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领导的成功要素：威望和声誉

构成国际领导的要素有很多，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要素有如下三种：威望、实力、权威。

1.威望（prestige）。“威望”，又称为“口碑”，是国际领导成员间相互认知的内容，由名望和声誉组成。就广度而言，名望是领导国威望扩及的范围。美国对西方所谓“民主国家”的影响、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就是领导国名望的直接体现。就深度而言，声誉是对国际领导成员威望好坏的评价。一个国家往往拥有长达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历史，声誉的累积也由此而来，不会因为政府一时的更迭而有所变化。例如卡特政府时期美国海外用兵的规模与次数虽已急剧下降，但美国自朝鲜战争以来的一贯作为，使得人们对于美国好战的印象无法改变。再例如从中世纪以来，瑞士由于山地贫瘠，大量的山地居民纷纷至欧洲各国担任雇佣兵，因而欧洲各国对瑞士的印象始终停留在嗜血与残忍之上，该国在国际领导环境中也是声名狼藉。一直到凡尔赛会议之后瑞士才在欧洲各国的要求下停止输出雇佣兵，经过百年来不懈的努力，瑞士终于在当代建立起爱好和平的声誉。另一方面，受限于距离因素，国家之间相互的了解比较片面，累积于印象中的声誉往往对国际领导的认知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大家认为德国人严谨、英国人绅士、美国人天真等。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周恩来等杰出的外交家所塑造的国际声誉。

2.实力（power）^[11]。实力与权力不同，只有将实力运用出来才成为权力。只有当国际领导者需要具备的实力被追随国所接受后，领导与被领导的权力关系才会显现出来。本书借鉴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的区分方式，将国际领导者的实力区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

硬实力可以被看作是有形的物质力量。在现代国际领导的环境下，国家往往被视为最重要的国际领导主体。由于和平时代无法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巨大潜能，因而实力的计算在过去往往与国家的战争能力联系在一起，即在最紧要的关头一个国家能够动员投入战争的所有力量以及坚持战争状态至结束时的所有力量。鉴于控制他者的力量往往与拥有某种资源相关，政治家和外交官往往将实力（权力）界定为拥有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队和政治稳定等有形的物质力量。国家疆界的限制使得一国之内仅能由一个主体垄断暴力的有形物质力量，其他的国际领导者要超越主权国家边界而实施其硬权力往往会被认定为侵犯主权而被拒之门外。一国的硬实力可能随着天灾、人祸、自然资源枯竭、交通线路改变等偶然的原因而有涨有落。因此一个国家要长期依靠硬实力来实现国际领导通常是不现实的，必须寻找更为持久与长远的实力来源。以苏联为例，在社会主义思潮对东欧国家逐渐失去吸引力之际，苏联只能更多地运用硬实力以维持在东欧的领导地位，随着上世纪整个80年代苏联国力的衰退，最后其无法以硬实力力挽狂澜，只能眼睁睁目睹了华沙公约组织的解体。

软实力可以被看作是无形的非物质力量。并非每一个主体都具有国家这样强大的行动能力，因此对于其他的国际领导主体来说，掌握软实力的难度有时会超过对硬实力的操控。政治领导人和哲学家早就明白富有吸引力的思想的力量、确定政治议程和决定讨论框架的能力可用于塑造他人的倾向。影响其他被领导者预期的能力有可能与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等无形的权力资源相关联^[12]。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传播思想、信仰、观念更为简便，连贯世界的新闻媒介也有意无意成为传递特定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在尊重国家主权完整的前提下，国际领导更着重于强调和平、平等与自愿的特性，所以通过软实力使被领导者心悦诚服地接受国际领导，所需的政治成本相对要低一些。以小国梵蒂冈为例，其领土仅为0.44平方公里的区区弹丸之地（与天安门广场大小相当），其国民仅有1 400人，且常住者不到500人（皆为放弃生育的神职人员），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的领导者却能够安抚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灵魂并领导世界各地的教会组织，所凭借的力量皆为宗教信仰所支撑的软实力。(www.xing528.com)

3.权威（Authority）。早在春秋末期群雄并起的年代，孔子对于国际领导需要具备的权威要素就曾有独到的分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如果没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领导是无从建立起来的。相较于国内领导，建立国际领导所需要的权威要远为困难、复杂。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不存在一套由国家暴力机器保证的法权体系，领导者的权威更多的是从外部认识而非内部的强制习惯而来。在国际领导的场合，不遵守领导的国际行动者并不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相反的，被领导者还可能借着反对干涉主权的名义抵抗国际领导。在主权与疆界的重重阻隔下，国际领导者是无法奢望纯粹依靠外界法权体系来获得权威的。更多的状况下还是得从国际领导者自身寻求权威的来源。权威的构成有两大要素：合法性与正当性。

合法性的核心在于透过一套程序赋予领导国以权威。就理论上而言，单纯依靠无政府的国际环境来提供权威运作程序是不可行的。近代以来的“大国协调”机制是塑造权威运作程序的一种探索。早期的大国协调由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对欧洲的协调而来（Concert of Europe），其运作核心是主要大国通过会议的方式就重大国际领导事务达成一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套运作方式历经不同的国际体系逐渐转化，成为过去的国际联盟乃至于今日联合国体系的运作核心。时至今日，联合国大会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依然是国际领导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更多的国际领导事务也纷纷参酌这种方式予以法制化与权威化，譬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是该机制的又一新近实践。

正当性强调权威本身要符合道德与正义的要求。在国际领导领域，既然一国主权并不高于其他国家，领导国也就不能恣意地将那些用于国内政治的手段施之于其他国家。纳粹德国和日本对他国的侵略显然就缺乏起码的正当性。对侵略战争缺乏反思的日本也就丧失了影响国际社会的名望和声誉。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也保障了国际领导的最低正当性底限。

在国际领导领域，没有永恒的领导者。所谓“盛极必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西方学者斯宾格勒、汤因比都认为历史有周期循环率。内部条件的改变和外部环境的挑战都有可能促成国际领导者的衰落。罗马帝国的衰落就是因为其不断扩张导致其内部上层的空虚和公民精神的削弱，从而导致基督教乘虚而入、帝国分裂，罗马帝国的领导地位逐渐丧失。大英帝国甚至美国的衰落也基本上如出一辙。国际领导者借助资本和战争的相互哺乳获取巨额财富必然导致自身的精神危机和国际声誉的坍塌。历史已经证明，西方世界在资本逻辑和战争逻辑中巩固其领导地位和支配地位的做法最终都是通向自我衰落的不二法门。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自古以来塑造的和平主义的国际领导范式或许是拯救国际社会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