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与地区发展差异：教育水平投资关键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宏观经济学的兴起和计量方法的不断成熟，当人们从总投资、总收入、总储备与总消费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去研究时发现，发达国家的产出增长率均高于投资的增长率。这两者的差额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余值增长率”。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导致经济增长快于投入增长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二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一）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1.人力资本的内涵和特性

“人力资本”概念最早是由欧文·费雪在1906年发表的《资本的性质和收入》一书中最先明确提出的，但未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可。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发表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中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一些学者从内容上把“人力资本”定义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状况的总和；有的学者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来进行定义，他们根据贝克尔的观点“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用于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的货币和消费能力的投资为人力资本投资”，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人们在教育、职业培训、健康、移民等方面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还有学者从两者结合的角度来定义人力资本，认为人力资本是指“通过后天投入而凝结在人体内，具有经济价值并能带来未来收益和据此参与收益分享的知识、经验、技术、能力、工作努力程度、协作力、健康及其他质量因素的总和”。

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人力资本具有自增性。物质资本的使用价值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逐渐消耗殆尽，而人力资本在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初始人力资本后，在生产活动中通过经验的积累和运用已有知识的熟练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将得以不断提高。人力资本这种独特的自增性，在生产或服务中不仅使人力资本自身的生产效率提高，而且也使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增加，使单位产出的投资成本下降，这也称为人力资本的效率功能。显然，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可以节约物质生产要素，这对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对于缺乏物质资本的国家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2.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来源。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独特的作用。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资本和劳动的存量变动只会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长率，而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却有可能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即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人力资本相对存量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在长时期内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之所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足人力资本边际收益率的变化具有特殊的性质。发达国家的产出增长率之所以持续高于投资的增长率，原因就在于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特性抵消或削弱了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下降。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通过人力资本的效率功能机制，使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最大值提高、边际收益开始下降的临界推后、物质资本边际收益下降速度减缓等，从而提高了其经济增长率。所以，一个国家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当其在经济增长率提高时，可以增加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速度；当其处于经济增长率下降时，可以减缓其下降速度；同时，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也可以延长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提高或保持较高水平的时期。

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两个最重要的变量。教育支出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教育从两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首先，教育提高了个人的生产率。从地区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一个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会使整个地区的学习能力普遍提高。相应的，地区之间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其次，教育有着正外部性。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大大高于其私人收益率，普及教育能够增强地区的社会能力，因此，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于所有个人效果加总的总和，更多的教育能够增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能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增加健康投资对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对医疗、卫生、保健等健康资本的投资能够延长一个人的寿命，保证人力资本效能的正常发挥。健康水平提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有关研究显示，在中国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营养摄人与生产率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研究还显示，健康对发展中国家增长的效用大于发达国家。

（二）中国人力资本的区域分布及其流动

1.人力资本存量的价值衡量

作为现在和未来产出与收入流的源泉，与物质资本相同，人力资本也有一个价值量的问题，即人力资本存量。国际上多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方法。由于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经济运行中，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需经过对教育培训的投资才能获得，相比较而言，把教育程度作为人力资本价值的传递信号更具有科学性。受教育年限法属于从投入角度考虑度量的一种方法，为了度量异质型劳动力之间所含人力资本的差异性，一般是将劳动力分类，然后按照不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质对其进行加权求和，即得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目前，有许多学者采用这一方法对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进行了评估，如胡鞍钢用劳动力人口数乘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总量，指出中国人力资本占世界总人力资本存量的比重高达1/4，已经从世界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8，教育程度的信号传递作用也十分有限。由于知识来源渠道的多样化和边干边学范畴的存在，若仅用教育程度作为信号，就会忽略非教育形式形成的人力资本。而且，教育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如一般性人力资本、技能性人力资本、创新性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作用，更遑论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还存在“高分低能”等不合理的问题。但对于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的估计，用该地区全部人口教育水平情况的指标来予以说明应该是可取的。

2.人力资本分布的区域差异

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就中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地域分布而言，是不平衡的。随着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日益增大，人力资本存量的地区分布差异也越来越成为引起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存量概念，其形成途径除教育投资外，还与医疗卫生投入相关。前者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主要体现在一定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而后者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体现在一定量人口所拥有的医生和床位数上。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两方面来比较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

（1）教育差异

衡量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及其差异，可以有若干不同的指标以供选择，比如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在校学生数、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人员数量、RD经费开支等。这些指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地区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差异。

从各地区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来看，东部平均为9.7年，中部与东部比较接近，为8.1年，西部是7.4年，；从教育规模看，普通中学和中专在校学生人数占人口的比例东部为10.27%，中部为7.88%，西部为6.90%，；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人口比例东部为1.21%，中部为0.64%，西部为0.53%，。这些数据表明，从整体来看，东部的人力资本受教育规模和程度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从专业技术人员和研究开发经费看，东部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与人口比例为2.26%，中部为1.79%，西部为1.52%，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分配相对平衡，但按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看，差距较大。在东部，研发经费占GDP的2.1%，而中西部分别只有0.9%和1.2%。

从技术成果及其市场转化的角度看，地区差距就更大。东部地区每万名专业技术人员申请专利140件，获得授权83件，而西部只申请了专利35件，获得授权22件，西部仅相当于东部的1/4。

以上情况说明，无论以教育的相对规模还是以专业技术人员来衡量，东中西部之间人力资本存量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最为突出的差距是中西部地区科技成果向市场转化的程度太低，在人力资本的产出率方面无法与东部竞争。这显然是制约中西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我国东中西部人力资本配置的不均衡是相当突出的。我国人力资本配置无论是数量还足质量，东部地区都占绝对优势。人力资本的这种空间分布特征，与我国人口和就业集中分布于东部相吻合。

（2）医疗卫生资源的分布差异

人力资本存在于人体之中，因此人的体魄、精力、健康和寿命长短可以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和收益率，以及人力资本生产效率的发挥。无论是从其提供的工作总量来看，还是从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数量与质量来看，健康的体魄对于一个国家、地区、个人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医疗卫生总体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预期人均寿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也应当看到，地区间存在很大差异。

区具有较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东部人口比中西部地区人口更容易获得医疗卫生服务。东部地区平均预期寿命比中西部地区分别高出2.64岁和5.8岁，而死亡率比中西部地区分别低0.27个千分点和1.18个千分点，表明东部地区人口具有更高的预期寿命、更低的死亡率，因此相应的延长了人力资本发挥效能的时间，提高了个人的终生收入总和。

3.人力资本流动及其效应

人力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差异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劳动力特别是人才都有向经济增长快的区域集聚的趋势，由于他们身上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存量，因此，人口的流动对于流人和流出地区来讲，其效应是不相同的。对于人口净迁入的地区来说是获得了没有花费任何培养成本的人力资本，而对于人口净迁出地区来说，则会因为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流失而削弱经济发展潜力。从人力资本理论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研究来看，这种流人和流出必然进一步加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进而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别。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从总体上讲，人口的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起到了均衡作用。(www.xing528.com)

经济因素历来是影响人口流动和迁移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期间，体制和政策对人口迁移具有极大的控制作用，几乎没有人口的自发流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政府对人口迁移控制政策的逐步缓和，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已呈明显增大趋势。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所形成的推力、拉力作用下，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大量流向东部沿海地区。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在所有流向东部地区的迁移者中，东部地区各省之间的流动仅占五分之一，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迁移者占了大多数，而且主要是流向城镇。另外，从迁移者受教育程度看，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1年，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高中和中专等中等教育水平上，占迁移者总体的67.6%；大专及以上水平者占迁移者总体的15.5%，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全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所占的4.8%的比例，甚至高于城镇9.9%的比例。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导致我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在数量及质量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人力资本的自西向东流动，一方面优化了人力资本的配置，盘活了人力资本存量，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尤其是农村中的初级人力资本向东部城镇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东部城镇一、二产业发展中的人力“缺口”，加速了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中西部地区而言，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另外，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增加了西部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对那些相对贫困、外流劳动力多的区域来说，这种增收效应特别明显。因此，劳动力流动的后果，从微观上看是流动者或其家庭的经济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从宏观上看则影响了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由不均衡趋向均衡。

但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大量高级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入东部，使得急需人才的西部地区人才更为匮乏。调查显示，西部外流人才中，受过高等教育和高级技术培训的、具有专业技术职务和管理经验、掌握关键技术和科研成果的人员占了绝大多数，而且他们的年龄大多在25—45岁之间，度过了毕业后的适应期和创业的准备期，正是企事业单位的中坚力量。这些人才流失使东部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免费流人，使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几无收益，西部地区在失去人力资本的同时也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机会，最终导致“西部地区越穷一人才越外流一西部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就越不高一人力资本存量就越少一西部地区越贫穷”的恶性循环。

（三）东部人力资本优势：技术进步与外资吸纳

在制度既定的条件下，虽然一个地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其拥有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量的数量和质量，但从长期看，其经济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该区域人力资本的质量。蔡防等从内生增长理论探讨了具有外部性的人力资本禀赋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在中国各地区之间，越是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地区，在随后的增长中越足倾向于有较高的速度。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大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550，而西部为0.384。李红松、左相国通过对区域人力资本积累效益的测算表明，东部人力资本积累效益明显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西部，东部单位人力资本存量增长带动经济增长高达0.8383个百分点，中部为0.2463个百分点，而西部则几乎为零。

1.人力资本优势对东部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

较为优质的人力资本存量对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和创新具有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是人力资本与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人力资本不仅具有生产要素的功能，同时还具有科学与技术发明与创造的功能，是科学与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任何科学和技术都是由人创造的。科学技术人员被称为“研究与开发能力”。研究与开发能力正是人力资本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发达国家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都在2000或3000人以上。

二是人力资本是技术扩散的必要条件。技术扩散过程实际上是人力资本投资与形成过程，而该过程对所投入的人力资本本身有更高的要求。有关研究表明，新技术扩散的范围和速度与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密切的关系。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存量越大，技术扩散的范围就越广，扩散的速度就越快。技术扩散对人力资本有两个方面的要求：其一是推动技术扩散所需的人力资本；其二是接受和学习新技术所需要的人力资本。

三是人力资本存量决定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水平。技术进步有三种模式：美国和英国是第一类模式的代表，依靠自身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来推动技术进步；日本和韩国是第二类模式的代表，侧重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中国和东盟国家基本属于第三种模式，其技术进步主要不是依赖本国的创新活动，也不完全是对引进技术的改进和模仿，而是通过吸引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来吸收外资所带来的前沿技术。虽然从长期来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必须以本国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为基础，但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如何充分利用外商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是极其重要的。

决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技术转移水平有两个因素：一是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产品所处周期；二是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其中就包括熟练劳动和管理人员的可获性。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素质和跨国公司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就会加大跨国公司的技术进入成本。因此，FDI中的产业选择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或竞争能力。如果发展中国家无法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或竞争能力，那么发达国家FDI转移的就是落后、淘汰的产业和技术。只有当跨国公司面临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威胁时，发达国家才可能将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新的产业FDI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根据尼尔森和费尔普斯的观点，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往往技术进步的进程更明显。人力资本可通过两种机能影响经济增长，一是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国内的技术创新；二是人力资本存量会影响向国外学习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其吸收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能力，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本，就会限制对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接收和应用。事实上，人力资本常常是跨国公司在投资区位选择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显然，东部地区由于在人力资本存量和水平上较之西部地区具有绝对优势，所以对外资有较大吸引力；而跨国公司先进技术通过人力资本溢出，为东部地区技术模仿、技术创新提供了平台，进而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

2.对引资竞争和外资吸纳能力的影响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本更易于吸收和使用从发达国家引进和扩散的新技术，所以也易于在引资竞争中取胜。人力资本对引资竞争和外资吸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是人力资本通常是吸引外资的首要因素。在诸多吸引外资的因素当中，人力资本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人力资本决定了FDI的规模和区位选择。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获得的外资也较多，跨国公司只把复杂的技能密集型的子公司放在具有良好教育素质的劳动力国家，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国家只能获得少量的外资流人和外资企业转移过来的一些相对简单的技术。

二是FDI的外溢效应有赖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配合。FDI作为私人投资的一部分，会直接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这种作用是短期的，FDI对产出增长不会有持久影响，因为根据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吸收FDI的东道国最终会向该经济体的长期稳态收敛，吸引FDI的流人，仅仅完成了利用外资的第一步。FDI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永久性的技术变革。所以对东道国来说，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让FDI的溢出效应充分发挥，促进引资国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最终形成FDI流人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FDI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及其作用程度的大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都希望通过FDI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是自动产生的，这个过程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有关，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开放度、政策环境等都会影响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其中，人力资本是吸收能力的核心因素。FDl只是一国发展的潜在工具，它并不一定会带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它只是发展中国家接触先进技术实现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一个契机。FDI必须要有比较快的人力资本积累相配合，离开了人力资本积累配合，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微乎其微。FDI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与人力资本相结合：人力资本越高的地区，吸收新技术的能力越高、成本越低，FDI的外溢效应就越能发挥出来，从而相同数量的FDI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大。但是，FDI发挥积极作用的首要前提是所在地必须跨越最低限度的“人力资本门槛”，否则FDI的流人就会产生“飞地”效应，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

三是人力资本和FDI存在良性循环关系。FDI是人力资本积累的催化剂，FDI的流入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引资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具体而言，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活动会促进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开发，对东道国教育系统和在职培训方面产生良性影响：跨国公司的产出和税赋贡献使得东道国有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投资；跨国公司为员工提供高薪和良好的发展机会，能够吸引东道国的海外学子学成回国工作，抑制了东道国人才的外流；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为当地被雇佣的高技能的理、工、商专业毕业生提供高工资和优越的福利待遇，从而刺激了发展中东道国人们对高层次教育的追求；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为其在发展中东道国的雇员提供在职培训，为东道国培养了一批中高级管理技术人才，也促进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开发，提高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质量。东道国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又会增加FDI的流入。一些学者将人力资本变量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种指标，结果发现，对东道国经济有增长效应的、能够带来技术扩散的外商直接投资一般要求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是和中高级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结合在一起发挥技术扩散效应。所以，FDI引入的“马太效应”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具体到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也是一样。

总之，一国或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存量与其对外资的利用能力高度相关。FDI进入的多少和技术含量取决于东道国人力资本的规模和水平；FDI产生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能否为东道国所吸收，也取决于该国人力资本的水平和结构；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取决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赵江林，2004），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是提高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前提和关键。

（四）政策启示

1.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人力资本投资是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可以创造区域间收敛的条件，达到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预期效果，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政策，应该从增加物质资本投资转移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引进人才。从吸引外资的角度看，就是要跨越“人力资本门槛”，提升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各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市场经济运行环境、法制环境等），减少外资在发达地区与西部地区一贯以来的分布不平衡，同时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缩小全国地区差距的双重目的。

2.针对目前西部地区面临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经费短缺和人力资本严重流失的双重矛盾，一是要使人力资本的投资重点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协调。在近期，重点普及基础教育，发展中等教育，尤其是技术职业教育，通过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普及造就工业化所急需的熟练工人，促进对先进技术知识的吸收和引进设备的利用。同时，通过对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进行低成本的模仿，以实现初始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长期看，要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投入，这是西部地区得以保证持续经济增长并赶超东部地区的必要条件。二是要开放教育市场，鼓励私人、企业投资教育，充分发挥民间办学力量，从根本上解决传统计划体制造成的国家垄断办学的问题，有效解决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三是实施人才引进工程，高薪引进外部人才来满足对高层人力资本的需求。形成良好的用人机制，完善人力资本产权，通过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国内、海外高级人才，留住本地人才，促进西部人力资本积累。四是通过各种政策加大西部开放力度，造成对本地区经济的外部冲击。实践证明，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越高，其接收新思想和新技术的能力和速度就越高。

3.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投资，积极在农村开办扫盲班和技术培训班，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脱贫功能。落后地区政府在对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投资于教育的选择中，通常是偏好前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地方政府担心对教育的投资会可能随着人口流动而外溢到东部地区，从而享受不到投资收益，因而缺乏投资教育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投资于基础设施体现了政绩，同时还可以改善当地投资环境，鼓励和吸引外商投资。因此，从政策上来说，地方政府应该坚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投资的重要性，同时中央政府应该从大局出发平衡落后地区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不足，以提升内陆对培养人才的兴趣。

4.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加大健康投资力度。目前，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尤其是部分农村地区，连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都不具备，相当一部分人无钱就医。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加大基本医疗卫生设施的投资，力争建立比较完备的医疗卫生体系，扩大健康资本的积累。

最后，应该注意的是，人力资本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在大力投资人力资本的同时，还要重视物质资本的协调配合，重视经济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