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新形势下的挑战与应对

1.乡村治理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乡村治理首先应区分治理对象，一类是人口输出为主，一类是人口输入为主。L镇80%以上的乡村属于前者，且人多地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少则20%，多则70%，乡村人气不足，呈现凋敝景象。乡村社会结构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突出表现为“三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家庭妇孺化。农村空心化是指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经商或举家迁移进城引致“人走屋空”，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老宅闲置废弃导致“外扩内空”。农民老龄化、家庭妇孺化是指农村青壮年陆续离开农村外出就业，留下来的基本是老弱妇孺，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老年农民，留守的家庭成员以妇女儿童居多。农民老龄化、家庭妇孺化与农村空心化又相互交织，加剧了农村社会结构失衡的矛盾，造成普遍的家庭撕裂，社区邻里互助传统削弱、优秀乡村文明衰减，农村社会结构稳定性遭受破坏，社会治理面临较大挑战。“三化”现象在孝感大部分农村成为普遍现象，乡村凋敝凸显。

2.乡村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乡村经济结构是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乡村经济结构，可从两方面分析。就单个农户而言，“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形成。随着农业技术和机械化的推广，出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投入产出比越来越不对称，“增产不增收”现象突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农业出现兼业化。乡村家庭分工多是老年人务农，青壮年外出务工经商，形成“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

就农村集体而言，集体经济现状堪忧。农村集体经济是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调研中发现，农村集体产业落后、数量少、产品产业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有的农业村仍以传统农户分散种植为主，传统种植品种居多，高品质农产品少，品牌效应不明显。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的村甚至没有，已有的也是规模较小，辐射带动农户普遍不多。个别地方存在光伏发电项目扶贫“一光了之”“一哄而上”等现象。在绿色生态发展大背景下，一些村关停砖瓦厂、水泥厂，禁止围湖养鱼之后找不到出路，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萎缩。村集体“三资”情况不佳，其中集体经营性资产明显向城区（城中村、城郊村）集中，纯农业村经营性资产很少。调研中发现，大多数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经费来源上级财政拨款占55%，剩下45%靠自筹，村集体则无力承担。

3.乡村治理格局发生显著变化。(www.xing528.com)

乡村治理的社会、经济基础条件发生变化，乡村社会治理的格局也随之改变。

一是治理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大量人口外出，一些自然村落逐渐消逝，“空心化”“空巢化”现象使村庄人气不足，带来管理难题，为优化配置资源，推进农业农村发展，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得不进行“合村并组”，导致行政村规模不断扩大。然而，群众自治受地域规模和人口数量的限制，区域过大、人口过多则不便于实行直接参与性的自治。因此，实践中又产生了诸多新问题，如村民凝聚力弱、资源调配难、干部融合难、村民大会召集难、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难、村级事务群众参与难、村民对村两委监督难等。

二是治理对象诉求复杂多样。从总体来讲，乡村物质生活水平比以往有了提高，但与此同时，农民的利益诉求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除了对更好更高物质生活的需求以外，更加突出了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需求，对水电路气及通信等公共产品的需求，对精神文化服务供给的需求，对便捷优质公平教育的需求，对水土大气污染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等，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是治理组织建设跟不上变化。基层党组织力量薄弱，农村党员比例偏低，L镇党员占村民比例不到3%，且流动党员较多，占三分之二，班子结构不优，人员固化、老化，村主职干部年龄偏大，平均55岁，副职平均年龄54岁，普遍高中以下学历，担任时间较长，有的甚至已工作三十多年；后继无人现象凸显，青黄不接，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年轻党员培养发展力度不强。自治组织能力欠缺，农业税取消后，村社集体失去了向农民收取共同生产费的权力，农户与集体关系变淡了，当前使分散农户集体行动的成本极高，乡村公益事业、惠农政策等都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这些问题几乎都不是工程问题，而是治理问题和组织问题。社会组织缺乏，村级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仅有少量的老年协会、广场舞协会，辐射作用发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