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新历史时期的伟大斗争

为什么说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伟大斗争”的内涵及表现形式。唯物辩证法所讲的“斗争”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哲学范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表现形式。其本意是矛盾双方的冲突,一方力求战胜另一方;其表现形式既包括作为客观存在的斗争形式,也包括作为主观精神状态和实践行动的斗志,凡是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的一切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趋向,如无机界的排斥、生物界中的生存竞争、社会领域的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理论领域不同意见的争论,等等,都是矛盾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

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内涵和任务不同,斗争的内容及其形式也必然不同。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斗争”的对象,既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党外的,也有党内的;既有经济、政治的,也有文化、社会、生态的;既有对真正的敌对势力做斗争,也有与挑战、考验、危险和困难做斗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处处可能是“斗争”的“战场”,资源、货币、市场、意识形态、腐败、网络“魔鬼”、民族分裂等都是“斗争”的“对象”。我们党现在重新强调“斗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针对部分党员干部精神懈怠、斗志丧失、信念动摇等严峻现实,唤醒全党上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斗争精神,在主观上、精神上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勇于革新的斗志来攻坚克难,用体现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方式进行斗争,使斗争精神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实现形式。

因此,我们认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指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复杂局面,时代背景呈现“三个世所罕见”特点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必须以斗争的精神、斗争的方略,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排除障碍和干扰,化解危机和风险,增强动力和活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攻坚克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不断开拓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境界。这一重要论断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安邦实践的政治定位,集中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攻坚克难精神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

(二)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伟大斗争。从概念特质看,“斗争”本身源自矛盾的普遍存在,矛盾不灭,斗争永远不会停止。矛盾无时不在,改革永无止境。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与矛盾、问题“斗争”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成,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一场“斗争”,一场与矛盾、困难和各种改革阻力的斗争。从历史实践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觉醒、伟大革命,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如果我们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分为前后两个35年的话,全面深化改革正处于第二个35年起始阶段,这场伟大斗争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其意义伟大、目标伟大、使命伟大。从现实课题看,经过30多年不断改革,很多容易改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留下来的大都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当前改革触及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调整的都是极为复杂的利益关系,需要涉险滩、破瓶颈,矛盾复杂、敏感、艰巨程度前所未有,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这场伟大斗争所解决的问题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来推进这场斗争。

(三)全面深化改革这场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具有改革开放时期的总体特征,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又是新的历史阶段的“伟大斗争”,因此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一是目标的宏大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区别于前35年改革最鲜明的历史特点。前35年的改革目标主要是构建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侧重于局部的政策调整,即使探索建立了一些制度,也没有形成制度体系。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单纯的政策调整和局部的制度建设已经不能满足实践的新要求,必须上升到制度体系层面。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邓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就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着眼于“制度现代化”,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立意高远,目标宏大,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www.xing528.com)

二是内容的全面性。过去30多年,我们始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展开各项改革,其他改革说到底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比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主题是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主题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农村改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主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主题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这6次三中全会基本上都是专注于经济领域或者经济领域某个方面的改革,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协同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改革,改革涉及的领域之多、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可以说,这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改革作出的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部署,真正体现了“全面性”的特点。

三是进程的深刻性。从制度完善的角度看,改革必然要经历从机制到体制,从体制到制度的推进过程。从大的历史视角看,前35年的改革主要处于机制和体制改革层面,全面深化改革则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即一方面从经营机制、运行体制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另一方面从正式制度层面深入到非正式制度层面,包括改进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推进社会信用体系、道德规范等文化层面的建设。中外改革史的经验也证明,浅表性改革导致的改革搁浅,往往会导致体制僵化和固化,其危害不亚于改革的方向性错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避免改革的肤浅性,要向深度推进,将改革的目标从一般性体制机制创新推向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现代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运行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支撑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一般性的体制机制创新难以实现这一目标。

四是方式的协同性。过去35年,由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不得不采取循序渐进、试验先行、不断探索、逐步推广的方式。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渐扩展到城市;从沿海开始,逐渐扩展到内地;从局部开始,逐渐扩展到全国;从经济领域开始,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这种单兵突进的渐进式改革,避免了激进式改革所带来的震动,实现了社会的平稳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赢得了时间,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发展,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效益在递减,改革的“碎片化”缺陷越来越明显,局部领域的改革因其他领域的制约难以深化。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只有各领域协同改革、耦合协调,才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五是矛盾的复杂性。首先,这是由改革的外部环境决定的。当前,我们正处于特殊的发展时期,伴随中国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国遭遇的来自西方的遏制和西化压力更大,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民主陷阱”“塔西佗陷阱”等诸多陷阱,改革的风险增大。其次,这是由改革的内部环境决定的。中国已经进入利益深度博弈和矛盾多发相交织的时期,伴随改革的推进,新的利益诉求群体不断产生,不断提出新的改革要求和顶层设计要求。由于改革对象的复杂性、改革程度的深化和改革价值追求的多元,改革遇到的既得利益获得者的抵制会更强烈,改革中协调各方面利益、实现“帕累托改进”的难度加大,改革兼顾公平与效率、协调现有权利格局和正义诉求的难度更大。其三,这是由改革的规律决定的。改革必然要经历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逐步深化的过程。前3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实施的是浅层次、相对容易的改革,一些深层次、相对难的改革,往往只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在越来越深的水中前行,遇到的阻力必然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可能越来越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矛盾的复杂性。

六是价值的公平性。改革的过程是价值引领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改革的价值取向也有所区别。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普遍困难。为了摆脱贫困,消灭贫穷,我们过去30多年的改革价值取向更加强调效率优先、更加强调部分先富,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这一价值取向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带来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快速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近10年的基尼系数都在0.47以上,最高达到0.49,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较为明显。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对价值取向进行了调整,把公平正义作为更为重要的价值追求,在强调效率价值的前提下,更多兼顾公平价值,强调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能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