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界定领导角色：从四个视角探析

有多少个领导学的研究者，就有多少个关于领导的定义。此话果然不假。斯道格迪尔（Ralph M.Stogdill）和巴斯（M.Bass）在其编辑的领导学手册中，在总括各种学派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十一种界定：

▲领导意味着群体过程的中心。

▲领导意味着人格及其影响。

▲领导意味着劝导服从的艺术。

▲领导意味着影响力的运用。

▲领导意味着一种行动或行为。

▲领导意味着一种说服的形式。

▲领导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

▲领导意味着一种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效果。(www.xing528.com)

▲领导意味着一种分化出来的角色。

▲领导意味着结构的创始。

▲领导意味着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

由以上观之，西方学术界至少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去界定领导这一概念的：

第一，领导者中心说。即领导就是领导者依靠由权力和人格所构成的影响力，去指导下属实现符合领导者意图和追求的目标。这一视角关注的是领导者自身所具有的特质，它反映了早期领导学理论的主要特征。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领导学理论又有向早期领导理论复归的倾向，它重视的是领导者创造远景、展现价值和自身魅力的能力。

第二，互动说。首先，领导活动是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互动过程中共同实现符合他们双方追求的目标。所以舒马洪（Schermerhorn）就提出领导是人际相互影响中的一个特例，在这种特例中，个人或群体会仿照领导者的指示去行动，其结果对于领导者、下属以及整个组织都是有利的。卓斯（Drath）和伯勒斯（Palus）就认为，领导是赋予人们的集体行动以合理性并使其相互谅解和更具责任心。其次，领导者必须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既要经受社会环境变化的考验，又不能使自己的行为脱离社会环境的规定性。所以，互动说突破了以领导者为中心的传统，开始将追随者（下属）以及领导者所处的环境纳入到领导学的研究体系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者既要面对下属，又要面对环境。领导就是在与下属和环境的互动中，做出恰当决策以促使组织目标完成的一种特殊行动。脱离了下属的积极行动，超越了环境所能容纳的限度，任何决策都是无效的。所以，西恩（E.H.Schein）认为领导就是一种紧跟外在环境的变化通过推动变革以增强组织适应性的能力。互动说证明领导活动不仅是一种劝导下属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而且还是包含一定道德内涵和文化内涵的社会现象。

第三，结构说。结构说代表了领导学理论中的理性传统。结构说首先是以对正式结构（即正式制度）的关注作为起点的。尽管领导是展现领导者魅力及其影响力的一种社会现象，但是，单纯地对价值、激情和鼓动的关注并不能保障领导行为转化为客观的绩效与成果，因此理性化的制度力量是保证领导活动顺利展开的外在保障。结构说认为领导是在一定组织结构中展开的一种特殊活动。领导者乃是这一结构中的一种特殊角色，领导者通过角色权力的运作实施对组织活动的控制。但是结构说包含着使领导活动被外在制度所操纵的危险，从而使领导活动堕落为职位权力和科层结构的牺牲品。结构作为领导的替代品，尽管促进了领导活动的有序化和条理化，但是高结构化的组织显然会使领导者成为一种多余。所以，近年来领导学开始关注“非正式结构”（内在制度）在领导中的作用。结构说包含着这样一个悖论：结构化程度越高，领导者发挥自身影响力的空间就越小。领导者选择恰当的领导方式的权变力量是克服这一悖论的法宝，也是超越结构说之缺陷的前提。即什么问题应该纳入到结构化的状态去解决，什么问题不应该纳入到结构化的状态去解决，领导者应该具有足够清醒的判断能力（参见本书第四章“领导结构”与第五章“领导方式”）。

第四，目标说。目标说代表领导学理论中的功利主义的倾向。即领导活动的焦点在于实现符合组织需要的公共目标。在这种界定中，领导在道德上是中立的。领导者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可以采用任何有效的手段。海姆菲尔（Hemphill）和库恩斯（Coons）在1957年就提出领导实际上就是指导群体成员的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霍根（Hogan）就认为领导实际上是劝服其他人在一定时期内放弃个人目标，而去追求对群体责任和利益至关重要的组织目标。大桥武夫认为领导是发挥集团内成员的全部力量，通过代表全体成员的集体意志，完成集团所规定的目标。故领导的实质在于为实现目标而令其成员努力奋斗的动力。目标说由于过分注重组织目标或领导者自身的目标，忽视了下属的目标，从而使其缺乏必要的道德内涵，所以近年来的领导理论特别强调领导者与追随者对共同目标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