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区域内普遍存在

所访谈之处,大多数县乡书记向我们反映了当前基层所面临的最困难、最棘手的几个共性问题。

(一)县域经济转型艰难,新旧动能接续乏力。普遍认为,湖北最大的实际仍然是发展不够(谈不上是经济大省),从区域结构观之,症结主要在于县域经济发展不够。我们同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等省相比,差距主要在县域经济上;“两副”“多极”与“一主”实力失衡的畸形状况长期未能得到改观,症结也在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上,县域经济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及上述大多省份的二分之一。还需正视:一方面,相对于沿海发达地区而言,我省县域工业大多为低端产业。一些地方煤矿开采、医药化工、纺织印染、初级产品加工产业等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业态微乎其微。这种产业结构现状,在资源环境和政策的强约束下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转型升级缺乏动力。从县级层面看:这些传统低端产业目前仍是地方的纳税大户、主要税源。有的县级市书记反映,以前发展还不错,但现在由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支柱产业倒下去了,新近招商引来的项目做大做强至少需要3至5年时间,导致税收70%以上靠房地产支撑,这个局面很难接受,能否支撑得住是个大问题!有的县委书记直言不讳,“现在,很多企业连生存都成问题,哪还顾得上技术转型和结构升级。”我省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规模扩张与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而转型升级的动力明显不足。

(二)人才严重短缺,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普遍反映,县乡要发展,解决好人的问题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一是专业人才匮乏。由于县乡集聚能力有限,有技术、懂市场、会管理的高端人才较少,产业发展缺少人才支撑。如,赤壁市各类人才总量近4万人,拥有全日制本科学历的仅有1359人,拥有全日制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不足50人,其中,2/3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分布在教育和卫生系统,金融管理、城市规划、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现代制造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人才严重匮乏;农村偏远地区人才更是严重短缺。二是引才留才困难,人才流失严重。各类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择业,在看重经济待遇的同时,更看重择业地的软环境。尽管各地在引才留才方面都制定了相关激励政策,但受地理区位、薪酬待遇、创业平台、人文环境等因素限制,仍难以形成人才竞争优势。大学生毕业一心只想往大城市跑,选择到县城就业的微乎其微。有一个县级市每年在外就读的高校毕业生近2000人,但回来工作的不到10%;连续几年事业单位招考引进人才,很多岗位“流产”,硕士以上学历人员流失率超过90%。县委书记普遍反映:“相当一部分年轻干部把基层工作经历作为跳板,一有机会就想走”。某县级市5年内引进各类人才1489人,但先后流失841人,流失率达到56.5%。公安县委书记刘润长反映,2010年至2015年,全县共招考乡镇公务员94名、分配选调生22名,上级机关共遴选调走32人、占27.6%,县乡一级基本成了培养干部的“基地”。三是基层干部队伍结构断层、老化严重。受管理体制和一些具体政策制约,真正留得住、有能力、有经验的本地“永久牌”人才又招不进来,县级人才匮乏、结构断层不说,普遍反映:乡镇“少帅、老将、胡子兵”现象大量存在,村一级更不容乐观。如孝南区499个行政村1500名村干部,60岁以上的超过30%,60岁以上的村书记有165人。很多县乡书记忧虑地说,“再这样下去,以后村(社区)换届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这已危及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三)财力支撑不足,资金瓶颈掣肘发展。一是财政拮据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县域经济转型、缺乏后续动能,加之县级税收多是税基不稳固、税源零星分散、征收成本高的税种,财政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一般性转移支付本来规模有限,加之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民生事业以及行政管理成本等刚性支出不断增长,普遍反映收支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专项转移支付限于部门条块分割,整合使用上也是束手束脚、得罪不起,难以发挥资金最大使用效率。二是“普惠金融”不普惠。虽然中央、省里都制定了“普惠金融”有关政策,但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基层获得感不强。银行热衷于“锦上添花”,不搞“雪中送炭”,金融贷款相对向央企、上市公司集中。应城市2017年上半年187家规上企业只有62家得到金融贷款,排名前三位的企业占金融贷款总量的81.6%,小微企业基本没有得到贷款。同时,还存在过度融资、将本地融资拿到外地投资的现象。以应城为例:宜化双环在应城融资30亿元,其中有20亿元拿到省外投资;邮政银行在应城吸储60亿元,但在本地“零贷款”。向外“抽血”,使脆弱的县域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三是项目资金“匹配比例”不合理。中央和省里往县市安排的项目都需要基层配套资金,但由于配套比例过大,一般项目超过总投资的50%,多的甚至超过项目总投资70%(比如交通项目),连荆江大堤整治工程也要荆州区政府配套资金4000万元。如此高的配套资金数额,地方财政难以承受、有苦难言,导致上级部门的很多项目资金挂在账上,难以拨付落地。四是对乡镇转移支付不足。镇委书记普遍反映,“自2006年取消农业税、废除‘三提五统’后,乡镇取消了一级财政,只有事权、没有财权,又缺少有支撑力的收入来源,只能靠讨要过日子。现在是无力、无钱、无人办事。”“农村基础设施、村庄环境整治、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欠账多、投入大,希望上级在转移支付和地方支配权上予以倾斜。”五是招商引资恶性竞争。在经济新常态下,各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一家比一家好,变成了低水平“让利竞争”。特别是一些稍好的项目,商家在洽谈协议时,或要求配套商业用地,或要求零地价,或要求政府基金入股。每招一个项目,地方政府都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和投入。

(四)农村“空心化”严重,农业现代化后继乏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流”,农业从业人员多为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智力相对低下者,农业发展后继乏人。多数镇委书记反映,从村工作人员到农民都没有年轻人,“谁来种地?”“地怎么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现象在一些地区比较普遍,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构成威胁。寄希望于工商资本进农村、实行大户经营(农场),这在城郊、平原地区尚可;而对于人均耕地面积不多且比较分散的广大丘陵、山区,则不现实。同时,“三留守”已经形成了农村特殊群体,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留守妇女的合法权益如何维护?留守儿童如何教育?留守老人如何赡养?这些都成为基层党委和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www.xing528.com)

(五)多种因素交织,社会治理难度大。当前,随着我国社会步入转型期,各种矛盾问题易发多发,各种利益诉求不断涌现,各种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这些都使得基层社会面临的治理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相当一部分县(市)党政一把手分工是:县(市)长主要精力抓发展,县(市)委书记主要精力抓社会治理和维稳,敏感期则党政全力以赴抓维稳,严重影响了抓发展。以通城县塘湖镇为例,十九大期间,共浮出水面的不稳定人群有六大类,分别是乡村医生、民师、涉军人员、离任村干部、退休老干部(先提后退)、在职干部,总人数达362人之多,全体镇村干部、派出所干警一个多月没有休息,高度紧张、全力维稳。各级党委书记普遍反映,平时整个镇村干部有三分之二的精力是在抓维稳。“社会治理难度大、压力大,我们每天都在悬崖边上跳舞”。

县委书记反映社会治理难的原因是三个方面:一是政策不完善。一些政策前后不一致、上下不对标、左右不平衡,基层在具体操作执行中难以适从。有的政出多门,比如军转士兵安置问题,部队有部队的政策,民政部门有民政部门的政策,甚至有些政策与劳动法有抵触,无法操作;有的政策缺乏连贯性,比如乡改人员问题,原有政策规定三年“断奶”,但目前既没有“断奶”,又没有后续政策,导致矛盾难以解决;有的政策不平衡,比如“两参”人员问题,城镇与农村的政策差别很大,带来了攀比的借口。二是群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当前,群众的民主意识、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比以往更加强烈,尤其是在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等方面,群众诉求更高。这里面,合理的、不合理的交织在一起,还有部分群众法治意识淡薄,遇到问题就闹,更增加了化解的难度。三是舆论炒作“火上添油”。现在,只要某地出点什么事,就会迅速传播开。而且有的网络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获得更高的点击量,往往会对事件进行夸张和渲染,甚至别有用心、混淆是非,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增加了工作难度,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镇委书记反映社会“治理难”的原因:一是乡镇的责权不对称。“现在很多工作都强调属地管理、属地责任,乡镇处于整个系统的末梢,责无旁贷守土尽责,然而在复杂问题的处理上,我们是有责任、无权力,在回应群众需求上心有余而力不足。”二是普法执法落实不够。在治理矿业非法开采、河道非法采砂、企业污染等环保问题上,乡镇一级没有执法资格,想管也管不了,出了问题又要乡镇兜着,导致上级不满意、群众看不起,“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