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恢复高考的艰难历程

历史不一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一定会记得1977年的高考。新中国第一次统一高考是在1952年8月,之前由各省、市、自治区统一组织。在实行了14年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之后,1966年北京两封中学生来信在6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后,改变了高考制度的走向,先说推迟半年,而后停废高考。从1966年到1969年,大学4年没有招生。1970年,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16字方针,开始招录工农兵大学生,到1976年,全国共招录94万工农兵大学生。其间,1973年起,高考录取设立了开卷文化考试,但很快就因辽宁兴城“白卷英雄”张铁生在考场上《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引发了《人民日报》报道而中止了。当时高考成绩很好的刘国新被批走“白专”道路,从而引起教育革命大辩论,“读书无用论”泛起,这场大辩论后来演变成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正规教育再次受挫。那时招录的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差异较大,招生缺乏刚性要求,学校难以正常教学,缺乏社会公正和录用标准,人们期待改变这种状况。

1977年7月30日晚,“文革”后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在万众瞩目下,出席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闭幕式,首次公开露面后的第五天,也就是8月4日开始至8日,他主持召开了“科技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全国32位科技、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座谈会,会上,科学家和教授们提出“四人帮”把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的科学和教育战线说成是“黑线为主”,大批科学家和教授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严重地挫伤了科学家和教授们的积极性,阻碍了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邓小平说:　“我看,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自己培养的。如果对17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了。”座谈会上,邓小平还谈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座谈会开到第三天,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谈到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太差,有些学生只有小学水平,痛心疾首。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在与教育部教育司司长刘道玉沟通后,提出了尽快恢复高考的建议。他在发言中痛陈当时招生制度的弊端,并给出相关建议:“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这时,年仅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发言说,当前教育界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高考。邓小平听完略一沉吟,立刻表态支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座谈会召开时,当年的高校招生方案已经下发全国,仍然延续此前的政策。邓小平现场问教育口的负责人,能不能收回,我们推迟几个月,今年恢复高考,否则又要耽误一代人。随后,邓小平确定了“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方针。(www.xing528.com)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1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全国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开了44天,可能是历史上会期最长的一次招生会,也是我国惟一一次一年开了两次招生会议的年份。当时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较深,人们还没有从“四人帮”制造的阴影里走出来,会议期间招生改革、恢复高考处于无休止的争辩之中。因为1971年张春桥、姚文元对建国后17年的教育战线有“两个估计”的定论难以突破。　《人民日报》记者穆杨写了一篇情况内参辗转报送给了邓小平同志,成为推翻“两个估计”的源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文件,教育部再次重新拟定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意见,并经国务院批转。恢复高考的1977年冬和1978年夏两季,全国有1160万人参加考试,那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