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阶段从199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以及当前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明确、手段措施精准、效果相对明显。依照不同时期的调控目标和政策松紧情况分为三个时期（见图15-3）。
第一个时期：1998—2003年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组合使用（财政政策各部分之间的配合：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调整税收、减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物价下降等现象，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为了克服危机的不利影响，政府从1998年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的宏观调控，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一直持续到2002年，使GDP增长速度由1998年的7.8%提高到2002年的9.1%，CPI指数由1998年的0.8%上升到2003年的1.2%（见图15-3），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
图15-3 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宏观经济运行及调控情形
第二个时期：2004—2007年，财政政策逐步由积极转向稳健，实行财政货币双稳健政策。2003年下半年，部分行业投资出现局部过热，为了防止经济出现“大起”，缓解物价上涨压力，政府确定了“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宏观调控原则，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采取有保有压的经济政策。2004年中央宏观调控的力度再次加大，宏观调控措施得到迅速落实，投资过热、盲目扩张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使经济进入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期。随后，我国经济虽然在适度区间运行，但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较大，通胀压力显现，房地产投资过热，宏观经济结构问题、局部问题依然存在。为此，政府采取了“组合拳”式的调控手段，使我国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高位运行。
2007年，为了应对2006年出现的局部过热，宏观调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调整为适度从紧，且采取微调模式，有效防止了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情况发生。(www.xing528.com)
第三个时期：2008年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双松政策。2008年上半年，双防：防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明显通货膨胀。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加深，世界经济放缓，我国一些出口企业受到影响，政府提出“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
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经济开始步入下行轨道，面临通货紧缩风险，出口大幅下降，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现象较为严重，大学生就业困难，农民工返乡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4万亿投资计划付诸实施，信贷扩张较快，及时遏制了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为“保8”（GDP增长率保持在8%）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2009年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加大对民生投资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减税；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信贷规模，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进一步扩大融资渠道，实行差别化货币政策。其中，2008年9月以后，央行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4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11月推出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积极扩张的调控政策使中国经济成功摆脱了衰退和通缩，但却加剧了此前经济中一直存在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比如，存在国企和民企并存的“二元结构”特征，国企和民企处于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地方政府深入参与经济活动，但是面临财权和事权不匹配、GDP锦标赛、预算软约束、缺乏有效监管等问题；城镇化进程推进、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货币超发、土地财政、缺乏长效机制等因素共同推动房价大幅上涨，等等。
2010年中国经济发生严重通胀，GDP增速也自此一路下滑，并且出现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杠杆高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2010年货币政策适度宽松，财政政策调结构惠民生。2011年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回归稳健。201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主要特征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面临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阶段，宏观调控政策转向供给侧，主要体现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试图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性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同时需求侧注重总量管理，经济基本保持平稳发展（见图15-3）。
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主要受美联储加息、中美贸易战、财政整顿、金融去杠杆、房地产调控等内外部因素叠加的影响。政策已调整为强化逆周期调节，央行降准、财政部出台新的减税降费举措、发改委稳定汽车等消费，政策持续转暖。2018年至2020年，货币政策包括宽货币、宽信用，金融监管结构性放松；财政政策包括上调赤字率，减税降费，基建补短板；结构性改革为“做减法”转向“做加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和去库存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去杠杆转向稳杠杆，政策重心会加大降成本和补短板）。
总结来看，1998年以来的”精准”式宏观调控，使得我国宏观经济能够抵御国内国际经济和金融风险，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松紧配合使用，有效地保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在全球众多经济体中能够保持健康、持续增长，国家和居民财富收入增长，彰显了中国政府和执政党掌控经济的强大能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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