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作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量的经济全球化发展遭遇阻力,反经济全球化思潮高涨,逆全球化行为此起彼伏,给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地增长带来新的不确定影响。在经过上一轮近20年快速发展以后,当前经济全球化陷入低潮期,面临以下几个重大挑战[1]:一是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良好环境缺失。在经济全球化中,不同国家、不同阶层掌握的资源、所处的位势和参与的程度等存在明显差异,不可避免地出现获益不均的问题。在世界经济上行期,增量财富创造速度较快,国家之间、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虽在拉大,但增长带来的“蛋糕”做大效应可以缓和或掩盖这一矛盾。因此,这个阶段多数国家和群体会支持经济全球化,支持削减跨境贸易投资壁垒。但在世界经济下行期,全球经济“蛋糕”不易做大甚至变小,分“蛋糕”的难度加大,竞争也更趋激烈,前期被掩盖的矛盾就会浮出水面、逐步凸显出来,使反全球化有了一定的市场并获得较多支持,各类保护主义势头也就有所抬头甚至不断加剧。相关研究表明,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第五轮长周期下行阶段,新旧增长动能尚未有效接续,主要经济体潜在增长率普遍下降。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使得经济全球化发展环境更加恶劣,这为一些人将困扰世界的问题甚至国内的矛盾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借口。
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滞后,经济全球化发展有效机制缺失。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良好的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兼具高效性、包容性和安全性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以推动全球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充分反映各国利益诉求和主张,防范经济紧密联系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当今世界,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经济全球化进入金融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构建的新阶段,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明显滞后,存在有效性不足、包容性不足、安全性不足等问题,已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2]。
三是全球发展失衡加剧,经济全球化发展普惠模式缺失。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正效应,也带来负效应。正效应主要体现在增长方面,负效应主要集中在分配问题上。“冷战”结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在促成贸易大繁荣、投资大发展、人员大流动、技术大扩散的同时,也带来获益不均的问题,导致全球发展失衡加剧,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贫富差距拉大。从不同国家看,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主动和强势地位,其获益要远大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能源原材料输出国地位,贸易条件恶化、债务负担沉重、金融风险增加。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被长期锁定在中低端环节。从不同群体看,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全球仍然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四是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经济全球化发展产业基础缺失。科技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基础。交通和通信技术进步在大幅降低贸易成本的同时,有力地带动了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供应链可拆分为不同环节并散布在全球不同地区进行模块化生产,跨国公司得以根据各国要素禀赋布局价值链,形成了美欧提供研发和终端消费市场、日韩提供精密零部件、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加工组装服务的全球生产网络,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仍处于量变阶段和突破前夜,且仍以信息技术智能化应用为主,属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延续和深化。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技术、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新兴技术虽日益兴起,但与之相联的产业链条比较简单,还不适合大规模模块化生产,对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经济全球化发展缺乏新的产业基础。(https://www.xing528.com)
本轮全球化在经历近20年的快速发展以后,出现了一股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和思潮,经济全球化是否带来双赢甚至共赢的认识遭到不断质疑和挑战。近年来,受欧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逆全球化潮流不断涌现并愈演愈烈。特别是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经过近十年时间的恢复、调整和变革,全球经济并没有迎来理想的复苏,相反却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机制不振、各类区域性的贸易投资协定碎片化,美欧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朝着去全球化方向发展。席卷欧美的民粹主义认为,现在需要封锁边境、强调民族主义,即本国第一、管好自己。他们的观点得到很多民众的认同,这实际上是一种逆全球化现象。
逆全球化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意味着当今世界发展不确定因素增加。逆全球化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全球部分地区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资源分配不公,社会上的被遗弃感和不安全感增强,从而让民心转向打“民粹牌”的政治人物,将他们视为救命稻草。范黎波、施屹舟(2017)认为[3],“逆全球化”趋势形成的根源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公共政策失灵导致经济低迷态势无法缓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但许多国家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无法缓解经济衰退,还让社会中下阶层群体在种种无效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利益再度受损,这引起公众极大的不满,最终在发达国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思潮的迅速发展。二是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态度较为消极。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内部各阶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利益分配难以均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在分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红利时占据了更多优势,而人数占绝大部分的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出现收入下降的趋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马太效应的显现使贫富差距拉大是发达国家中下阶层抵制经济全球化,并成为“逆全球化”推动力量的主因。三是移民问题使得民众的被遗弃感和不安全感增强。移民问题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一大挑战,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安全隐患导致移民接纳国人民将矛头指向经济全球化,这也是“逆全球化”浪潮中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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