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结果,本书针对内蒙古资源诅咒的各具体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剖析。
1.传导机制一:阻碍科技创新水平提高
Sachs和Warner(2001)认为自然资源富集的地区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和潜在创新者进入资源型产业,从事资源初级产品的生产,从而对技术创新活动和企业家行为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张复明和景普秋(2008)指出资源型产业本身属于缺乏技术进步的产业部门,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偏低,表现为资源型企业创新机构不足,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偏低。随着地区产业结构中资源型产业部门主导地位的确立,会导致整个地区缺乏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的动力。马宇和杜萌(2013)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资源诅咒现象的传导机制之一是对技术进步产生抑制效应,自然资源富集型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显著低于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董利红等(2015)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自然资源的开发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具体到内蒙古,根据模型的估计结果,资源依赖度与科技创新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资源依赖度的提高以及资源型产业的快速扩张阻碍了内蒙古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即内蒙古资源诅咒现象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便是较高的资源依赖度对科技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从而对其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图2-10 内蒙古专利申请受理量占比与授权量占比情况
内蒙古资源型产业扩张阻碍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与其他产业相比,资源型产业本身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属于技术进步率偏低的产业部门,对技术创新的需求能力偏弱,在短期利益驱使下,资源型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不高,研发投入水平偏低。于是资源依赖度较高的内蒙古在资源型产业快速扩张的过程中进行研发投入会缺乏积极性,从而影响了地区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此外,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会进一步制约技术要求较高的产业部门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型产业的扩张便会对内蒙古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其次,资源开采短期收益以及在路径依赖作用下形成的资源功能锁定效应会诱使潜在的创新者进入资源开采和资源初级产品生产领域,这样会使得潜在的技术创新活动难以实现,进一步削弱了地区科技创新的潜在能力。最后,资源型产业的扩张会对制造业部门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而制造业部门通常能够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和技术外溢效应。因此资源型产业扩张在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部门产生挤出效应的同时也对科技创新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综上,资源型产业的扩张导致内蒙古科技创新水平偏低。根据图2-10可以看出,近年来内蒙古专利申请受理量占全国比重和专利申请授权量占全国比重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中专利申请受理量占比由2000年的0.89%下降至2015年的0.34%,专利申请授权量占比由2000年的0.91%下降至2015年的0.35%,特别是在2002—2012年煤炭产业“黄金十年”期间,内蒙古专利申请受理量占比和授权量占比下降的趋势尤为突出,表明在资源繁荣时期,资源依赖对科技创新水平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
2.传导机制二:降低对外开放程度
通常来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所反映的对外开放程度对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外商投资的大量流入。然而,大部分文献研究得出资源富集型国家和地区对资源型产业依赖度的增强不利于其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Sachs和Warner,1995;Papyrakis和Gerlagh,2004;李天籽,2007;邵帅等,2013)。本书基于内蒙古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资源依赖度与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资源型产业扩张对外商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降低了对外开放程度。因此,对自然资源过度依赖导致的对外开放程度下降进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成为内蒙古资源诅咒效应的一个传导机制。
内蒙古资源型产业的过度扩张对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途径主要体现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弱化方面:
自然资源尤其是原煤、原油、天然气、稀有贵金属等矿产资源往往属于关系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国家对这些战略性能源资源具有绝对控制力,这些资源型产业大部分以国有企业的形式由国家经营和管理,使得国有企业在这些矿产资源产业中往往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这样无形中提高了外资进入资源能源行业的门槛,导致外商资本很难进入矿产资源的开采、生产领域,于是资源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就削弱了外商投资进入内蒙古的吸引力。
根据前文实证结果,资源依赖度的提高将对内蒙古制造业发展产生明显的限制和挤出效应。而制造业往往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部门,制造业在利用外商投资方面往往具有明显的优势,例如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浙江、江苏、广东等通过制造业发展和外向型经济相结合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资源主导型的产业结构所引发的制造业部门萎缩和衰退进一步导致内蒙古吸引外商投资能力的下降。
煤炭等自然资源不合理不科学的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破坏问题严重影响了内蒙古投资环境的优化,从而削弱了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尤其是在煤炭市场行情繁荣的年份,煤炭价格的上涨大大提高了内蒙古加大煤炭资源开采力度的激励,各地纷纷上马大量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煤化工项目,例如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2006—2009年,在煤炭资源丰富的鄂尔多斯、通辽、赤峰、阿拉善盟等地,煤化工产业呈现出“井喷”的态势。2015年,鄂尔多斯市更是实施了亿元以上的重点煤化工项目21项。由于生态环境因素以及绿色生产、绿色供应链等对外商投资决策往往具有重要影响,在环境因素对投资环境日趋重要的情况下,煤炭等资源的过度开采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显然不利于内蒙古外商投资水平的提高。
图2-11 内蒙古进出口占全国比重变化趋势图
煤炭资源的开采和生产容易引发寻租等问题,从而对内蒙古投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吸引外商投资进入。图2-11描绘了近年来内蒙古进出口额占全国比重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看出,内蒙古进出口占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由2004年的0.5%下降至2018年的0.32%,在此期间,内蒙古进出口占全国比重平均仅有0.35%,这再次表明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以及资源型产业部门的扩张不利于内蒙古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
3.传导机制三:限制制造业发展
资源诅咒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是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拖累了制造业的发展步伐,导致制造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制造业萎缩,这是“荷兰病”效应的典型特征。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荷兰在发现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后便开始大力发展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型产业,从而对荷兰其他工业部门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冲击,最终导致荷兰制成品国际竞争力衰弱和出口下降。在资源红利的诱导下,自然资源富集的地区通常会优先考虑发展资源型产业,于是各类生产要素资源便不断进入并汇聚于资源型产业,资源型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从而导致当地经济发展形成对资源型产业高度依赖的惯性。在这一惯性的驱使下,各种生产要素资源继续不断流向资源型产业,可用于发展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的要素资源便被逐渐抽出,于是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空间被不断压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潜力的新兴产业更难以得到正常发展。因此,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往往使得资源富集型地区以资源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生产要素资源主要集中在资源型产业部门,制约了资源富集型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模型(2-16)的估计结果可知,资源依赖度的估计系数为负,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依赖度与制造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即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不利于内蒙古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在煤炭等自然资源富裕的条件下,内蒙古大力发展资源型产业会对其制造业产生一定的冲击,甚至会对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这是因为,资源型产业的过度发展会占用大量的生产要素,在生产要素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势必会挤占本应用于制造业发展的生产要素投入,从而导致制造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就内蒙古而言,“一煤独大”的能源生产结构使得内蒙古产业结构出现失调。如表2-8所示,内蒙古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由“六五”时期的平均42.41%下降为“十二五”时期的平均29.45%,同时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由“六五”时期的平均57.59%上升为“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0.55%。再来看内蒙古重工业内部构成,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与制造工业的产值比重由2001年的85.09%和14.91%变为2015年的89.23%和10.77%。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产值在内蒙古重工业中的比重占据绝对份额,远远高于制造工业产值所占份额,并且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产值的占比表现出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制造工业产值占比则出现下降趋势。此外,就业方面,内蒙古制造业年末职工人数由2001年的82.2万人减少为2015年的45.7万人,14年间制造业减少劳动力36.5万人,平均每年减少2.6万人。
以上数据揭示出,资源富集的内蒙古在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导下所产生的资源诅咒现象会通过“荷兰病”效应这一传导机制损害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和条件,对制造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制造业通常能够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和技术外溢效应,是地区实现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资源型产业扩张通过对制造业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内蒙古经济长期增长。基于此,未来内蒙古应摆脱对资源型产业尤其是煤炭产业的过度依赖,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结构调整的着力点,适当给予作为长期经济发展重要动力的制造业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政策环境。透过相关政策引导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制造业流动,尤其是要注重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高端装备制造业等现代制造业,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充分发挥制造业的技术外溢优势,减轻资源产业过度膨胀对制造业部门造成的冲击,进而对“荷兰病”效应进行有效遏制。
表2-8 内蒙古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内蒙古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
4.传导机制四:影响市场化进程
根据已有文献,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源自市场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私营经济的崛起(樊刚和陈瑜,2005),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则主要由自然资源禀赋所致(刘庆岩和孙早,2009)。刘庆岩和孙早(2009)基于1998—2006年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地区产业结构中资源型产业部门所占比重的提高会显著地抑制地区私营经济的发展,从而延缓了资源依赖型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因此,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环境的差异以及内生于此的私营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产业结构中资源型产业所占比重的差异。(www.xing528.com)
具体到内蒙古,资源诅咒效应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便是资源型产业的扩张对市场化水平产生的不利影响。根据模型(2-17)的估计结果可知,内蒙古资源依赖度的提高对其市场化程度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冲击,这一点也可以从表2-9中的市场化总指数排序情况得到验证。从中可以看出,2012—2018年期间,内蒙古市场化总指数排序始终处于全国倒数位置,并且市场化总指数排序还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由2012年的第21位下降至2018年的第25位。以上数据表明资源富集的内蒙古市场化水平整体偏低,甚至近年来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此外,从表2-9中还可以发现,自然资源富集的西部地区整体市场化总指数在全国排名靠后,与之相比,自然资源较为贫乏的东部地区市场化总指数往往排在全国前列(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等省市),这再次验证了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不利于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再来看内蒙古资源型产业扩张对其市场化水平的影响机制。从表2-10中的市场化总指数的细分指数可以看出,2018年内蒙古法律制度环境指数最低,仅有1.84,在全国排名倒数第3;其次为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得分为3.65,全国排名倒数第4,表明从全国范围来讲,内蒙古法律制度环境和政府与市场关系严重恶化,是导致其市场化水平偏低的最重要因素。除了这两个因素外,内蒙古非国有经济发展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也是影响其市场化水平的重要原因,两者评分分别为6.9和4.97,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21和第23。是法律制度环境不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偏低导致了内蒙古市场化程度整体偏低。基于此,资源型产业扩张对内蒙古市场化水平的影响途径主要有:
较差的法律制度环境降低了企业进行寻租活动的交易成本,使得更多的企业倾向于将原本应该用于生产的资源投入到寻租活动中以获取超额的利润,从而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影响了市场化进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资源依赖所催生出的制度弱化效应。
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偏低反映出内蒙古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导致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延缓了地区市场化进程。
资源型产业的扩张使得内蒙古经济结构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高。较大规模的国有经济部门会吸收掉大部分原本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源,同时预算软约束问题也会引致国有企业选择过度使用生产要素,于是导致市场上生产要素价格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私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提高了私营企业的进入门槛,使得内蒙古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从而导致其市场化水平偏低。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造成内蒙古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偏低,加上资源型产业挤占了大部分原本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源,使得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出现扭曲并难以流入私营经济部门,导致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并且限制了私营经济部门的发展,影响了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
综上,资源诅咒效应在内蒙古的一个传导机制是资源型产业的快速扩张影响了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从而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表2-9 各地区市场化总指数排序
续表
注:表中的排序表示的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市场化总指数和方面指数评分的排列顺序。1表示该项指数的分值最高,或该项市场化程度最高,31表示市场化程度最低,其余类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市场化指数》整理。
表2-10 2018年内蒙古市场化指数细分指标的评分与排序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市场化指数》整理。
内蒙古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机制包括直接影响机制和间接传导机制两方面。直接影响机制是指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对内蒙古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根据计量模型的系统GMM估计结果,资源依赖度对内蒙古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个直接的负向冲击。间接传导机制是指通过影响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制造业发展以及市场化水平间接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总之,资源依赖除了对内蒙古经济增长产生直接负面影响外,还通过资源诅咒效应的挤出效应(削弱科技创新能力、降低对外开放度)、“荷兰病”效应(限制制造业发展)以及制度弱化效应(降低市场化程度)等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间接不利影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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