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国际领导方式与演变

回溯历史长河，在现代主权国家出现之前的漫漫时光里，受限于地理因素的阻隔与人类交通技术的原因，文明在地球上不同的区域产生了各种差异，也造就了不同的历史情境。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人类曾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与载体进行扩越国界的领导，让不同地理区域的国家、人民与物质为统一的政治力量所左右，这就是早期国际领导的来源。历史上的国际领导曾出现多种多样的特征：从目的来看，有的为了扩展宗教（如宗教帝国），有的为了推进文化（如儒家文化圈），有的为了战争（如古希腊），有的为了贸易（如威尼斯），还有的仅仅为了彰显大国威仪（如朝贡体系）；从手段来看，除了帝国这类常见方式外，战争联盟、宗教集团、贸易联盟等等都是早期国际领导的重要形式。有时一种国际领导也包含多种多样的手段，例如以威尼斯为主的贸易体系，在保障海外贸易伙伴的前提下，曾多次资助十字军东征，帮助基督教体系对抗穆斯林，进而从穆斯林手中夺取更大的贸易份额。早期的国际领导为后来的国际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这些国际领导的方式已日渐式微，但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与运作模式仍然构成今日多元化国际领导的组成部分。例如，在讨论当今美国对于世界的领导时，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援引罗马帝国作为比对，他们认为帝国是两国进行国际领导的共同核心，美国与罗马都建立起了世界秩序并肩负了特定时代国际领导的责任^[5]。早期的国际领导有以下几类模式：

1.神权体系中的国际领导。神权体系把高于人世间的神作为国际领导的主要媒介，由于普世大众大多无法与神直接沟通，因而国际领导者往往垄断神意的解释权以作为构成国际领导权威的依据。神权体系的国际领导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强调一神信仰。摒弃部落时代的多神信仰论、围绕一神信仰展开是神权体系中国际领导的基本特征。无论是穆斯林、罗马天主教、东正教或新教，他们都一致认为只有唯一一个真神，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于这一信仰，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同一个神的领导下结为兄弟姐妹。他们认为国际领导就是共同信仰的大团结。以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为例，俄国、奥国、普鲁士宣布：三国属于上帝统治下的“同一家庭的三个分支”，三国君主以“手足之情”“互相救援”。其次是强调宗教的权威性。对内而言，为了垄断神意的解释权威，领导者往往会宣称自己拥有与神相同的资格与禀赋。对外而言，领导者试图依靠神的力量塑造更多的追随者，由此也产生了更多的宗教冲突。著名的“西方教会大分裂”，导致西欧的天主教分裂为亚维农与罗马两方，以法英为首的欧洲各国也在两国的领导下分属两大阵营。最后政治力量被作为推广信仰的工具，使国际领导成为在世界范围推广宗教的手段。宗教上的分歧往往要比政治上的敌对更为严重，甚至成为众多宗教战争的原因。在欧洲，新教与天主教的分歧导致三十年战争，基督信仰与穆斯林信仰的冲突成为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原因。直至今日，神权的国际领导作用已经逐渐式微，但不同宗教的对抗以及同一个宗教中不同派别的对抗仍然不时成为国际领导的议题，前者诸如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对抗以色列，后者则诸如穆斯林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斗争。

2.贸易联盟体系中的国际领导。贸易体系中的国际领导主要由那些位于大陆边缘、土地狭小，向大陆内部深入为高山所阻隔的城邦国家，或是位于水陆交通要冲，背山面水，具有陆路交通重要地位的城市所创造。通过贸易不但能够解决各国各地方自然资源稀缺的问题，还能够致富，所以他们对于领土没有扩张的需要，反而更强调保护贸易路线上各个邻邦的政治独立与安全，借以对抗那些不断扩张领土的大陆帝国。陆上著名的贸易联盟有俄罗斯的金环、西欧的法兰德斯城市群，海上著名的贸易联盟有古希腊城邦、迦太基、威尼斯、汉莎同盟等。这些国家多是以城邦的形式存在，它们将扼守重要海陆航道的一系列岛屿、海峡口、地狭、大河汇流处等地的其他城邦纳入国际政治领导的对象。对于该联盟而言，贸易的重要性远大于政治统治的目的，海员们见多识广的心态也为贸易联盟的国际领导活动增添了更多包容与平等的特性。这些城邦地位大致平等，各自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生活习惯甚至宗教信仰。面临重大问题时，也多以共同商议的方式寻求解决。当陆地上的大国为了汲取更多资源而打算涉足利益丰厚的贸易活动时，就与贸易城邦发生冲突。于是就上演了希波战争（希腊城邦对抗波斯帝国）、布匿战争（迦太基对抗罗马帝国）、拿破仑战争（威尼斯对抗法兰西帝国）等。当然，城邦内部有时也会因为种种原因爆发战争，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爆发于以雅典与斯巴达为首的两个联盟之间。这些早期的实践对于后世以联盟形式进行国际领导有很大的指导作用。(www.xing528.com)

3.帝国体系中的国际领导。帝国体系中的国际领导常常运用帝国庞大且无可匹敌的力量创建一系列规章制度，不仅让帝国之内的国民遵守，更强迫其他国家的国民遵守。这些制度包括：法律、文字、宗教、度量衡等等。由于有帝国的优势力量作为后盾，拒绝接受国际领导的国家将会受到战争的制裁。以罗马帝国为例，在法律上不仅创造了罗马帝国本邦人的权利与义务，更创制了万民法以规范异邦人；在建筑上，除了罗马城本身，散布在欧洲各地的教堂、剧场仍然被使用着；罗马的文化不仅导致了文艺复兴，其政治体制也辗转流传至今日^[6]。

4.朝贡体系中的国际领导。朝贡体系是指通过属国对于母国不断的贡赋所形成的国际领导，以亚洲的中国为主要代表。朝贡体系是中国人天下观在国际领导体系中的直接反映。朝贡体系主要由朝贡与羁縻两种制度构成：被领导国要定期或不定期向宗主国朝贡以显示名义上的忠诚爱戴之意，而朝贡物品价值几何不论，以表现心意为重；领导国透过敕封被领导国一定领域的统治权力以承认其合法性与正统性，并以赏赐的方式争取其认同。古代中国主导下的国际领导就有下列特征：首先，由宗主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不必保有常备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统一由宗主国进行调解；其次，朝贡体系维持“零关税”的贸易，甚至强调薄来而厚往，宗主国不惜以倒贴金银、敕封领土的方式笼络朝贡国，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威仪，这对于被领导国产生巨大的物质吸引力；最后，对于国际惯例国而言，奉行德被众邻、恩泽四方的理念，希望透过柔性教化的方式在文化上同化被领导国^[7]。这种特殊的国际领导方式使得中华文化得以用和平的方式散布于东亚，形成了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国际领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