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中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对于不同的地区而言，资源诅咒各传导机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也理应有所不同，在提出资源诅咒具体破解路径之前，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因此，在对资源诅咒现象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对理论分析得出的资源诅咒各类传导机制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从而确定内蒙古资源诅咒的具体传导途径有哪些，为进一步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破解资源诅咒及其传导途径提供实证依据。

1.模型设定

已有关于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大多使用静态一元回归模型进行回归，以此检验资源依赖度或资源丰裕度对各传导机制变量的影响情况，如邵帅和齐中英（2008）、邵帅（2010）、邵帅和杨莉莉（2010）、方颖等（2011）、张潇凌（2012）、韩洪云和张志坚（2015）、陈吉雨（2017）、姚顺波和韩久保（2017）。使用静态一元回归模型进行资源诅咒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方面，由于经济变量通常具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效应，以往研究常常忽视了这一点，因此有必要对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加以控制；另一方面，简单的一元回归模型忽略了与传导机制变量密切相关的其他因素，因此需要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以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基于此，为了增强内蒙古资源诅咒现象潜在传导机制和途径的实证检验效果，本书对Papyrakis和Gerlagh（2004）、邵帅和齐中英（2008）、邵帅（2010）等人所采用的回归模型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将各传导因素变量的滞后项引入回归模型，同时针对不同的传导因素变量选取不同的控制变量，以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书构建如下形式的动态面板基本模型，对各传导因素变量与资源依赖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2-11）中的被解释变量zit为各传导因素变量组成的向量集，包含物质资本投资（mcap）、人力资本水平（hcap）、制造业发展（manu）、科技创新水平（tech）、对外开放水平（otow）、市场化程度（priv）等变量。c为常数项，φ1、φ2、φ3为待估计参数，vit为随机干扰项。zi,t-1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rdit为资源依赖度，kit为控制变量所组成的向量集。根据被解释变量的不同，本书选取不同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了以下几个具体待估计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其中，回归方程（2-12）～（2-15）主要检验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中的挤出效应，分别对应的潜在传导因素为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回归方程（2-16）主要检验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中的“荷兰病”效应，对应的潜在传导因素为制造业发展。回归方程（2-17）主要检验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中的制度弱化效应，对应的潜在传导因素为市场化水平。以上回归方程中，sp、edu、ti、ins、lc、ef分别为方程（2-12）～（2-17）中的控制变量。接下来重点对不同回归方程中的控制变量选取和构建进行具体说明。

2.变量、数据与方法

本部分将资源诅咒各传导因素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资源依赖度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资源诅咒各传导因素变量和资源依赖度变量的指标选取与上文一致。下面重点对各回归方程中的控制变量的选取进行说明：

回归方程（2-12）中的控制变量sp为居民储蓄水平。一般来讲，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居民储蓄，其与投资水平之间往往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通常的情况是，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加信贷资金供给能力，从而为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提供了条件，因此居民储蓄水平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经济增长潜力产生影响。根据数据可得性，本书选取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衡量各地级市的居民储蓄水平。

回归方程（2-13）中的控制变量edu为教育投入水平。政府对教育领域的投入力度对人力资本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个地区教育投入力度越大，该地区公众受教育水平往往越高，越有利于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因此，本书选取人均教育事业费衡量各地级市的教育投入水平。

回归方程（2-14）中的控制变量ti为研发投入水平。科技研发投入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和创新成果的多少。通常来讲，地方政府越重视研发创新活动，对科技研发投入的支持力度越大，该地区科技创新水平越高，技术进步越快。因此，本书选取人均科学事业费衡量各地级市的研发投入水平。

回归方程（2-15）中的控制变量ins为基础设施水平。一般来讲，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发达的交通运输和通信系统网络为商品流通和信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有助于降低生产、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成为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蒋伟和赖明勇，2009）。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本书使用人均公路运输线路长度间接反映各地级市基础设施水平。

回归方程（2-16）中的控制变量lc为劳动力成本。劳动力作为基本生产要素之一，其价格或者说工资水平直接影响生产成本并进而影响产业的利润和发展。具体到制造业，虽然对制造业发展水平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种，但根据“荷兰病”理论，资源诅咒中的“荷兰病”效应传导机制即是资源产业的过度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入资源型产业，资源型产业对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导致这些生产要素价格提升和成本增加，从而对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和竞争力造成冲击，影响了制造业的健康发展。Corden（1982）认为，资源繁荣时期导致资源产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劳动力边际产值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型产业一般会通过给予更高的工资水平来吸引劳动力由制造业向其转移，这样会引致经济中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从而使得制造业只有提供更高的工资水平才能吸引劳动力的回流，造成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因此，本书使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对各地级市劳动力成本进行衡量。

回归方程（2-17）中的控制变量ef为政府干预度。一般来讲，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制有助于促进私营经济发展，有助于激发私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则不利于市场机制正常功能的发挥，容易导致要素价格扭曲，不利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本书使用扣除科教支出的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对政府干预度进行衡量。

本部分实证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内蒙古统计年鉴》。由于上述各回归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问题，因此本部分依然使用系统GMM估计法对各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

3.估计结果与分析

基于2004—2018年内蒙古地级市层面数据，使用系统GMM估计法对回归模型（2-12）～（2-17）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6所示。由表2-6中各模型系统GMM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AR（1）和AR（2）分别对应的P值表明各模型的随机误差项的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在过度识别约束检验方面，Hansen检验的P值显示模型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接下来对各模型的具体回归结果展开分析。(www.xing528.com)

表2-6　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结果

续表

注：表中所列数值为各解释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括号内数值为相应的标准误；* * * 、* * 、* 分别表示变量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2-12）中资源依赖度变量系数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依赖度与物质资本投资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正相关性，即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对物质资本投资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这与Papyrakis和Gerlagh（2004）、Gylfason和Zoega（2006）等人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不同，他们的研究表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会导致储蓄和投资需求下降。本书的实证结果与李天籽（2007）、邵帅和齐中英（2008）、邵帅和杨莉莉（2010）等人基于我国地区层面数据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自然资源开发或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能够促进物质资本投资增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国内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信贷资本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出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安排，政府会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银行信贷资金配给给予内蒙古这类自然资源富集的欠发达地区一定的政策倾斜和扶持，从而使得内蒙古出现资源依赖度高，同时物质资本投资增加的情况；另一方面，内蒙古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主要表现为对煤炭、天然气等资源开采和加工行业的依赖，这类产业部门往往具有资金需求大、投资周期长等特点，因此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内蒙古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此外，基于不同地区样本数据所得到的实证结果不同意味着资源诅咒效应发生机制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因此需要就具体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控制变量方面，前期的物质资本投资对当期物质资本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即物质资本投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惯性。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物质资本投资水平的上升。

模型（2-13）中资源依赖度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资源型产业对高学历、高技能的劳动力需求不足，因此自然资源依赖度高的国家通常缺乏积极增加教育投入力度和进行人力资本积累。在人力资本培育和积累缺乏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富集的国家或地区中对人力资本水平要求较高的产业就缺乏必要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从而制约了这些产业部门的发展。此外，由于缺乏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素质不高，资源依赖度高的国家和地区难以收获技术扩散效应，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Gylfason，2001；Papyrakis和Gerlagh，2004）。与现有研究结论不同，本书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资源依赖度与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比重所衡量的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可能是由选取的替代指标在衡量人力资本水平方面存在一定偏差所致，也可能是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并未对内蒙古人力资本积累产生显著影响。种种可能的原因使得本书无法就资源依赖度与内蒙古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关系给出明确的结论，有待后续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控制变量方面，前期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当期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政府对教育投入力度加大，人均教育事业费增加有助于内蒙古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模型（2-14）中资源依赖度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并且显著，表明资源依赖度与科技创新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即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不利于内蒙古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提升。这一实证结果与Sachs和Warner（200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他们的研究表明自然资源富集的地区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家和潜在创新者进入资源型产业，从事资源初级产品的生产，从而对技术创新活动和企业家行为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此外，张复明和景普秋（2008）对资源富集的山西省进行的案例研究也表明资源型产业的扩张弱化了整个山西省的科技创新活动，具体表现为：在科技创新产出方面，山西省的采矿业增加值占比与其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占比和授权数占比均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在创新活动投入方面，山西省研发投入和教育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表现出弱化趋势，资源型产业的扩张与创新活动投入之间也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资源型产业的过度扩张导致技术创新需求下降，从而对科技创新活动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控制变量方面，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表现出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以人均科学事业费表示的研发投入变量与科技创新水平正相关，表明政府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扶持，特别是对研发投入的强有力支持有助于促进科技创新水平提升。

模型（2-15）中资源依赖度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依赖度与对外开放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即资源依赖度的增强不利于内蒙古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这一结果与Sachs和Warner（1995）、Papyrakis和Gerlagh（2004）、邵帅（2013）等学者的实证研究相符。对资源型产业的过度依赖不利于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不利于吸引外商投资，其中可能的原因有：资源富集型地区往往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技术进步缓慢，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资源型产业占用了大量的生产要素资源，并且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属于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这些资源型产业的外资进入门槛通常较高。此外，自然资源不合理不科学的开采还带来了一系列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因素叠加削弱了资源富集型地区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不利于外商投资水平的提高。控制变量方面，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惯性。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促进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

模型（2-16）中资源依赖度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依赖度与制造业发展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即资源依赖度的增强对制造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资源型产业的过度扩张对内蒙古制造业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这一结果与目前研究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文献（Sachs和Warner，1995；徐康宁和王剑，2006；邵帅和齐中英，2008；邵帅和杨莉莉，2010；韩洪云和张志坚，2015；陈吉雨，2017）所得出的结果一致。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会通过引发“荷兰病”效应对制造业部门的发展造成冲击。张复明和景普秋（2008）指出资源型产业会对生产要素产生特殊的吸纳效应，引发生产要素向资源产业部门流动，导致制造业发展条件恶化。由于制造业通常能够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和技术外溢效应的产业部门，因此资源型产业扩张对制造业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控制变量方面，前期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当期制造业继续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则对制造业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模型（2-17）中资源依赖度变量的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资源依赖度与市场化程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资源依赖度的增强不利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反映市场化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是私营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刘小玄（2000）、谢千里（2001）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因此，我国市场化改革推动下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会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进而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然而，地区产业结构中资源型产业的过度集中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私营企业发展环境恶化，发展空间受到压缩，从而对私营企业发展产生抑制效应，最终导致整个地区市场化进程延缓（刘庆岩和孙早，2009）。因此，资源型产业的扩张不利于内蒙古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控制变量方面，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政府干预变量与市场化水平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表明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不利于内蒙古市场化水平的提升。由表2-7可以看出，作为市场化总指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1—2017年期间内蒙古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评分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011年的5.5下降至2017年的3.65，表明内蒙古近年来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有持续加强的趋势。特别是2015—2016年内蒙古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排序分别为27、27和28，同时期内蒙古市场化总指数排序分别为22、23和25见表2-9。由此可见，偏低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数拉低了内蒙古的市场化总指数，这再次验证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是导致内蒙古市场化水平不高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表2-7　内蒙古政府与市场关系评分与排序

综上所述，内蒙古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对其物质资本积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对其科技创新能力、对外开放水平、制造业发展、市场化程度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由于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制造业发展、市场化水平提高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资源依赖通过影响科技创新能力、对外开放水平、制造业发展以及市场化水平对内蒙古经济增长产生了间接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内蒙古资源依赖所引发的资源诅咒效应的具体传导机制包括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制造业发展和市场化水平这四个主要因素。下面将围绕资源依赖对上述四个主要传导因素的影响机理进行逐一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