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及其经济发展问题思考

1.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资源型城市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理论探讨，为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其研究方向也演示了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方向。中国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开始于对矿业城市的研究，后来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不仅包括矿产资源，还包括森工资源等相关资源领域的城市。中国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源型城市的概念、界定标准和分类；二是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前，研究资源型城市时，多从资源或经济的角度出发，对城市本身的讨论较少。20世纪80年代关于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兴起，马清裕、孙俊杰对不同地理条件下工矿区城镇的工业结构类型及其发展特征进行研究。周一星结合纳尔逊统计分析方法的原理，采用多变量聚类分析的方法，对我国600多个城市进行了职能分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坚持“发生学原则、动态原则、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即把握“采掘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10%以上；采掘业自身要达到一定的规模；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在5%以上；采掘业从业人数要达到相当规模”四个指标，来确定资源型城市。

随着资源型城市资源的逐步枯竭，资源型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许多资源型城市面临着“矿竭城衰”的危机。高源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已是资源型城市所要共同面对的严峻考验，也是这类城市转型的关键所在。

具体地说，国内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始自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相当多的资源型城市面临的一些问题，已经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国家和社会各界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问题日益关注。此阶段研究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城市运行机理和城市经济转型方面。

（1）产业结构调整

樊杰利用聚类分析方法，把煤炭城市的工业结构划分为五种类型，并指出产业结构单一是导致煤炭城市经济效益差的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单一会直接造成城市财力严重不足、就业问题、生态环境恶化、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微弱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国家投资和财政政策变化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他的思路是：以宏观区域背景条件为基础，产业选择立足于当地资源优势和基础设施条件，城镇产业布局力求集中，重视对新机制和政策的运用，加强对环境整治的统一部署。后来，刘洪、杨伟民等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研究，探讨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指出产业结构调整须面向市场、注重科技、坚持效益、发挥优势，且要注重优势的延伸与转换。万会、沈镭把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转换总结为优势替代、优势再造、优势互补、优势延伸和优势挖潜五种模式。大多数学者指出，产业结构多元化是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资源深加工、非资源主导产业、第三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

（2）城市运行机理和城市经济转型

周长庆较早分析了资源型城市的运行机理问题，指出我国资源型城市具有城市与基地双重属性和产业结构、管理体制、发展目标及城市功能上的二元结构，并论述了其协调发展中应处理好社会经济关系。刘云刚（2002）把资源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类型，分析了影响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发展机制与模式，并提出了城矿分离、基地转化、产业调整援助、发展条件改善、环境保护和控制方面的调控政策。张米尔着眼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研究，提出了与资源开发阶段相匹配的产业转型政策；将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区分为产业延伸、产业更新和复合模式；提出了基于投资主体特征与项目投资机会和项目成功因子匹配度的项目机会选择的匹配矩阵方法，用于产业转型中的投资决策；研究了资源型城市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利用外部创新资源构建资源型城市区域创新系统的对策。

齐建珍将资源型城市转型作为一门学科提出，即“资源型城市转型学”，从不同角度对资源型城市转型进行了探讨，包括产业更替、技术创新体系、人力资源、制度创新、形象重塑、时机与模式选择、支持系统、评价体系等。宋冬林将资源型城市转型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了沉淀成本与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包括资源型城市沉淀成本形成的条件、有沉淀成本的动态投资模型、资源型城市沉淀成本的补偿机制等。

（3）城市可持续发展

沈镭指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性在于矿区向城市演进的突发性、城市化水平的低层次性、高工业化的虚假性、基础设施的滞后性、工矿业企业与城市机制的约束性、资源与环境的限制性。矿竭城衰、体制束缚、区位偏离、环境恶化、产业递进缓慢是制约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把握矿区生命周期、抓好经济结构转换、强化城市职能、提高外向度、加快政企分开、加强环境保护等。马传栋把煤炭城市按照可持续发展水平分为具有初步持续发展能力的城市、向可持续发展状态过渡的城市、存在大量经济和环境问题的城市。夏水祥（1998）认为实现矿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抓住两大方面：一要延长资源开采年限，推迟资源枯竭期的到来；二要针对资源枯竭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先采取预防措施。陈旭升等对资源型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2.国外研究综述

20世纪50年代末，资源型经济问题首先出现在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基地，也就是资源开发和资源产业中心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经济普遍复苏、产业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一些靠煤炭、铁矿等矿产资源起家，以煤炭、钢铁产业为支柱的老工业区，如洛林、鲁尔等地区出现了经济衰退问题，主要表现在资源型产业竞争力下降、增长滞缓、失业压力增大、投资引力下降以及其他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发达国家及老工业基地主导产业发生更迭，煤炭、冶金等产业相继丧失了原有的产业支配和支柱地位。资源型经济发展的滞缓和衰退问题，引发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对于矿产资源与经济增长、资源型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随后所发生的情况使人们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对大量的资源型经济相关文献的研究，可以大致将资源型经济的研究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60年代以“问题区域”为主题的研究阶段；二是20世纪70—80年代以“荷兰病”现象为重点的研究阶段；三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资源诅咒”为代表的研究阶段。下面对研究文献进行一个初步梳理和简要评述。

（1）资源型经济现象

①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变化及经济波动

在Auty提出资源诅咒之后，Sachs和Warne选取97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了1970—1989年经济增长率与资源型产品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初始时期GDP中资源型产品出口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在随后的20年里明显趋缓。2000年世界银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资源丰裕型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近乎停滞的。1965—1998年，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而OPEC成员国却下降了1.3%；1970—1998年，在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人均GNP年均增速达到4%，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则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资源丰裕度的测量是实证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尽管不同学者所采用的度量方法存在着较大差异，但研究结果却惊人的一致：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是普遍存在的。

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仅存在反向关系，而且因自然资源产品价格具有显著的波动性，还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一般而言，投资者总是在能源价格上涨时投入资金，而在能源价格骤跌时撤回资金，由此带来能源出口国财政紧张，繁荣时期获得的收益大都被紧接下来的经济衰退所抵消。随着国际市场上资源型产品流动性的不断增强，提供廉价初级产品的资源生产国所获得的收入很容易产生波动，经济也因此难以实现稳定、持续的高速增长。更多的研究表明：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才是资源出口国贫困化加剧的症结。

②资源丰裕与贸易条件恶化(www.xing528.com)

贸易条件理论是由普雷维什和辛格于1950年分别提出的。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呈现下降的长期趋势。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低于其进口的制成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加之发达国家人工合成替代品的开发以及原材料节约的技术进步，使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处于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与发达国家的制成品生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市场结构差异：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受到发达国家的买方垄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尤其是大型成套设备和高技术产品）进口又受到发达国家的卖方垄断，因而造成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条件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在穷国与富国的不平等贸易中，任何初始的资源禀赋不平等，都会使得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建立起来的贸易模式趋于恶化。

对外贸易中与资源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源型产品出口剧增引起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充盈，导致本国货币升值，并引发通货膨胀。

③资源丰裕与“反工业化”

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往往导致制造业的萎缩，即所谓的“反工业化”。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是围绕“荷兰病”展开的。1982年，Corden和Neary建立了“荷兰病”的三部门分析模型，用于解释“荷兰病”现象。同时指出，“荷兰病”是上升和下降、繁荣和滞后的可贸易部门的共同存在，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早期，关于“荷兰病”的文献大都集中在发达国家，试图揭示发达国家怎样经历“反工业化”以及石油繁荣如何导致汇率的增值问题。后来也有一些文献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荷兰病”现象。Benjamin等人和Fardmanesh对“荷兰病”三部门模型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制造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部门的下降。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劳动力的输入，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自身的“荷兰病”症状，但同时却将某些症状转移到了劳动力输出国。Wahba通过理论模型解释了在阿拉伯海湾国家，劳动力的输入怎样缓解“荷兰病”，制造业部门怎么扩展，以及石油劳务收入所引发的劳动力输出国的“反工业化”现象。可见，“荷兰病”不仅是世界资源价格波动或者资源发现的结果，而且是劳动力与资本大量流动的结果。在许多案例中，如澳大利亚的矿业，荷兰的天然气，英国、挪威和一些OPEC成员国的石油，繁荣部门都是资源消耗型的，传统制造业部门则处于因实际汇率升值及不同类型产品比价变化造成要素成本上升与产业竞争力下降的压力之下。

④资源丰裕与收入差距扩大

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同样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在亚洲，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中，20%的最富的人与20%的最穷的人的收入比值为9.9，而在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这一比值只有6.5。在非洲，资源丰富国家的同一比值达到10.7，而资源贫乏的国家为8.1。

⑤资源丰裕与区域发展的非持续性

Hamilton指出，资源丰裕型经济对发展路径的选择很重要，否则可能会跌入原材料陷阱。资源丰裕型国家如何支配资源财富，关系到资源型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他使用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真正储蓄，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储蓄；另一个是财富，包括可生产的资产、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以及环境污染形成的负债，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国民账户。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真正储蓄是指财富的净变化，包括一定时期的新增资产、资产折旧、人力资本变化、自然资源增损等。一些证据显示，假如资源红利被投在生产性领域和人力资本领域，资源型经济将是可持续的。而事实上，许多资源型经济并没有选择这条路径。

（2）资源型经济转型与资源管理

资源丰裕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经济衰退、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多等，严重影响着区域发展和当地人民的就业和生活。如何防范资源型经济悖论的发生，有效规避“资源诅咒”，科学管理自然资源财富，实行理性消费，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①资源型经济的规避与转型

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资源型经济的规避与转型目标也有所不同。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考虑，就是改变严重依赖资源型产业的状况，推进产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多样化；从宏观调控的角度考虑，就是严格控制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从国际贸易层面考虑，就是改变出口结构初级化、单一化的现象，稳定汇率，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治理“荷兰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期，荷兰经历了一个蜕变过程。Van Der Hoek认为，引导“荷兰病”到荷兰奇迹的政策主要包括三项：工资适度、缩减公共开支和减轻税收负担、“福利瘦身”。其中工资适度最重要，它是社会参与者达成妥协的结果，而非政府决策。当然，政府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咨询社会参与者，使他们能够继续寻求一种有利于妥协一致的政策。针对“荷兰病”现象，1986年尼日利亚制定了结构调整计划：调整并使经济基础多样化，减少对石油部门和进口的依赖；财政收支长期平衡；建立可持续的非通货膨胀的基础，或者将通货膨胀降低到最低程度；降低公共部门非生产性（无效益）投资的支配地位，提高部门效率，提高私人部门的增长潜力。

解决“反工业化”问题的关键是贸易自由化。制度建设与产权保护是缓解资源型经济现象的有效措施。Woolcock等人认为，贸易开放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但是制度也是必要的。我们需要一种透明和竞争的衡量手段，来甄别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有效信息。有能力的政府必须使社会能力和政治相统一，并努力缓和基于自然资源的产业经济活动的反复冲击。Auty指出，应当保护产权，用以鼓励外国投资者以及国内私人投资，包括非正式部门。这就要求降低进入门槛，减少寻租和腐败，将注意力集中到基本需求如健康、安全和环境等方面。

一些国家在人力资本与教育领域取得了成效。尽管在1973—1978年和1979—1981年的石油繁荣时期有大量额外收入，印度尼西亚努力通过“消毒”和名义上的货币贬值，成功地避免了“荷兰病”的主要症状。通过在农业技术开发上的合理投资，保证农业的持续增长，并鼓励低资本投入的制造业出口部门的发展。其他国家也利用了资源繁荣的优势，把收入有选择地用于能够获得更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他们投资于高质量的教育，将教育作为投资的商品，从而迅速形成了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实现了公平增长。

针对锁定效应，德国鲁尔地区采取的措施是比较成功的。一是，改变了过去几十年来在政治上集中支持煤钢联合体的单一目标，改变了传统上负有国家经济特殊使命的意识形态，代之为逐渐增长的有区别的多重政治目标。鲁尔的再定位得到了新的阐释，并被技术规划、面向未来技术的土地优先权进一步深化。新规划不仅用环境技术替代了对煤钢联合体的支持，也覆盖了广泛的相关技术领域。二是，新鲁尔规划不再是政治和财政支持下的特殊配置型规划，而是与本地和区域水平相适应的、包括相当广泛参与者在内的规划。它揭示了一个转换：从基于财政转移的集中方式到包括不动产转移的分散方式。煤钢区域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是以规划实施手段的重大转变为标志的，而主动权目标的实现还在于创新、技能、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以及环境的改善。

②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管理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资源管理的目标是提高真实储蓄率，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遭受了“资源诅咒”，而另一些国家却成功规避了“资源诅咒”？Matsen和Torvik在对“荷兰病”的分析中，继续把“干中学”作为主要解释机制，并引入了Solow和Hartwick关于可耗竭资源在代际间分配的观点，同时将政策内生化（由公共部门决定的公共储蓄来满足最佳的反应）。他们建立了一个模型，解释了资源财富的最佳消费路径。该模型预测，资源财富的管理与最优标准越协调一致，获益越大。他们还特别强调来自资源收入的储蓄的重要性，由于有效的利率要比市场利率高，因此最优的储蓄需要向上调整。2003年世界银行计算了不同国家在1972—2000年可调整资源财富的储蓄率，结果发现：成功规避“资源诅咒”的11个国家中，有10个储蓄率为正；遭受“资源诅咒”的9个国家中，有7个储蓄率为负。资源财富的最佳储蓄率与消费和产出的最佳增长相一致，在每一时期被消费的国家财富的最佳份额需要向下调整。

Farzin研究了小型可耗竭型出口资源经济的最佳储蓄政策。这类经济具有几个突出特点：连续的外生技术进步是不可能的；国内吸收容量受小规模人口或国内熟练劳动力的制约；资源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联系是非常微弱的；最重要的是，国民总收入主要是通过国家可耗竭资产的直接出口得到的。通过建立模型，他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可耗竭型资源经济的最佳储蓄政策的时间路径不同于非资源型经济，在初始的国家财富中（其他条件相同），可再生的资本份额越大，越类似于非资源型经济，因此在最佳储蓄率方面的差异也越小。第二，可耗竭型资源经济的最佳储蓄政策也不同于可耗竭型资源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尤其是技术和机会上的不同。对于小规模的开放型发展中国家，可以积累生产资本，而没有必要将资本的回报（利润）率控制为0。第三，假设这些国家愿意在将来享受相当好的生活标准，并能维持下去，那么他们应当更多地储蓄和投资生产性（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本，使它们在国民收入中占有更大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