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性转折和新形势下的解决方案

这场席卷中国大地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出现了走后门歪风。对此,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曾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一些情况,毛主席还作了回信,在全国引起不小震动。这场运动使得这一代人的经历呈现出复杂曲折的状况,许多人遇到大起大落和悲欢离合的命运,最直接的是近百万知青的婚姻问题酿出许多苦果。到1977年,全国已婚知青有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在这以后,随着运动迅速退潮,已婚青年的人数逐年递减。据1978年保定地区的统计,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5.5%;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5.2%;与职工结婚的占9.4%。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1978年3月,重新出来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　“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中央高层的信息和工作动向,各地虽然并不知情,但就在1978年10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丁惠民领头,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一封公开联名信,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重视,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但有关部门觉得知青作为“文革”遗留问题虽然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针对各地知识青年返城要求越来越强烈的情况,1978年10月30至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产生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经中央批转。会议提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这次会议对上山下乡问题的认识上有了突破,决策上做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方针和一系列措施,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性转折。(www.xing528.com)

12月27日,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26名云南知青代表。1979年1月10日,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他们中的10名代表。西双版纳知青的大规模行动,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即派出以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合召开会议,研究商讨知青回城问题。接踵而至的国务院“六条”开启了大闸,云南西双版纳回城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加紧有序安排,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陆续返回城市。我县按照上级要求迅速安排:一是全民和集体单位招工时适当放宽政策,优先照顾录用知青或给予知青临时工转正;二是按知青父母归属单位包干安置就业,由劳动部门统招统配;三是要求社队企业创造知青就业机会,政府对这些企业在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适当支持;四是提倡鼓励知青自找门路和自谋职业,政府给予一定的扶持。对一时无法招工安排的未婚知青,均允许申请回城待业。对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从有利于他们工作生活考虑,进行就地就近安置。到1979年底,我县知青基本安置完毕。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历时10多年的大规模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也成了专用的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