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不足三年的知青岁月中,经历了1977、1978年的两次高考。按照当时的知青政策,知青必须在农村插队两年之后,才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可能。1976年2月我下乡七南大队后,就一直想在农村踏实安心地做知青。1977年4月就入了党,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还是七南大队知青点的点长,觉得各级组织对我很器重,社会活动、农村劳动、知青点生活也很丰富。当时两个哥哥都已在外地安排了工作,觉得父母和家庭也需要有人照顾,所以当时脑海里只想插队两年后,依靠组织在县里安排工作,这个想法在脑海烙印很深。
当时社会上有三个公众人物对我影响很大,一是山东省文登市的张海迪,中国著名残疾人作家,也就是现任的国家残联主席。张海迪1960年5岁时高位截瘫,但她身残志坚,自学完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并学会了多种外语。后来她抱病写作,成果颇丰。她在电视、报纸上自述的成长史和新闻单位对她的报道,激励了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二是北京师范学院的讲师李燕杰,从1977年1月他第一次公开演讲开始,就引发了一时的社会轰动,之后,他曾到过海内外近400个城市演讲3200余场,他那妙趣横生的语言时时令我回味。1980年3月25日,新华社一篇通讯在探讨“政治性很强大的道理,怎样才能让青年学生乐于接受”时,总结了李燕杰的经验:在讲解理论时,有点哲理;在传授知识时,在语言表达上有点新意,有点趣味。三是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学》发表了著名作家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2月,《光明日报》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在全国引起轰动。这篇报告文学热情讴歌了当代数学家陈景润攀登科学高峰的顽强意志和苦战精神,一万八千字,就像一首诗。这部作品敏锐地捕捉了时代精神,是文学对社会历史进程一次非常有力的参与,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价值。个人与社会是互相影响的,社会环境会影响着一些人的选择,尤其是那个时代,个人受社会影响很深。这些公众人物的事迹,激励着当时的年轻人,可以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和历史价值。我也觉得,一个人只是人世间的一粒微尘,其职业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所处的社会年代,个人的命运和价值与所处时代息息相关。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1977年10月21日公布的,当时我们正在农村劳动,之前虽然也隐隐约约的听到传闻,但认为不一定是真的。当从收音机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心中既充满惊喜,又不无担忧,毕竟是“文革”耽误了学业,当时已毕业近两年,且再没有学过文化课。那个时候我刚刚在衡水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受到表彰,觉得自己考大学像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脱逃,一直到了1977年11月,我才经受不住各方面的压力,开始悄悄看点中学课本。我进入小学学习时,正是“文革”将要开始的时候,1976年元月高中毕业,那年是“文革”结束的时候,可以说我求学的十年是贯穿于“文革”的十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条件较差的乡村学校念书,学业几乎是荒废的。尤其是在中学读书的阶段,是崇尚“白卷英雄”的时候,由于从上到下的影响,学校对学生的文化课并不那么重视,搞什么“小工厂” “专业班”,砍草、拾粪,频繁地参加多项劳动,对文化课学得很不扎实。恢复高考消息暗传时,各种中学课本,尤其是“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已经紧俏起来。先是我家里不多的几本数理化被别人借走,后来再想找课本就难了,只好学些原来的中学教材《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还有少量的报纸,复习在忙乱无序中进行。到12月参加高考时,只能是仓促赴考。1977年高考是河北省自主命题,大中专一张卷,考题虽不深,但所学的知识更浅。虽然尽了很大努力,终因文化底子太薄,进入大学的机会与我擦肩而过。1978年的高考是在1977年高考半年之后进行的,我在迷茫和无望中再次落榜。那时的高校招生还是精英教育,大学生凤毛麟角。据当时全国数据显示,1977年全国考生570万人,录取27万,录取率不足4.8%。景县有3000多名学生和社会青年报考,只有272名考入了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9年高招调查报告》,2018年全国高考实际录取率达到81.13%,河北、江苏等地的数字则突破了90%。这反映了40多年后的今天,普通高等学校已经从过去的精英教育变为常规教育。我从高考失利中感悟到,人生总会有个转折点,当机会来临时,如果你从未留心,错失良机,生活仍会按照原来的轨迹运行;而如果你早有准备,抓住机遇,生活可能就会掀开崭新的一页。
1978年11月,按照县里知青安置政策,我同七南知青点的几位农友一起安排了工作,我被分配在工业系统的县印刷厂。那时,县里各机关单位的文印材料都是手工打印,全县仅有两家印刷企业,县印刷厂可以承印县内外大部头书刊,承揽本县的商业资料和各种票据票证印刷,还承担着全县特别是县委政府各类重要文字材料的铅印装订。印刷厂厂址就在县文化馆、县新华礼堂的对面,感觉工厂附近文化氛围浓厚。那时候自己对书报铅字以及散发着油墨香的印刷品很感兴趣。我上班的岗位在装订车间,是各种文字材料、公文讲话、书刊票据成品的最后一道工序,我在这里有机会看到、学到一些文字资料,对有些不保密的资料,我还拿到宿舍反复阅看。印象较深的是那些来厂里校对的工作人员,都很认真负责,大都是校对3次才允许交付印刷。印刷厂距离县文化馆、图书馆只有几十米远,那时,县图书馆刚从县文化馆内设的图书室独立出来,里面有报纸、杂志和3万多册书籍。我办了一张借阅证,常去图书馆的阅览室看报刊,借阅一些政治、经济、文学方面的书籍。我在印刷厂的10个多月里,吃住在厂里,有较多的时间、较多的精力、较多的机会,接触并学习了一些基础性的东西,对后来我的工作和成长都有些帮助。令我难忘的还有一件事,印刷厂里居然还有一个制笙车间,大概有6个人。我很好奇,有时就去看看他们怎样制笙,也有时询问一下印刷厂里为什么还有制笙车间。后来才知道,杨庄村王家笙制作技艺,已经有210多年的历史,县里为了把这项家族绝技传承下去,同意在县办企业开设车间。这足以看出当时县里对传承杨庄村王家笙传统技艺的重视。在县工业局的支持下,1976年印刷厂开始运作,1977年以给技术人员两个“农转非”指标作为政策吸引,动员杨庄村王家笙第4代传人王印琛夫妇来厂里开设制笙车间,直到1981年,由于制笙用的红木、铜片等原料市场不好,王印琛夫妇转出了印刷厂。但这个传统工艺仍继续延续,后来“景县王家笙”入选了“燕赵老字号”保护名录。那之后,我就走上了漫长的自学、培训、学历教育之路,从上高中补习班学起,直到1999年中央党校本科毕业。(www.xing528.com)
景县文化馆
印刷厂传承王家笙(左为王印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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