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国外研究综述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1.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经济和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背景是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全球环境问题。在此期间，许多学者都投入这一领域的研究之中，由于他们对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认识角度和认识能力受到诸多因素（社会发展水平、生态环境状况、科技水平等）的影响，研究问题的侧重点有所差别，得出的结论就各有千秋。国外学者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有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

（1）定性研究

20世纪30年代，外国学者开始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研究，但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直把GNP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核心，过分重视经济增长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推崇凯恩斯的经济发展决定论，追求以工业化为主的高速经济增长，结果使环境质量严重下降。

到20世纪6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由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得到人们的关注。美国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1962）描述了传统经济增长对环境带来的可怕影响，尤其是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英国经济学家Boulding（1966）将系统方法应用于经济与环境相关性的分析，倡导储备型、休养生息型、福利型的经济发展，目的在于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能循环利用各种物质的“循环式”经济体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eadows（1972）以1900—1970年的历史数据为依据，对世界人口、污染、工业发展、资源消耗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假如现有的人口增长率与资源消耗速度保持不变，那么人类经济发展的“极限”很快就会出现，最后他提出：技术进步只能暂时缓解人口和工业增长达到极限的时间，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增长的最终极限；只有实现经济的“零增长”，才能避免世界体系的崩溃。Mishan（1973）提出满意观点，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对生活的最低需求，当人们的这种最低需求可以得到满足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只是一种进步而已，不会给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福利，而且经济进一步增长可能会使人类的健康和幸福遭到破坏。Daly（1973）提出稳态经济的发展模式，认为经济增长受到社会的约束，应该把人口和资本投入保持在一定水平上，降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KuiPers和Nantjes（1973）利用新古典模型进行分析，认为如果污染控制技术进步的速度能够超过劳动力增长的速度，经济增长与环境就能够和谐存在。英国经济学家Schumacher（1973）从人与自然协调的角度，提出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自由、效率、创造性和持久性的特征，是一种小型化经济，同时反对高速城市化和大规模扩大生产，认为高度工业化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而不是促进社会进步，保护环境资源的有效手段就是实行小型分散工业。Georgescu Roegen（1977）认为经济行为受热力学定理的制约，因此运用热力学定理，对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做出了解释。

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研究经济系统内部的协调，而将生态系统视为不变的系统。这种观点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研究在环境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及为谁生产的问题，而不考虑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持乐观态度。古典经济学家对这一领域有所涉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环境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在商品价格中得到反映；经济发展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认为：环境资源的相对稀缺可以通过交换价值转换成劳动力资源的相对稀缺；制约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人口和劳动力而非环境质量的下降。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自然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表现在市场价格的上升，相对稀缺来自自然有限的再生能力。马歇尔认为：资源稀缺性将导致产品价格上升，但对构成经济发展的约束持否定态度。马歇尔的观点在此阶段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在此期间，人们的视野还是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如何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理论受到尊崇（如凯恩斯主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并未得到人们的关注。

20世纪60—70年代，对经济和生态环境问题持悲观态度。其代表人物为20世纪70年代《增长的极限》一文的作者D.梅多斯。他们认为，生态环境恶化是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环境恶化的根源。要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只有放弃对自然界的改造和控制，实现零经济增长。有些学者甚至提出“环境保护第一主义”“人类返回到大自然中”等观点，一些国家出现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等社会组织和“绿党”等政治组织。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经济和生态环境关系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经济和生态环境应该协调发展。这种观点是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考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将经济与生态环境视为一个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认为两个子系统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论成果主要有：认识到环境资源稀缺性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科技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和生态环境应该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一种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目标。但是，由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囊括了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目标体系，其实践起来具有很大的困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酸雨和温室效应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环境污染不仅使资源短缺加剧，而且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控制工业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1987年，在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做出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说明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根本原则就是可持续发展。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参加会议的70多个国际组织和183个国家领导人形成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共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提出了一个重要口号：“人类要生存，地球要拯救，环境与发展必须协调。”《21世纪议程》成为将可持续发展付诸实施的全球性纲领文件，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

（2）定量研究

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是非常复杂的，仅仅做一些定性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进行定量研究。定量研究是指通过建立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通过计算描述协调发展程度的指标数值的大小来判断协调度的方法。

Cumber（1966）和Daly（1968）将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应用于经济行为和环境相关性的研究。投入产出法是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它用现代数学方法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预测及平衡再生产的综合比例，后来用此方法分析改善环境质量带来的效益与支付的费用及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Leontief（1970，1972）将废物治理部门引入投入产出表，分析环境治理的经济效益、支付的费用及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的影响。Harte和Howling（1974）第一次在投入产出模型中考虑了所有工业污染物。Jansen等人（1977）用60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来分析经济结构与空气污染的关系。Bauman（1988）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寻找控制污染的最优途径。Cope（2004）通过定义整个经济系统的动态优化过程，建立模型来证明库兹涅茨曲线的结论，调节环境和经济的发展。(www.xing528.com)

2.国内研究综述

（1）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提出

我国对于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1973年才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但是在随后30多年中，我国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发展非常迅速，产生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并出版了一系列的相关著作。1978年我国制定了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1978—1985）。1992年我国政府组织编写了《中国21世纪议程》，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了综合性、长期性和渐进性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

（2）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方法的研究

评价方法有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1984年，马世骏创造性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社会、经济与自然是三个性质不同的系统，但其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复合系统来考虑。杨士弘等（1994）根据协同论的原理构建了经济环境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指标评价体系对经济环境进行评价。吕淑萍（1995）指出了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生态环境趋向良性循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本协调，环境质量达到良好水平，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此同时，主张通过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倡和推进清洁生产，重点治理工业污染，控制污染物排放量，推进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使生产力布局与空间布局优化，提高环境综合整治能力和水平。吴跃明、郎东锋（1996）以自组织理论和协同论为依据，研究了环境经济协调度指标体系建立、功效函数计算和协调度计算三部分，但是缺少了对协调性的评级。唐剑武等（1997）分析了环境承载力的概念、本质和特点，进一步用环境承载力理论研究了不同人类政策行为作用下环境承载力的大小。廖重斌（1999）在研究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时，就采取了既判断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又要评价其协调发展水平的方法。刘天齐（1999）提出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观点是：经济与环境必须协调发展，既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做纯粹的环保主义者，唯有如此，经济才能稳定持续地发展。孟庆松（1999）提出了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从自组织理论与他组织理论相结合出发，对协调、协调作用、协调机制、协调度等概念予以界定，并提出了融合子系统有序度和复合系统协调度的计算模型。蔡宁（1999）基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性，通过环保投资与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特征研究，提出经济环境协调标准，用于分析不同时空的经济环境协调问题。郭秀锐等（2000）认为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状态或条件下，一定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生物和人文系统正常运行的最大支持阈值。刘艳清（2000）根据区域经济与环境系统的特征，利用灰色系统理论的建模方法，建立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模型来判断环境与经济是否协调。阳洁、魏新（2000）采用协同论理论，论述了环境经济协调度的内涵，描述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库兹涅茨曲线，构建环境经济的协调度模型，判断了环境经济的协调度。张晓东、朱德海（2003）提出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模型，关注区域经济的综合实力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程度，包括经济环境系统指标体系建立、经济综合实力与环境承载力计算以及协调度计算三部分，同时给出了协调度的评级；利用灰色系统模型对20世纪90年代我国省级区域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进行了计算，对2005年与2010年的区域协调度进行了预测。

（3）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杨士弘（1994）对广州市的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并预测了广州市的协调发展趋势，提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调控对策。林逢春、王华东（1995）以自组织系统为出发点，运用自组织理论建立了区域经济环境系统的非线性演化模型，并把模型应用于山西省某市，预测了该市未来的人口、环境、经济状况。冯玉广、王华东（1997）以盘锦市为例，在分析区域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差别模型，定量分析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标准。秦耀辰等人（1997）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模拟分析了河南省人地系统的自然演变模式，对河南省人地系统的结构及子系统进行了分析。于瑞峰等人（1998）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通过模糊数学中贴近度的概念对协调系数进行界定，用定量描述模型分析了山东省昌邑县的可持续发展状况。马金等人（1999）在各行业产值关联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产业投资所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与环境污染，并建立了多目标决策模型，得出某省区域产业投资与环保投资的最优分配比例。李祚泳等人（2000）以大理市为例，对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进行了研究，实例表明基于联系度的同异反态势排序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和模型具有简单实用的特点。张晓东、池天河（2001）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省级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进行了分析，并对2005年与2010年中国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度进行了预测分析。李远平（2003）对兰州市1996—2001年的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了评价研究，构建了指标评价体系，结果表明兰州市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能力逐年上升，但总的水平仍较低。李雪铭、李婉娜（2005）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与模糊数学法对1990年以来大连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定量研究，并提出了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对策。尹海伟、孔繁花（2005）建立了指标评价体系，对山东省各市的经济环境协调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山东省处于基本协调阶段，发展阶段符合U型曲线。杨世琦等人（2005）以湖南益阳市资阳区为例，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协调度评价的指标范畴，构建了协调度评价的功效函数、协调度函数与协调等级理论。吕永成（2005）对广西“经济—能源—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协同学及复合系统原理，发现广西总体协调程度并不高，波动幅度很大。柯健（2005）运用了主成分赋权法与灰色理论对1990—2002年安徽省的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构建了协调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建议。封毅等人（2007）对1995—2004年芜湖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类型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芜湖市经历了从初级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到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的转变。杜忠潮、张涛（2008）以陕西省10市域为例，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分析，发现陕西省整体处于经济滞后型发展阶段，并对市域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类型进行了分析。高超（2008）对江苏省环境与经济的时空演变进行了研究，在分析江苏省经济环境现状的基础上，对13个地级市的环境质量指数及经济实力指数进行了计算，并利用协调度模型进行了评价。秦云鹏（2009）对青岛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济与环境关系、耦合度进行了分析。乔广浩、张永锋（2009）对辽宁省市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辽宁省整体上处于中等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滞后于环境。

（4）关于内蒙古的经济与环境的研究

给古勒其（2007）在对内蒙古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现状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作用机制，并对其相互作用进行定量分析，建立了内蒙古经济与环境污染关系模型，依据人地关系的恢复性、可调控性等特征，提出了协调发展的原则与对策。胡陈军（2009）从分析内蒙古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入手，基于内蒙古历史数据，从实证的角度，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即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发展趋势。李明娜（2010）以空气综合污染指数法分析了内蒙古2001—2008年12个城市以及总体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以空气综合污染指数为环境指标，以人均GDP为经济指标，分析了内蒙古及其主要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白二婧（2010）结合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利用VAR及EKC模型对内蒙古工业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内蒙古工业环境污染还没有对经济发展产生威胁。关海波（2010）根据内蒙古1997—2007年的人均GDP数据与环境污染指标，对人均GDP及环境污染进行了分析，建立了计量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工业三废排放量与人均GDP增长的关系。

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1994年，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近年来，我国系统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对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方法和计算模型进行了系统地介绍^[2]。在理论研究方面，吴传钧院士对中国PRED的协调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白华在《区域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及其协调分析》一文中对区域“经济、资源、环境”复合系统的协调机理做了深入分析。申玉铭、房创琳在《区域PRED协调发展的有关理论问题》一文中分析了PRED协调发展的机制、演化规律及协调发展的理论模式。曾嵘等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系统分析》一文中阐述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复杂系统的结构特征，各子系统之间内在协调机制及系统发展过程。在实证研究方面，姚愉芳等在《中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一文中将人口、资源、经济与环境四大子块放在一个大系统中，采用分析研究与模型计算（系统动力学与投入产出模型）相结合的多方案比较分析方法，研究如何协调这四大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冯玉广等在《区域PRED协调发展的定量描述》一文中分析了区域PRED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判别模型，定量分析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关系标准。孟庆松对复合系统的协调模型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复合系统具有自然系统与人造系统的双重特点。有的学者通过模糊数学中贴近度的概念定义协调系数，分析了山东某县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有的学者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借助系统工程多目标优化的思想，建立了新型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有的学者利用遥感与GIS技术，分析经济活动、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影响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3]。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外对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都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未来研究发展的方向应该加大实证研究的范围，加强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阶段性研究以及大区域中各小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同时，将定量研究与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有关理论研究相结合，将经济与生态环境看成一个大系统中的两个相互影响的子系统，就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探索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律，揭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生态环境间存在的矛盾，寻找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以便为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