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下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

资本主义社会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借助资本的力量将有形统治者隐藏在所有权力平台的背后。与封建社会及其他社会形态相比，这是一个难以发现统治者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多党制、权力分立等制度安排也把有形的资本代理者分割开来了，它极大地降低了资产阶级的统治风险。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接近于老子所颂扬的“大道无形”。这一无形大道借助灵巧的文化领导权将人们固定于资本的逻辑之中，使其凭借自身参差不齐的市场能力穿梭于各种职业场所之间，在一种异化的轨道上展示着资产阶级所颂扬的“自由”与“平等”。意大利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这一复杂的文化领导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揭示了资产阶级是如何借助文化领导来修饰和掩盖其不平等的政治统治的。

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直接导致工人阶级的苦难和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它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的方式，剥夺其他阶级、民族和群体生活的可能性，剥夺他们生活的权利和其在历史中的合法性地位，同时，通过文化生活表达出对人的思想形式的控制。因此，资本主义通过对文化制度的大规模的网络（如学校、教会、政党、报纸、传播媒介和民间社团）控制，而操纵着整个社会，使其不断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合为一。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网络不断地宣传支持现存生产方式的文化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形成资本主义的霸权局面，甚至形成一种“总体国家”的神话。这种资产阶级的力量，一方面体现在暴力或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另一方面产生出一种为少数权力、利益服务的习惯性意义体系，从而使他们的统治看起来并非是赤裸裸的暴力，而似乎具有了可接受的现实合法性。如何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如何从他们所设定的普遍事物的合法性背后认清这种专制统治的真面目，并加以抵制与揭露，进而用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理想来取代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成为葛兰西思考的中心问题。“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洞悉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认同”作为权力的两种方式以后提出的。“统治”是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等实现的，而“认同”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也就是一种领导权的施行。如果说“统治”是以强硬的、武力压服的方式出现，那么，“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它具有一种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而非暴力的形式。领导权是指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们形成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论上达到整合，统一在某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强化文化方面的舆论宣传，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已经成为“领导权”的思想意识和宣传手段的集中体现。如果它没有发展包括全部领导权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充分的、具有坚实地基的市民社会，那么，一个国家可能是不完整的国家。“领导权”始终是在历史联合体中诞生的，它显现出对本阶级的完整的领导话语权方式。如果未能形成这种完整的领导权，那么，其统治将不能持久，而迟早要被一种更新的力量和一种新的领导权所取代。统治的直接形式逐渐转换为隐晦的、文化道德的、知识的、精神方面的领导权的过程，表明了权力已经不断由军事、政治的冲突，转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摩擦，实现着现代权力关系的转换。正是在这一点上，葛兰西揭示了现代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对于异族或异端思想和其他阶层、阶级控制的新的形式，即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领导权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和表面的意见一致，对于他者加以合法性控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其意识形态一旦失效，其统治也必趋于瓦解。因此，社会的解体始终是因领导权的缺失而出现的。当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政治从整体上处于虚弱状态时，其文化领导权的瓦解将指日可待。(www.xing528.com)

领导权除了上述的“知识”、“精神”和“文化”的领导权以外，还包括“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思想意识领导权主要通过知识和道德的领导，使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的敌对集团，在各种权力的束缚中，从思想意识方面使它成为统治者的附庸，被统治者所把握。而政治领导权企图通过对社会集团联合体的文化道德的控制与制约，使其逐渐丧失自身的独立精神，而成为另一统治集团的文化政治附庸，最终达到对其控制和瓦解分化的目的。在葛兰西看来，在西欧，要想取得革命运动的成功，就必须通过长期的和复杂的“阵地战”，来反对资产阶级领导权。这种阵地战的目标，就是创造一种新的领导权机构来取代旧的领导权机构，而知识分子则在这种取代中发挥着使文化合法化，使每个人都容易接近和理解文化，并使其统治普遍化的独特的政治功能。所以，知识分子是领导权结构的动力，他们通过文化，即书籍、杂志、教堂、讲坛和现代传媒反复制作和推出一种思想价值准则和信仰，通过现代的传播渠道，通过控制和操纵被普遍接受的词语、符号和情感，在被压迫的一方的意识中，牢固地确立起对生活的批判态度。事实上，葛兰西强调了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的几种不同形态，即暴力性的“统治”的方式和较温和的关于“领导权”的方式，而其“领导权”又可以分为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通过这种对权力话语的分析，葛兰西为分析现代殖民主义及其“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确定了一种分析的模式和基本的思维向度。这一点对当代的后殖民论者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启发作用，并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中不断体现出来。葛兰西把上层建筑区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市民社会之中，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种种新闻所产生的舆论具有极大的意义。这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维持社会现状的有力手段。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霸权的争夺并不简单地显现为赤裸裸的压迫和反抗。葛兰西发现，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文化霸权的争夺之中存在某种协商、谈判和妥协。统治阶级必须腾出一定的空间考虑被统治阶级的意见^[4]。西方资产阶级并没有使整个社会在资本的逻辑中陷于整体性的自我毁灭，他们懂得捍卫其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基础在于“live and let live”，只不过被统治者的生存是有边界的，统治者通过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把任何挑战其领导权的阶级行动和集体行动消解在世俗的物质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