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成果

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从来就有的，但在马克思时代就产生了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萌芽。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考察自然，他们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3]马克思、恩格斯阐释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人与自然之间一体性的关系。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天空、大地、山川、湖泊、海洋都被人类改变了面貌，马克思把这样的自然界称为“人化的自然界”^[4]，标示着无论人类发展到什么程度，都与自然界呈现为一体性关系。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5]。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经济活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的结论。这就为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毛泽东首先从生产实践的视角来阐释自然的存在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发生，他指出：“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6]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一体性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把人从自然界中区分开来，直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毛泽东强调人对自然界的对象性活动和主观能动性，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7]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强调自然界对人的反作用和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被动性，他指出：“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8]“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9]毛泽东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能动性和被动性的统一关系，肯定了认识自然在解决人与自然矛盾中的基础作用，为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开辟方法论。

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很多建设性思想。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的口号，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造林绿化工作。邓小平强调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认为保护环境与发展生产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协调一致的发展，他在视察桂林时发现当地的污染状况，强调指出：“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再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10]不仅从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上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且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其中“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11]为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邓小平十分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邓小平指出：“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12]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等实际行动，已经开启了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所指向的人类生产活动。

为了避免经济发展引起生态环境恶化发生，江泽民重点强调人类应该正确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他要求“自觉去认识和正确把握自然规律，学会按自然规律办事，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13]。江泽民已经明确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发展应该与自然界的发展保持一致。他指出：“任何地方的经济发展，都要坚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14]反之，如果为了经济单方面增长而过度攫取自然资源，就必然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为此，江泽民指出：“保护自然资源就是保护生产力”^[15]的科学论断。江泽民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着重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要从全局统筹兼顾，处理好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要考虑到发展的代际公平，不仅要满足当前人们的发展要求，也要为未来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条件。为此，他强调：“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6]他指出我国可持续发展工作需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坚持节约利用各种生产建设资源，工业和农业达到高效低消生产；第二，控制人口增长率，提高人口素质；第三，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促进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第四，加强生态安全教育提高公民环境保护意识；第五，预防并治理部分地区生态恶化的局面。”^[17]江泽民领导的生态建设实践推动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进步，并为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www.xing528.com)

胡锦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要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推进我国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胡锦涛指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8]传统工业经济的生产观念是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科学发展观要求必须抛弃传统的生产观念，要求生产活动必须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胡锦涛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9]胡锦涛主张的生态文明，其经济发展路径是生态效益型经济，核心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把经济系统纳入到生态系统之中，以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双赢为目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发展模式。胡锦涛还指出：“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20]胡锦涛要求实现消费观的革命，要求每个人都合理消费，尽量节约，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消费观，要求从社会管理、行为主体、体系建设等诸多环节展开绿色化行动，为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基本架构和丰富的内容。

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是一脉相承的，并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及其主持起草并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重要文献，谱写了政治经济学宏伟壮丽的新篇章；其中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使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以发展理念的形式展现并积极作用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