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量学者论证了电子商务对于改善生鲜农产品的流通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生鲜农产品标准程度低、物流成本高、难以保存且损耗大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因此，部分学者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探讨了如何协调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中参与各方的行为，例如：曹武军和李新艳（2014）将公平关切概念引入生鲜农产品双渠道供应链，在供应商采取公平关切行为的情况下，通过Stackelberg主从对策，研究了公平偏好系数对供应商的最优批发价格、最优直销价格以及零售商的最优零售价格的影响，探讨了公平偏好系数对新鲜度和传统渠道的市场份额的关系，推导出具有公平偏好的双渠道供应链有自动协调的功能[88]。王禹 （2015）基于由生鲜农产品在线零售商与物流提供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构建了未提供保鲜努力水平激励和提供保鲜努力水平激励的供应链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两部定价-保鲜努力水平协调机制能够有效协调生鲜农产品物流服务系统，提高在线零售商和物流提供商之间的利润，对物流提供商提高保鲜努力水平有一定的激励作用[89]。刘玲和陈淮莉 （2015）已知线下渠道销售价格，假设库存优先满足线下渠道销售，从生鲜厂商的角度给出了最优线上销售价格和最优生产量。数据表明，该策略下保质期短的生鲜农产品线上定价较高，选择线下自提取货的消费者比例越高则收益越大，需求不确定性增大则会使得利益受损，为生鲜生产商通过双渠道销售生鲜农产品提供理论支持[90]。王婧和熊英 （2015）应用博弈论分析比较了传统模式和供应链联盟模式下生鲜农产品流通渠道的总利润，最终得出生鲜电商主导型生鲜农产品供应链联盟模式能够带来更大的利益[91]。陈力和程娄月（2016）基于供应链收益共享理论，构造了新鲜度和价格变动影响市场需求、运输距离决定物流成本的收益共享利润分成模型，比较了供应链各级成员的最优期望利润，并讨论了收益共享契约协调下的利润分成取值区间。徐静等（2016）研究发现在信息可追溯条件下，农户的合格产品供给意愿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和政府监管强度的增大而增大，但生鲜电商的决策则发生“经验背离”现象，即当政府监管强度越大时，以个人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生鲜电商应减少对农户的产品质量检测行为[92]。(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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