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环境惠民：构建美丽中国的坚定决心

环境（environment）总是相对于某一特定的中心事物而言的。环境因特定的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随特定的中心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围绕特定的中心事物的外部空间、条件和状况，构成特定的中心事物的环境。例如，居室环境就是相对于居住在房子里的人而言的。因此，具体事务不同，与具体事物相联系的环境的含义也不同。由于具体事物是多种多样的，环境的内涵也就随着具体事物的不同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含义^[1]。习近平在谈论党性和人民性关系时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2]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美丽中国，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而美丽中国是人民群众的美丽中国，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梦；因此，在我国环境惠民的环境是中国人民的生活环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环境，是属于中国人民的美丽中国的环境；它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为中心的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把环境定义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3]与绿色环境惠民所讲的环境要求是一致的。绿色环境惠民实质上就是美丽中国的环境惠民，其环境的中心事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他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动形象表达了我们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4]。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绿色环境惠民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对社会形态发展阶段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马克思的“三社会形态说”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分析社会形态的演进，是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变化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基于人的生产能力与人对社会环境的控制程度的变化阐述人类社会的变迁。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它决定着生产方式，决定着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从而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对应着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生产方式，以及同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水平是一定的并且对应于这个历史阶段来说是相对稳定的、保持不变的，从而由其决定的个人自由、个性的发展程度也相对稳定并且组成了社会历史进程的相对静态的阶段^[6]。就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的生态环境的演进而言，也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进行分析才是合理的，对应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国人民生产生活的生态环境的演进也分为相应的三个阶段。正如习近平对“两座山”的论述，他指出：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可以说，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7]。

习近平所指的第一个阶段，“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的阶段，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讲“人的依赖关系”的生产方式。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居住的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环境变化主要是由自然界自身的因素引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界逐渐被人化，成为人化的自然界，环境变迁的人为因素逐渐增加。可以说，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它的发展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会对国家、社会与人类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狭隘的，也就是人对自然界的适应能力是狭隘的，人从自然界获得可利用资源并生产用于满足需要产品的能力是有局限性的，这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狭隘的，表现为人对人被动的直接依赖。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的生产劳动主要是从事必要劳动，即从事人的再生产的劳动，但是毕竟有了可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尽管这个产品的数量很少。剩余产品的出现就为等级制度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就为强盗的掠夺提供了客观前提。当流动的强盗固定在一定范围区域并制定剥夺域内居民剩余产品的制度以后，或者当一个族群拥戴一个领袖并建立保护自己族群的有效机制之后，国家就产生了。国家的产生，使小农生产得以正常地进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逐渐增加，小农除了用于缴纳苛捐杂税的产品之外，还有剩余产品时，商品交换就产生了。农民出售的仅仅是自己家庭的小部分剩余产品，产品的主要部分由他自己消费，因此他把其中的大部分不是看作交换价值，而是看作使用价值，即直接的生存资料。在相对的人的依赖关系历史阶段快要结束的时期，商品交换没有取得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生产的目的不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他人的产品，而只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自然界的产物。商品经济不发达，小生产方式占据社会生产方式的主流，决定着相对的人的依赖关系历史阶段人的社会化程度相当低下。相对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体的时代，经济只是为满足个人或地方市场的需要，而且各种物资也只是在地区市场内流通。人们不可以将这一时期想象成是一个自身静止的，并为人与自然之间稳定的和谐所充盈着的时代，属于这一时期的还有那些带有创伤性的最原始的经验——关于干旱与寒冷的经验、关于饥饿与干渴的经验、关于水患与森林火灾的经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警觉更多地建立在以往不幸的经验而远非人类的原始直觉的基础上。饥荒一再使人们意识到食物空间的局限与脆弱。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同环境问题打交道都不只是某一个别行为领域内的事，而是构成生命的整体的一部分。

相对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是最初的人类与自然界共生存的时代，这个时代人类利益的核心就是本区域内的环境利益，人类为了生存不断在自己的区域里创造有利于自我生存的环境，从而获取环境利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到来，在此之前大多数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生存更主要的还是建立在当地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之上，人与环境之间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平衡关系，人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环境利益，而从总体上看，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基本上满足着人对环境的破坏性的改造。在相对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从整体情况看，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了生存必须获得环境利益，必须维持和巩固整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由于物的短缺进而对环境利益的争夺，从小范围情况看，表现为等级制度形式的集体生产成为生产方式的主流，在等级制度下最底层的劳动者与等级制度高层人物处于被动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环境利益维护的困难，以小家庭或个人为单位的生产始终存在，但不成为生产方式的主流。这种生产方式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与绝对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的人与人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绝对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是自然形成的依赖关系；而相对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的人身依附关系，是被动的依赖关系，是一种人为的、具有强迫性的依赖关系。在相对的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是人通过人而占有物，这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是一种被动的劳动形式，是劳动者缺乏劳动积极性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没有活力的生产关系。为此，它只是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历史阶段会被充满活力的生产方式所替代，从社会形态来看也就是物的依赖关系历史阶段^[8]。(www.xing528.com)

习近平所指的第二个阶段，即“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的阶段，实质上是社会发展进入物的依赖关系历史阶段的人与之然的关系。社会发展进入物的依赖关系历史阶段，此阶段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与发展，人的本质力量所能确证自然界的对象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前进为人自身的解放开辟道路。在这个历史阶段工业文明是整个人类世界的主要生产方式。以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为思想源泉的近代工业文明是一个依赖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生存的社会。由于人口、技术和自然资源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还在持续进行，但来自自然资源的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一定是存在的，即地球资源不可能无限地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否存在极限还不可知，如果人类的认知能力存在极限，那么科学和技术发展就存在极限，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技术进步就有一个限度存在。

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把自然界作为征服的对象，“人类中心主义”成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原则。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的本质力量因素终将确证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地球已经不再按照原有的活动周期规律运转，从气候变化到生物多样性锐减，从大气层臭氧空洞的形成到地表冰川的融化无不与人类生产活动息息相关。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仅是整个人类同地球的大环境的矛盾冲突，也表现为局部的环境与局部人类之间的冲突。然而，人类最大的利益就是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健康发展，这个最大的利益也就是未来利益，在丰富的物的依赖性的历史阶段，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影响到人类的最大利益。人类必须着眼于未来，必须着眼于未来利益，而当前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解决环境利益冲突的问题。当前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得到了解决，人类的未来利益就能够实现^[9]。

习近平所指的第三个阶段，即“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的阶段，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讲“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的阶段，亦即是生态文明的时代，亦即是从当代走向未来的中国梦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人类已经认识到，并开始着手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问题，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寻求和谐相处，在人类的发展上致力于绿色发展，在人类文明建设上致力于生态文明的建设，在解决自然环境的矛盾冲突上努力探讨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

经过人类近代文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不同于农业文明与殖民主义最初时期的情况。矿物资源的利用，使得人类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和生产资料。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新产业不断诞生，新材料、新产品在19世纪、20世纪和今天的21世纪层出不穷。地球上人工环境的比例越来越大，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借助自然界的资源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生存环境，从而获得巨大的环境利益。当历史的进程到达今天的时候，在21世纪，我们环顾自然环境的演化、回首自然界的变迁，不仅发现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损失了很多原有功能，而且这种损失已经到了危及人类生存的程度。当今世界人们已经很难找到绝对的、没有人类痕迹的自然环境。从城市到农村、从田园到矿山、从工厂到游乐场无处不是人工环境，可以说现代文明是建立在人工环境基础上的，离开了人工环境也就没有了现代人类文明。当今世界，人工环境丰富多彩，人们在人工环境中生存与发展，获得了来自人工环境的巨大的环境利益，而这种环境利益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人工环境隔离了毒蛇猛兽、屏障了洪水狂风、防避了严寒酷暑、阻隔了蚊蝇蚁虫等等。人工环境提供了便捷的交通、艺术的建筑、美丽的公园、亮丽的夜景等等。在人工环境人们不断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不断进行生产劳动，使得人类生存空间风情万种、人类文明之树硕果累累。从人类文明诞生至今，可以说，当前的人工环境给人类带来的环境利益已经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环境利益，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比自然环境能够提供给人类的环境利益更多的环境利益。人类为了生活得更加美好而选择建造了城市，城市的建造使人类获得了巨大的环境利益；在获得环境利益的情况下，城市建设促进了工业化发展，使人类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工业化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大发展，以获得更多的环境利益。城市的迅猛发展一方面通过人工的、有目的建设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也给人类生存所依赖的长远的环境造成了巨大冲击。在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展是永恒的、是绝对的，人与自然的特定的对立是相对的、暂时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承认人与自然对立的存在，但对立分为普遍的对立和特定的对立：普遍的对立就是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本身，它是绝对的、永恒的，因为在历史进程中，人总是确定自己的主体性，总是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人与自然特定的对立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所表现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它是相对的、暂时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对立可以表现为对自然界生态系统的破坏，使自然界不断承载人类活动所产生废弃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人与自然特定的对立终将成为历史。正如习近平指出：以上这三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和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这“两座山”要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一种生态文化，体现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中^[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