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及性别分布概况

如表3-3所示，2017年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年龄为40.1周岁，年龄中位数为42.0周岁，女性的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都显著高于男性，为41.0周岁和44.0周岁，分别比男性高出1.7周岁和3.0周岁。在年龄层构成上，男女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非常接近，分别为68.0％和68.9％，但是男性的少儿人口比例为17.8％，明显高于女性的少儿人口比例（15.7％），而男性老年人口比例则低于女性的老年人口比例，分别为14.2％和15.4％。

表3-3　2017年农村人口年龄结构

注：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划分，少儿人口指14周岁及以下的人群，劳动年龄人口指15周岁及以上和64周岁及以下的人群，老年人口指65周岁及以上的人群。

表3-3体现了我国整体“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年龄结构，具体如图3-4所示，且在特定的几个年龄段，如30～39周岁、55～59周岁，存在明显的“凹点”。这种年龄结构的形成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自然条件变化、国家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由于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迈入了第一个生育高峰，较高的出生率使得人口总量快速增长。但是在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极大影响，出生人口也相应显著减少，使得人口总量呈现“先增长，后下跌”的态势，从而导致目前55～59周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凹点”。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后，明显改善的自然环境和迅速发展的经济条件使得人口出现了“补偿性生育”现象，我国进入了第二次生育高峰。但是在这一阶段，人口数量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压力，我国开始尝试性地推广计划生育政策，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内，人口出生率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三年困难时期中出生的人开始进入生育年龄，较少的生育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使得该阶段出生的人口数量迈入低谷，导致目前30～40周岁年龄段人口占比“凹点”的出现。而在此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开始进入生育年龄，人口数量有所回升。

虽然我国农村年龄结构中有几处“凹点”，但其整体上仍然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进入“倒三角形”的衰退型年龄结构，届时我国农村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

图3-4　我国农村人口年龄性别分布

我国“中间大，两头小”的年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家庭人口负担的情况。如表3-3所示，我国农村家庭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16.8％、68.4％和14.8％，即68.4％的劳动人口，需要抚养16.8％的少儿人口和14.8％的老年人口。而如表3-4所示，我国农村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46.1％、24.5％和21.6％，劳动年龄人口面临着相当大的少儿和老年抚养压力。(www.xing528.com)

表3-4　2017年不同地区农村家庭人口负担情况　单位：％

注：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划分，少儿人口指14周岁及以下的人群，劳动年龄人口指15周岁及以上和64周岁及以下的人群，65周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少儿抚养比指少儿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老年抚养比指老年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总抚养比指少儿和老年总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

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的总抚养比呈现一定差异，中部地区最高，为47.9％，其次为西部地区，为47.2％，东部地区最低，为43.0％。东部地区的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分别为22.1％和20.9％，均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且少儿抚养比与中部地区（25.5％）和西部地区（25.8％）差距较大。少儿抚养比的较大差异有可能源于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对生育观念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抚养子女的成本也比较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倾向不生育或少生育，使得东部地区的少儿抚养比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

除了抚养比，人口老龄化率同样影响着一个社会的人口负担水平。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当一个社会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0％以上时，该社会就迈入了老龄化阶段。如表3-4所示，我国农村整体人口老龄化率达到了14.8％，是老龄化社会标准的两倍多。在地区层面上，中部地区的老龄化率最高，达到了15.2％，东、西部地区较为接近，分别为14.6％和14.5％。

精准脱贫是我国现阶段三大攻坚战之一，许多研究表明，“因学致贫”和“因病致贫”问题是家庭贫困的两个主要原因。因此，本报告期望探寻贫困家庭和非贫困家庭在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方面是否存在明显差异。根据收入水平，我们将全部家庭划分为相对贫困家庭与其他家庭，划分标准详见1.4.2节。如表3-5所示，相对贫困家庭的总抚养比（57.3％）要远远高于其他家庭（33.7％），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30.6％和26.7％）均明显高于其他家庭（20.5％和13.2％）。因此，相对贫困家庭中每个劳动力需要承担的少儿和老人抚养比例远高于其他家庭，这将分别增加“因学致贫”和“因病致贫”的概率。

表3-5　2017年农村相对贫困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人口负担情况　单位：％

进一步将我国各省（区、市）划分为高、中、低收入省（区、市）后可以发现，高收入省（区、市）相对贫困家庭的总抚养比最高，为60.9％，高于中收入省（区、市）的57.3％和低收入省（区、市）的56.9％，但高收入省（区、市）相对贫困家庭的少儿抚养比反而是最低的（29.5％），其较高的总抚养比主要来自其显著高于中收入省（区、市）和低收入省（区、市）的老年抚养比。同样地，高收入省（区、市）的其他家庭也同样呈现少儿抚养比最低，而老年抚养比最高的特点，这可能是由于高收入省（区、市）经济较发达，医疗水平较高，从而老年人得以更加长寿，而生育观念以及养育孩子成本较高的问题使得家庭生育更多孩子的意愿较弱。因此，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做到有的放矢、精准帮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