国家，美国一直主导着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和方向。

2015年10月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完成谈判，成为许多亚洲国家所期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板。除了第一批成员国外，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表示出尽快加入的意愿。而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TPP，这显然不是特朗普的个人偏好所致，而是美国反全球化理念的必然结果。以日本为主的其他TPP成员国试图说服特朗普改弦易张重新加入TPP，但至今未能如愿。同时，部分成员国（如澳大利亚、智利）希望由中国填补美国所留下的空缺同样面临众多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日本。作为剩余11国中的最大经济体，安倍政府当初参加TPP的动机主要是基于非经济层面的考虑。特朗普执政后，安倍政府又把维护美日同盟作为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石，这就决定了即便中国有意愿参加，日本也不可能接受。

在TPP遇阻的情况下，亚洲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有望进一步加快，但它很难成为亚洲多数国家所认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板。目前，谈判的主要障碍在印度。维持原有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印度无法接受；降低既定的标准会遭到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反对。特朗普政府退出TPP之后，亚洲多数国家怀着“必须要做点事情”的心态会更积极地推动RCEP谈判。为尽早取得成果，适当降低贸易投资自由化标准或者做一些妥协是最可行的选择。以TPP为参照系，RCEP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无疑是低水平的。即便RCEP得以达成，亚洲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恐难完全认同以它作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板。

美国放弃TPP并不意味着它将放弃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因为亚洲仍然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依照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一方面，美国可能会对已经和美国签有双边自贸区协定的国家重新开展谈判，如美韩自贸区协定，原因是韩国对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顺差。另一方面，美国会选择没有与之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国家开展双边谈判。在这方面，日本将是首选。日本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之一，打开日本市场是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同时，鉴于日本对美日同盟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特朗普恰好可以对其运用“敲诈式谈判”，迫使日本开放汽车市场。这种以双边为主的自贸区谈判将会使亚洲地区的“面条碗效应”进一步加剧。

近年来，亚洲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只有不断深化区域一体化，各国才能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实现更稳健的经济增长。继续加强合作，是亚洲经济新活力的重要来源。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环境下，亚洲国家要破解发展难题，就必须加强内外合作。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东亚经济“韧性”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东亚各国意识到IMF等区域外国际组织的有限作用以及本地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这成为东亚区域合作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此后，东亚经济一体化沿着“10＋1”“10＋3”、东亚峰会、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多条路径同时开展。东亚区域合作的成果在2008年次贷危机不断升级时得到初步体现，东亚各国经济的脆弱性明显降低。当美欧经济受到冲击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仍保持了难得的经济活力。同时，东亚地区区域一体化机制得到不断发展。2009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成立总规模达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2010年，该基金正式开始运作。同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合作的成果也对区域外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继2005年东盟10国和中、日、韩、印、澳、新6国领导人在吉隆坡举行首届东亚峰会后，2011年美国和俄罗斯也成为该峰会成员国，这标志着“10＋8”机制运作的开始。

总之，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经济禀赋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等发展基础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同样也有发展较为滞后的国家，如柬埔寨、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这些差异对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构成重要障碍，但并不妨碍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打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区域内多边和双边自贸区谈判，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努力促成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等等，无不体现出中国在发展同亚洲周边国家经济合作中的新实践、新领域和新高度，有利于拓宽和这些经济体的合作之路。(www.xing528.com)

【注释】

[1]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7．

[2]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84．

[3]阿伦·弗里德伯格．中美亚洲大博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9．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84．

[5]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国际清算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