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组织发展与社会资本：整体性发展的重要性

首先，农村的发展必须要靠自生动力，农民组织就是一台发动机，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四大功能服务犹如车之四轮，构造四轮驱动之农民组织，是农村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根本之道。

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之一就是不断往微观方向上细分，比如现代医学中对人身体疾患的内科、外科、骨科、口腔科、肝胆科、泌尿科等细分，现代教育体系对学科的细分等。这并非没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一旦在微观细分发展的方向走过了头，就会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问题。事实上，医学上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弊病，有不少国内外医学院都成立了“整合医学”学科。人们的生活中，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是整合在一起的，许多经济问题的根源往往在于社会与文化领域。比如贫困问题，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对某些贫困户进行扶贫，这种扶贫可以持续吗？我们看到那些懒汉、赌徒、家庭暴力者、身体残障者是多么难以走出贫困，就算接受了外力资源走出贫困，当外力资源中断后依然会再次陷于贫困。因此，相较于单一功能的社会组织而言，发展整体性社会组织，经济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成效定然更佳。

其次，组织搭建起来如何管理？这需要整体论的思维。

组织的管理和运营不是一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可以包干解决的，而是需要多学科综合视角，换言之即整体论的视角。整体观是一个方法论，也是一个具体的研究策略和方法。人类学对人的观察既要看到其生物性，也要关注其社会性与文化性，人类学对组织的研究也是一样。当我们在看到农民组织的组织架构、制度和框架等“机械性”时，也应该关注农民组织的文化及其精神和价值等“人性”问题，以此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作为文化的组织”这一观念提醒研究者将组织的各个层面看成一个整合的系统，这个系统的每一个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就是作为一个由人的结合而组成的组织，贯穿其中的不仅有冰冷的经济理性，还同时存在大量的“人情”“关系”等感情。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来的“差序格局”在我国农村地区依然广泛存在，社会学理论随后将此转化为“强关系”“弱关系”等分析概念，讲述的仍是同样的道理。人类学还有大量关于农村礼物、交换、互惠的研究，都强调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圈子里，仅仅从经济的视角不足以解释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农村社会，甚至整个华人社会的经济往来不仅讲经济上的“利”，也讲道德上的“义”。“义利结合”，才是儒家文化圈的经营之道。“义”不仅指的是生活中为某些事情而疏财仗义、拔刀相助的“义气”，同时，也指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构建。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经济，但人类的生活绝非为了经济，经济是手段不是目的。人类生活的意义绝不是经济方面的指向，而是尊严、价值等目标的建立与实现。生活的目的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意义构建及其实现。一个好的组织应该是帮助人们成长和提升并最终实现其意义的组织。山西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它通过开展农民辩论活动让人发现不足之处，通过组建农民学校和外来培训提升农民技能和水平，通过消费引导建立正确消费观念，通过社区服务承担社会责任，让每一个身居其中的成员在这一过程中都能得以提升和成长，并在身心愉悦中实现其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www.xing528.com)

形塑组织的重要元素之一就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一个组织的发展，尤其对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村地区的农民组织而言，其发展需要依赖和建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拥有的资源”，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与某些持久的人际关系网络密不可分。这一网络并非天生，而是需要通过一种体制化网络持续性构建、交往与反复协调才得以形成的。这一体制化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布迪厄，1986）。布迪厄是社会学领域研究社会资本的先驱之一，他所言之社会资本是蕴含于社会组织、社会网络、人际关系之间的，个人不能直接占有和运用它，只有通过成为该网络的成员或建立起网络纽带，才能接近与使用该资本。此后，社会学领域所讨论的社会资本，皆强调社会资本是嵌入于个人或组织关系网络之间的资源，尤指非政府组织中个人对组织的认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网络资源，比如林南就认为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林南，2005）。布迪厄强调指出，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资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和交换的。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也取决于这个组织中各个成员所拥有的资本（经济、社会、文化与符号资本）容量。此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都开展了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其分析基于学科差异，大同小异，各有侧重。社会资本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它通过提供组织中个人所需信息，实现身份确认，创造合作关系的基础，以及为其他资本形式增值等功能，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创造价值。社会资本并不完全是自然赋予的，还需要通过投资于团体关系制度化战略来获得；社会资本是可以通过投资而增加的，即使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社会资本具有一般资本的生产型，这使达到没有社会资本就不可能达到的特定目标成为可能。

农民组织要得到较好发展，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与政府建立比较良好的互动关系，这就是农民组织可供依赖的社会资本。仅此还不够，农民组织还必须得到广大农民会员的支持和拥护，成为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一个中介桥梁。基于政府、农会与农民三者之间长期深厚交往关系，政府、农民组织与农民紧密结合，由此衍生为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的存在对农民和农民组织的发展是有利的，因为通过这些关系网络，农民就可以在当地很方便地找到需要求助的对象或资源。

我国许多学者对我国农村的社会资本存量也进行过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随着农村的贫富差距拉大，农村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越来越少，农村的人际关系观念逐渐淡薄，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帮助越来越少，农村的社会资本不断流失。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发展，对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非常不利。因此，政府可考虑将资金投入到“更能提高公民能力，增强地方社会资本的项目”上去，而不是“用现代的、技术复杂的投资来代替原来的基础设施”（陈雷、仝志辉，2008）。“增强地方社会资本的项目”，就是能够更多促进农村人与人之间连接、加强社会互动的项目。那么，农民组织发展生产、供销、信用金融、社会、文化教育等综合性服务，不就是一种增强人与人之间联系机会的纽带吗？俗话说的“一回生，二回熟”“熟人多了路好走”，说的就是见面和互动多了，自然就有几分亲切了，事情自然就更好办了。社会学上的社会交往理论告诉我们，作为主要是基于一种感情的社会交往中，如果加上经济活动的交往，这种关系就能够更为持久而稳固。这就是整体要强于片面的优势之处。如果一个农民组织能够做到将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活动糅合在一起，并且连接地方政府、社区和农民，在两个方面都做到相对更为宏观的“整体性”构建，那么它也一定能发挥更为持久而稳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