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一）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资本作为一种稀缺的生产性资源，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投入要素之一。从类型上讲，资本一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三种形式。

所谓物质资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用来生产消费品或生产资料的耐用品，或者是指长期存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设备、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储蓄，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在封闭型发展模式下，资本形成是靠本国经济自身的积累能力实现的，资本形成规模要受本国经济本期积累能力的制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储蓄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

储蓄通常是研究资本积累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切入点。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维持足够的储蓄水平，并将其有效地转化为实际投资，是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集权经济下，储蓄向资本的转化主要是通过财政完成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向资本的转化通过市场实现，资本形成以金融形成的方式，通过市场等价交换即价值规律完成。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的规模，资本积累的扩大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在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型中，储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因素。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资本稀缺，储蓄率太低，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的直接原因和必然结果。要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的增加储蓄，扩大投资，促进资本的形成。罗斯托认为，一国要实现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中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将净投资率或资本积累率（或储蓄率）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至10%以上，并认为这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刘易斯把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看成是资本形成率提高的问题。他说：“如果不能说明储蓄相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原因，也就不能说明任何‘工业’革命。”

“资本决定论”是古典及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经典解释。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资金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如何在工业化初期筹措到足够的、大量的初始资本促使其经济起飞，进而实现经济现代化，通常是其遇到的一个首要难题。

2.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充分证明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上安装着四个轮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积累、技术变革与创新，各国经济增长足其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不同比例组合的函数。虽然许多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就中国现阶段情况而言，资本积累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支撑。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与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很小，大多数年份为负贡献。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逐年增加。资本积累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主要推动作用，在各个时间段都超过其他要素总和，且呈继续上涨势头。就劳动贡献度而言，由于中国劳动力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使得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在中国经济中资本和劳动力缺乏替代性，致使劳动力要素的边际产出十分微弱，劳动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就技术进步的贡献度而言，尽管我国近20年来技术进步一直呈上升势头，但这主要是通过引进外资获取技术扩散的后发优势的结果，由于我国的科技基础比较薄弱，提高幅度不会太大；就体制变革的贡献度而言，中国的改革从总体上看是一个放权让利的过程，时至今日，改革初期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经济能量已逐步减弱，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逐步缩小；就中国现阶段的生产方式而言，属粗放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的原材料和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支撑，因此，资本积累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资金是一个普遍短缺的要素，资金投入的增长及其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的增长有重要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积累，势必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

（二）中国区域资本形成的空间特征(www.xing528.com)

1.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资本形成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以财政为主导的投融资体制，国内储蓄的积累、投资的增加、资本形成都是通过财政手段来完成。同时，在“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下，全社会通过金融渠道进行的投资和资本形成也较均衡。集权的计划体制通过对资金流量和流向的行政控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地区产业体系和资本存量的平面式扩张，形成了金融成长的行政化均等的区域格局。因此，改革开放前各区域间资本形成规模差距并不大，资金配置的均等化直接导致了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同步。

2.财政性因素

（1）中国的财政分权

财政对区域投资的影响一般通过三条途径：一是直接对某区域进行投资，通过对基础设施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带动私人投资；二是对特定区域的产品进行政府采购，从而促进该区域的经济增长；三是运用财政政策如税收优惠等影响资本收益率，从而实现物质资本的区际流动。因此，财政体制本身对资本形成、对区域经济差异都有较大影响，财政实力强的地区资本形成能力也强，而财政实力弱的地区资本形成能力不足。

在改革前，中国的财政制度是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统收统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有自己单独的预算。1980年开始实施“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地方财政包干政策；1985年在第二步利改税基础上，对财政体制作了一些改进，以税种作为划分收入的依据，重新确定收支范围和包干基数；1988—1993年，为了稳定中央同地方的财政关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务院对不同地区实行了六种不同的包干做法，它们分别是“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和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及“定额补助”。

财政分权对中国各省间的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作用。一方面财政分权提供给了地方政府更多的资源，从而增加了它们的投资和支出，因此，财政分权可能会通过增加投资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也可能通过提高地方政府资源配置的效率来对经济增长做贡献；财政分权通过减少对低生产效率部门的投资和增加对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投资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这种由于财政分权所带来的效率提高的作用，同技术变迁所起的作用类似，都可以对人均GDP的增长率带来长久的影响。

（2）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

一个地区的资本形成与中央政府对区域投资的倾斜方向、倾斜力度有关。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施“效率优先”的区域发展战略，国家投资布局政策向东倾斜，使东部地区得到国家更多的资金支持，支撑了东部地区的“优先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是考察中央政府投资重点转移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央政府将近2/3的基础设施投资投向了中西部地区，而沿海只有36%。1979年以后，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重心明显从内陆转到了沿海。从80年代至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及贷款投资总量的60%以上是在东部地区完成的，西部地区不足20%，这些都导致了区域间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