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严重，乡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运营摆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十分困惑

(一)最棘手、压力最大的工作是信访维稳。县乡党委书记普遍反映,一般情况下,自己要花费50%~70%的时间、精力抓信访维稳,遇到重要时段和敏感节点期间,90%~100%的时间、精力都要泡在上面,手机24小时开机,整天诚惶诚恐、如履薄冰,有时还受到稳控对象的骚扰、威胁,一点尊严都没有,身心压力巨大。近年来,基层信访总量依然居高不下,越级上访、群访、缠访、闹访的现象有所增加,用于信访维稳的各项开支不断攀升,日益成为基层政府的沉重负担。南漳县武安镇反映,去年一年中央、省、市共举行6次重大活动,他们一个镇耗费的信访经费就接近150万元。有的经济条件较差的村(社区),只要发生一两起缠访、闹访事件,花在接访、劝返、稳控上的费用就会将该单位搞垮。对于如何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化解信访疑难问题,基层干部感到困惑重重。

一是制度难以实施和缺失之困。比如“三跨三分离”信访化解问题。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上访人户籍在本地而在外地工作生活,所反映的问题在外地发生,但仍列为本地区的稳控对象,而本地无法对异地相关工作进行干预。对此,基层感觉束手无策。再比如,考核的科学性问题。目前对信访工作的考核未综合考虑上访诉求的合理性、合法性,而直接以上访人次为考核指标,对非访、缠访、闹访缺乏有效的认定机制和处置措施。有县委书记反映,现在只要发生信访,不管有理无理,上级就要通报,我们就要接人,工作十分被动。对一些不合理诉求,基层党委政府根本无法解决,却要面对巨大的考核压力。

二是挑战公平正义之困。一些上访人知道基层最怕越级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每逢重要活动,就闻风而动、借机大闹,以博得高层关注、批示,各地在重压之下,往往只求息事宁人以保平安,形成了“大闹大解决”,上访人得到丰厚的额外收益;更可怕的后果是,这种“大闹大解决”形成了极坏的涟漪效应,一些信访、缠访户都模仿着办,严重挑战了社会公平正义,挑战了执政权威,挑战了社会底线,带坏了民风,基层干部普遍感到很头疼、很苦恼、很无奈。

三是“信访”不“信法”之困。群众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成本高、时间长,而通过信访渠道来得快、更有效,加之信访机制不完善,普遍形成了“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弃法转访”“以访压法”等问题突出,大量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或其他分类处理的诉求都涌入信访,而基层党委政府无法解决。

(二)基层干部干事创业动力不足,积极性调动难。现在有三种现象必须引起重视:一是“怠政”。普遍反映基层干部队伍动力不足,干事创业激情不足,一些干部奉行“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错误信条,于是出现了出勤不出力、懒政怠政的现象。二是转行(岗)。“过去羡慕党委、政府,都争任实职,认为‘有滋有味’,现在大部分同志到了50多岁就想转个非”,“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党委、政府工作,专门找我要调到人大、政协”,不少县委书记如是说。三是辞职。我们调研的一个县,近年来发改局长、交通局长、财政局长、城建办主任、审计局长,相继主动辞职自谋职业。

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出现上述现象,困惑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负荷重、压力大。“上面分系统,下面当总统”“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县委书记反映,“我们每天都在风口浪尖过日子,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心里沧桑、责任无限。当前工作要求越来越高,追责问责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综合治理、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计划生育、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是‘一票否决’,精准扶贫、防汛抗旱、基层党建、土地管理、舆情监管等工作,一旦出问题,也要被问责,压力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说实在话,这些‘一票否决’的‘利剑’始终悬在头上,特别是安全稳定工作,让人寝食难安”。乡镇书记还普遍反映,乡镇往往是一个人承担几个人的活。特别是上级对基层每项工作都强调痕迹管理,牵扯了大量精力,导致许多工作疲于应付。由于长期压力积累,保康县一名镇委书记和县直部门一位负责同志英年早逝。(www.xing528.com)

二是待遇低。从经济上看,基层公务员尤其是乡镇公务员,多数人一年有一半的时间处于“5+2”“白+黑”的工作状态,但相当一部分人除去公积金、各种保险,拿到手的工资不到3000元(省市机关干部有的几项考核奖金,很多乡镇由于财政困难,不能全发,甚至没有发),存在严重的“工资倒挂”现象(即越辛苦收入越低)。从政治上看,由于编制限制,基层领导职数相对较少,很多表现优秀的年轻干部不能及时得到提拔重用;按照现行有关政策规定,乡村两级干部出口通道狭窄,几乎没有流动,职务晋升已触及“天花板”。

三是缺手段。多数乡镇书记有一个共同的心声,“芝麻大的官儿,巴掌大的权力,无限大的责任”、“人少事多”(2006年镇村综合配套改革,15万人口的乡镇定编40多人)、“钱少事多”(取消乡级财政、实行乡财县管体制)、“事多考核多”,每年要履行各种责任状,承担来自上面繁重的高指标、硬任务。“属地管理”下的权力责任不对称,“饿马拉大车”,成为影响乡镇工作的一大难题。

四是问责“泛”、问责“严”。普遍反映,当前检查、督办、考核缺少统筹,迎接批次越来越多、任务越来越重。很多方面,不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比如,上级一些工作部署,往往时间紧、任务重,留给基层统筹谋划推进的时间少,基层经常陷入打“攻坚战”的困境。有些突击性的工作,文件刚下发就来督办;有些项目建设,资金下达不久就来验收;有些工作部署,顶层设计和配套措施还没到位就要全面推进;还有些上级机关和部门,经常要下面报材料、表格等。有的则是“为问责而问责”、以找出“岔子”来显示督(巡)查权威。据某区委书记反映,该区在发改、环保、国土等方面共问责400多人。这样一来,干部大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项目能不接就不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求规避“问责”、过“安稳” 日子。

(三)“七站八所”的事情谁来干?我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时按照“以钱养事”(即政府拿钱买服务)的思路方针,取消了“七站八所”,单位转变性质、人员转变身份,“线断网破人散”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这部分人变成体制外人,始终是不稳定因素,上访闹事不断;另一方面“花钱买不到服务”的状况频频出现。一位县委书记说,当地水利设施损坏,找不到农技员,不得已找了一位68岁的退休老技术员来修。此种情况与党的十九大加强“三农”工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相悖的。如何解惑,呼吁建议有两种方案:一种是遵循“以钱养事”的思路方针不变,在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确定的转移支付基础上再增加额度,“养人养事”。但有的县委书记认为,“这是小三与妻子的关系——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另一种方案是,按照“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将原来的“七站八所”进行归并精简,省财政养起来,变成自己的主力军。多数认为,后一种方案是切合现实发展需要、解决“三农”问题治本之策(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是这样做的)。

(四)上级有关政策如何一切从基层实际出发。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一是基层尤其是乡村选人用人政策、门槛问题。我省县、乡机构编制是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时确定的,十几年来“冻结”,以前确定的编制数额已经不适应当前的需要。反映更强烈的是:各类人才(包括大学生)大多“不愿进”,进来的又“留不住”(多数只是将基层工作经验作为“镀金”“跳板”)真正能留住的还是本地乡土人才。如何在选人用人上给县(市)一级自主权、切合实际地适当降低选人的学历、年龄门槛,真正从乡镇和村级班子中录用一批,同时打通县乡机关与事业单位人员使用的通道,这是解决“无人办事”“青黄不接”的有效途径。各地强烈呼吁、期盼能从实际出发(不照搬省以上机关进人的标准)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二是“粮食直补”问题。国家原来实行“粮食直补”是为了解决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的问题、稳定粮食生产,而现实情况是很多农民已经不种粮了,而且补贴是打到个人账户上,发挥不了使用效益。若把这笔资金拨给村里统筹使用,则可办成几件大事。三是给乡村两级转移支付额度问题。我省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时确定的标准未变,而物价指数、工资标准上涨数倍,原来确定的标准远远难以维持。四是地方项目配套资金的比例问题。一些流域性、共益性的大项目,如长江治理及大堤加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是全流域、大区域受益,要所在地高额配套不合理,亦无财力。上级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安排资金配套及配套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