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罗兹·墨菲认为上海有两个显著的地理因素，使之与其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区别开来。
一方面，上海处在东海岸的中心位置，港口可通达的内地贸易区幅员广大。他认为“尽管所有这些城市具有与之相类似的三角洲农村地理背景，上海是其中任何一个城市的幅员的将近两倍，因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的土地的一半(而且是较富裕的一半)的贸易，经由内陆水道和海上航线在这个城市汇集，而这些水道和航线就以它为凝聚的焦点。在工业未发展前的中国经济体系中，船舶是最为重要的大容积运载工具。尽管中国仍然是农业国，它的经由外国商行经营的对外贸易的刺激，造成了各地区间的货物流通，这些流通的货物多半经由上海启运。这种形势，继续增添本市地理位置上的有利条件，使其成为中国和西方接触的要冲”。[25]这段话从地理环境方面说明了上海城市网络体系的建设趋向，从城市地理学来说，上海是处于一个经济、交通网络的中枢点上。
另一方面，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都市的发展主要靠外来的力量。上海原籍的松江地区、嘉定地区、青浦地区等，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代不乏名门望族，如嘉定的钱氏[26]、上海徐光启家族[27]、董其昌宗族[28]、潘恩家族[29]等，基本上都对近代上海城市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网络组织作用。然而，上海的发展几乎始终处于中央的控制之下，冯天瑜在《“千岁丸”上海行》中说：“1685年(康熙二十四)上海设‘江海关’，专司贸易税收。19世纪20年代(道光初年)，苏北运河淤塞，海运南漕得以运作，上海港已成为清廷命脉所系，‘分巡苏松兵备道’遂由苏州迁至上海。上海至清中叶更是‘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30]”上海成了一个辐射能力很强的城市。尽管如此，上海仍然只是一个江南地区的中等城市，1843年上海开港时，人口约为20万，城市规模不仅次于苏州与杭州，还次于当时的宁波。[31](www.xing528.com)
上海开埠以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上海，上海出现了新的生机。殿木圭一说：“封建都市的外观被扔掉了。这好像是作为自给自足的渔村而诞生、接着又作为资本主义前期的商业都市发展起来的上海，好像是在向城外迅速发展起来的近代都市上海叩头的意思。这是中国都市发展的一种典型的形式。但是，上海县城外急速发展的近代都市上海不是民族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的。这是由欧美资本建筑起来的，实质上是中国主权所不能及的都市。”[32]此后的民国政府在上海租界外新辟上海，上海市政府行政归中央行政院直辖，而日军占领上海以后，市政建设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同时，上海市政管理也归属到了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手中。上海城市由南市(旧上海县城到租界，租界扩大到江湾地区新市区)一隅走向近代的轨迹完全说明了上海城市网络建设的一个开放辐射型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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