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士者：文化领导的核心地位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真正拥有文化领导权的是被称为“士”的人。“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们作为文化领导者，维系着传统社会的延续与传承。但士者的文化领导权与西方人文传统中知识分子的文化领导权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不仅介入权力结构之中，而且以此作为承担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资本。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士者出则为官，入则不为民。这说明中国传统士者的文化领导有着特殊的中国内涵。那么，是什么因素赋予了中国士者的文化领导权呢？

1.知识。中国传统的“士”乃是知识贵族。知识贵族不是世袭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以身份这一先赋性要素确立起领导地位的。士乃是知识（文字）塑造的权威，他们是凭借对知识的执掌来确立其社会、政治影响力的。所以，张仲礼先生就提出，绅士受儒学体系的教育，并由此获得管理社会事务的指示，具备这些知识正是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领导作用的主要条件。没有知识的人在中国古代要想确立其领导地位是不可能的。

2.道德。仅仅有知识，还不足以确立士者的领导地位。士者领导社会的资本还在于有道德，即必须是卫道之人。所以，绅士乃是由儒学教义确定的纲常伦纪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表人。学者们把士者的道德关怀称之为“士大夫精神”，也就是那种从道不从君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士者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相通之处。(www.xing528.com)

3.权力。中国古代的士者仅仅依靠知识和道德还是不能担负起文化领导权，它还必须在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中寻求更强有力的支撑。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乃是士者与国家权力完美结合的体现。所以士就成为“文人”与“官僚”的复合体，他们在出世和入世、分与合之间获得了二重角色上的统一。士同国家的关系有双重性质，既支撑着国家，又为国家所控制。从一定意义上说，缺乏权力支撑的士难以拥有真正的文化领导权。这也塑造了中国绵延依旧的官本位政治文化。即中国的政治领导和文化领导是合二为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