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型领袖与组织、制度、法律的关系

英雄主导历史，已经不是古老的传说了。尽管有无数人对英雄史观表现出深深的厌恶和反感，但他们却不能无视英雄对社会变革的发动甚至主导，以至于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不无感慨地说道：在20世纪初，我们都肯定民众将会取得胜利，而到了20世纪末，我们都会成为领袖的囚徒。剧烈的社会动荡一场接一场，震撼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把有魅力的领袖推上权力的巅峰。斯大林、铁托、尼赫鲁、卡斯特罗，以及他们的那些仿效者完全控制并将继续控制他们的臣民。作为回报，后者狂热地崇拜他们，如果从民族的层面下降到政党、教会、宗教或者思想流派的层面，我们会看到，仿效性行为在整个社会机体中都不可压制地产生了相同的结果。革命取得了胜利，旧制度分崩离析，新旧政权频繁更迭。但是，领袖的崛起却永无尽头^[3]。英雄主导历史，帝王主宰臣民，领袖影响大众，教父改造心灵。一个个富有魅力的梦幻般人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人们拜倒在他们的脚下以求获得新生和拯救。正如前文对超凡魅力的描述，英雄型的政治领导可以说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领导者的最佳体现。但在这里，我们要从这种政治领导的内部发展的阶段来把它分成两类，一方面是纯偶像化的英雄型政治领导者，另一种是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意识形态型政治领导者。

1.英雄型政治领导者。伯恩斯对英雄型政治领导者的定义是：在这种政治领导者中，对领导人的信任仅是因为他们的人品，与他们久经考验的能力、经验和对事件的立场无关；相信领导人有克服障碍和危机的能力；愿意授予领导人处理危机的权力；群众以直接的方式（即可以通过投票表决、鼓掌欢呼、写信、握手等）表达对这种领导人的支持，而不需要通过中间媒介或机构。英雄型政治领导者不仅是某个人所具有的品德或品质，而且是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一种“关系类型”。在这种关系中不存在冲突，只存在主动追随。

英雄型的领导者在过渡性或发展中的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照罗伯特·塔克的说法，英雄型领袖“主要可作为由殖民统治的传统社会向政治上独立的现代社会的一个过渡”。路辛·派伊在关于缅甸过渡时期的政治的专题论文中指出，个人的忠诚以及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一致是重要的问题，被偶像化的领袖及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是感情上的和令人感动的。国家统一的象征和对领袖个人的支持比政策问题更重要。由此我们便明白了为什么在许多国家，对领袖的忠诚与其他政治问题相比，永远处于首位的原因。尤其是在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领袖不仅能听到上帝的声音，而且还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者。他们通过布道来展示他们的权威，并通过布道来征服攻击性的群众。在这些国家中，政治领导者的权威并不仅仅取决于对权力的执掌和对武力的垄断，他们实际上是集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于一身的政治领导者。其目标是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灵世界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单纯的偶像化的英雄型的领袖除了能激发起人们情感上和心理上的需要，并满足这些需要外，还能为他们的追随者做点什么呢？例如“新兴国家”的偶像化的政治英雄能否帮助推动该国的现代化进程？能否把个人的追随者变成国家和政党的追随者？能否把其个人的影响和象征变成政策和纲领？看来，仅仅依靠英雄型政治领导者个人的力量是无法达到这一系列目的的。(www.xing528.com)

2.意识形态型政治领导者。与英雄型政治领导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意识形态型政治领导者不是像英雄型政治领导者那样，因为自身的超凡魅力而被偶像化，他们献身于进行重大社会变革的明确目标，并组织和领导政治运动来实现这些目标。这种类型的政治领导者也希望得到尊重和实现自我的个人需要，他们反映和代表各种集体的目标，“把自己投入到”一项最崇高的事业和追求之中。他们同追随者的关系是心理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紧密联系。与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共同的社会和历史意识，共同的道德价值观，一致的社会和政治宗旨等要素把意识形态型政治领导者及其追随者紧密联结在一起。这种类型的领导者可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者。意识形态的政治领导者可以不顾公众的舆论而采取行动——不顾暂时兴起的社会和政治时尚，不顾一时高涨的舆论等等，也可以不注意那些持久的、广泛的和深入的需要与目标。领导者作为领导者，其效果如何最终由宗旨的实现来检验，这种实现将采取真正的和有意识的社会变革形式。

大多数领袖兼具意识形态型和偶像化英雄型两种品质，伟大的领袖能使两者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政治领导者。他承担了作为英雄、父亲、被崇拜者和偶像等不可或缺的角色。当然，如果历史完全被政治领导者所主导，他们的一些错误想法和错误行为就会给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灾难，以研究政治领导而闻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塔克就将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苏联斯大林统治下的暴行直接归因于这两个领导人的“偏执”性格。于是，人们渴望通过组织、制度乃至法律的力量来限制英雄性政治领导者的无限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