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尔工业复兴：1947-1951的非纳粹化结束及其影响

（1）英美对德非纳粹化政策的调整

在确立对德复兴政策之前，美国在非纳粹化问题上的态度比英国显得更加坚定。波茨坦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又在1945年9月公布了美国军政府第8号令，将非纳粹化扩展至除农业外的一切领域。1946年11月5日，连一向把德国复兴摆在首位的克莱也对德国法庭从轻发落纳粹分子的行径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强调美国要继续非纳粹化，并威胁如果60天内还不见德国人改正错误的话，就要由军政府重新接手这一工作^[229]。从实际的执行效果来看，英国的非纳粹化工作也远比不上美国。到1945年秋，美国军政府已经监禁了8.5万至9万人。

但是，24号法令是很难付诸实践的。纳粹党约有800万成员，其外围组织还有400万人。要把这五分之一的人口从德国清除是根本不可能的。克莱抱怨说，即使华盛顿再给他派1万人，他也不能“使美占区非纳粹化并将其保持下去”。因此，“必须允许德国人实际参与对他们国家的非纳粹化”^[230]。1946年3月5日，美国军政府制定了“消除民族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法令”，强制所有18岁以上的德国人回答一个包含有133项问题的调查表，通过对受调查的德国人过去的政治态度和活动进行审查，将他们划分为五等，对每一等都按照情节不同给予判刑、强制劳动、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对受害者赔偿损失等不同惩罚^[231]。美国将贯彻这一计划的主要责任交给了德国人。“每项登记调查都将由特别德国检察官进行，重要的案件将由军政府设立的特别法庭进行审判……各州州长和非纳粹化部长直接对非纳粹化的有效性和公正性负责。”^[232]按照这一法令，美占区共设立过545个法庭，有300万人受指控，93万人被判刑^[233]。

1946年10月12日，盟国管制委员会以“消除民族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法令”为基础，公布了38号“调查表”法令，要求通过强制所有德国成年人填写政治调查表的形式，将他们划分为五个等级：主犯、犯人、从犯、胁从者和无罪者。法令授权各占领区军事长官为实施该法令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准许他们对德国人所属的非纳粹等级做出调整^[234]。为了贯彻这一法令，英国军政府也于1946年11月30日制定了“占领区第54号政策指导”（ZPI54），在保留最终决定权的前提下，将划定德国人等级的工作交给了先前所成立的德国人负责的非纳粹化机构^[235]。到1947年11月，英占区共有214万余人填写了调查表，其中347677人被清除^[236]。

当对德政策的重心逐渐由抑制转向扶植之后，美国就加快了非纳粹化进程，1947年秋，一些国会议员在访问德国后表示，非纳粹化影响德国经济恢复，不宜再继续进行下去。除主犯外，这一政策应在1948年5月8日结束。为了确认非纳粹化对经济恢复的影响，美国军政府还专门派出了调查小组。该调查小组的报告认为，在影响德国企业发展的因素里，非纳粹化是最重要的^[237]。在这种情况下，军政府最终决定要尽快结束美占区的非纳粹化，并先后两次对“消除民族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法令”进行修改，授权德国检察官对一般罪犯进行重新审查以全面减轻对后四类罪犯的处罚。

1946年底1947年初，英国内部要求结束非纳粹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思想不仅得到了外交部德国处的支持，丘吉尔对此也表示赞成。1947年1月，海德领导的管治部也致信军政府，要求尽快结束非纳粹化^[238]。与此同时，德国人对非纳粹化的不满也日益高涨。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英国军政府不得不加快非纳粹化的进程。首先，它大幅度地减少了对德国普通民众的非纳粹化。在根据38号法令对德国公民进行政治审查的过程中，英国的标准是最宽松的，近90%的受调处置查者都被宣布为无罪，其余10%也大都是追随者而已；其次，军政府还有保留地同意将非纳粹化的大权进一步交到德国自己的州政府手中。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上，盟国同意将非纳粹化交给已经成立和即将成立的德国州政府。但由于分歧众多，统一的移交方案进展缓慢。直到1947年10月1日，英国占领当局才在军政府110号法令中决定，授予州政府依据盟国管制委员会第24、38号法令和占领区第3、54号政策指导对后三类，即从犯、胁从者和无罪者进行判定和处置的权力；但军政府保留对占领区第3、54号政策指导进行修改的权力；保留继续实行非纳粹化的权力，比如原德国士兵有公开违法行为或有新证据证明其罪行的话，则可将其划入前两类进行处置^[239]。

（2）鲁尔煤钢工业非纳粹化的结束

鲁尔钢铁工业界对英国军政府在鲁尔工业界贯彻非纳粹化一事是坚决反对的。但是，鲁尔工业巨头们深知自己在第三帝国时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他们并不敢直接攻击盟国的非纳粹化政策。只是抓住英国非纳粹化政策中的一些失误和消极影响进行批驳。

1945年12月，英国军政府逮捕了前克律克纳监事会主席京特·海勒。此人是克律克纳创始人彼得·克律克纳的继子，拥有四分之一的“非雅利安血统”。第三帝国时期曾因此而被纳粹依照《纽伦堡法》解职。接替海勒代理克律克纳领导职务的卡尔·雅勒斯（Karl Jarres）就特别为海勒鸣不平。“海勒以非常完善的政治背景重新成为了克律克纳—洪堡股份公司监事会的领袖。此外，他还是军政府重建时，煤钢工业界值得信赖的人，他自己也很清楚，要想赢得军政府的信任，他就必须要获得工人及工会的全面理解并在合作中赢得信任。”^[240]鲁尔工业家还抓住非纳粹化对鲁尔经济复兴的不利影响来对其大加攻击。1946年2月16日德国钢铁工业经济联合会埃森地区委员会上，罗伊施就明确指出：“情况不能再忍受下去了，非纳粹化对企业的侵害造成了劳动纪律和劳动兴趣的缺失，企业领导层也承受了巨大的困难。应制定法令并对迄今为止所有的法令进行统一，相应的法律已经在巴特恩豪森（Bad Oeynhausen）出现，因此也应该在北莱茵省制定。（省长）赖尔应至少要关注并尽快完成这一行动。”^[241]

双占区成立后，美国开始在鲁尔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避免非纳粹化给双占区的复兴带来不利影响，美国逐步将鲁尔工业交还给与纳粹有着密切联系的鲁尔大工业家手中，而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非纳粹化中被迫去职或遭到逮捕的。“西欧的经济恢复，需要德国西占区相当程度的恢复。”“在这一努力中，没有私人企业的合作，美军政府及国务院官员就没什么赢得这场战争的信心。”^[242]因此美国在逐渐的“淡化污点”，以形成一种策略性的态度。“马歇尔计划”推行后，英法主张在鲁尔进行大规模拆迁。美国表面答应，却又连续派出几个调查团到西德，对如何利用美援进行调查。其中，美国钢铁公司托拉斯主席乔治·沃尔夫（George Wolf）领导的委员会调查后，不仅反对对鲁尔工业实行拆迁，还极力在海军部部长福雷斯特面前为德国联合钢铁公司前主席欧内斯特·彭斯（Ernest Poensgen）说好话：“此人在国际钢铁业享有崇高声誉，他绝不是纳粹，他是少数几个可以为提高德国，尤其是鲁尔的生产率作出贡献的人。”^[243]

美国人的态度为希望结束鲁尔非纳粹化的德国人提供了必要的支持。1947年10月英国军政府110号法令公布后，北威州地方当局就通过一系列努力逐步结束了本州的非纳粹化进程。英国一方面允许德国州议会制定自己的非纳粹化法律，另一方面却保留着在非纳粹化上的实权。这种做法是无法满足德国人要求的。北威州成立后，州议会中“各政党的出发点，都是时至今日的非纳粹化政策是错误的”。英占区顾问委员会成员、北威州司法部长阿图尔·施特莱特尔（Artur Sträter）在1947年8月21日对110号法令评价道：“英国现在将非纳粹化的职责转交给了我们。它一贯如此：当车完全陷在污泥中的时候，德国就突然有了足够的能力负担起这个责任了。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现在，处在这个委员会中的我们，处在各自政党分委员会中的各位，能给出一个处置如此重要问题的德国人的建议吗？我个人到目前为止的观点是，如果英国人继续要求我们根据现行方针和法律来做，我们干脆就没法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英国人握有唯一处置大权是我们无法接受的结果。”^[244]在1948年时，施特雷特尔还撰文号召美国民众反对非纳粹化：“在美国的你是否知道，美占区有28%的18岁以上的人因非纳粹化失去了饭碗……你是否知道在所有德国占领区被解职的小人物——那些政府职员、电车司机、火车技师和伐木工人？知道吗，大学在1945年时不录取某些学生的原因就是他们在1935年踢过足球并因此而被登记为纳粹体育联盟的成员……”^[245]代表大工业家利益的自民党甚至要求全面停止非纳粹化^[246]。

1947年12月9日，基民盟在州议会率先提出了非纳粹化法律草案。该草案由诉讼法和非纳粹化法两部分组成。在诉讼法中，基民盟提出要将非纳粹化的最终决定权委托给州司法部长；在非纳粹化法中，基民盟则要求，除极少数危险的纳粹分子之外，原盟国管制委员会及英国军政府非纳粹化法令涉案的广大人员都应被免除^[247]。但是，在同日举行的议会辩论中，社民党态度较为折中，它一边表示，现在还没到彻底取消盟国对成年德国人所进行的非纳粹化分等的时候，“非纳粹化是一种安全措施，它将纳粹从政治生活中排除，以切实在民主方面保证国家的安全”^[248]，但另一方面，它又表示，那些没有犯下纳粹主义错误的人——“包括没有明显的、特别的犯罪的人，应该被赦免”^[249]。德共则反对将非纳粹化只交给司法部负责，它对司法部长及德国法官的政治立场表示怀疑。但是，所有议会党团都无一例外地表示，“非纳粹化是不正当的、不人道的”^[250]。(www.xing528.com)

1948年4月29日，北威州议会最终通过了基民盟的非纳粹化法律草案。德国人还提出，由他们自己对1947年12月18日之前军政府所进行的非纳粹化判决进行重新审查。上述这些要求当然为军政府所不容。7月28日，占领当局否决了基民盟起草的北威州非纳粹化法。不过，随着联邦政府的建立，英国对非纳粹化进程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1950年，联邦政府依据基本法第131条，授权各州结束非纳粹化进程^[251]。1951年，北威州终于通过法案，在全州境内结束了非纳粹化进程。同年，美国高级专员麦克洛伊还专门签署法令，释放了鲁尔军火巨头阿尔佛雷德·克虏伯（Alfried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和他的经理人。总之，当英美确立对德经济复兴政策并向北威州移交非纳粹化执行权之后，鲁尔工业的非纳粹化就和整个德国的非纳粹化进程一样迅速走向了结束。

非纳粹化对鲁尔煤钢工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通过严厉的惩罚，使那些工业巨头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铭记自己曾支持纳粹的丑恶历史，这就为鲁尔工业转而为和平与民主事业服务开辟了道路。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经济领导层的非纳粹化是与政界的非纳粹化很不相同的。除阿尔佛雷德·克虏伯等臭名昭著的战犯外，鲁尔工业家大都没有直接参与纳粹的犯罪。因此，盟国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大工业家中的亲纳粹分子，一直存在着争论。另外，鲁尔的经理人和工程师都是本行业最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在德国复兴过程中，盟国少不了这些专业人士的支持。总之，在鲁尔煤钢工业中贯彻非纳粹化的成果远远比不上政治领域。1951年9月，美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写了一份关于当时鲁尔钢铁工业领导人的政治背景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纳粹重新掌握了德国工业的实权。”报告对大约80名钢铁企业监事会和经理委员会成员的调查和评价如下（见表3）：

表13　鲁尔钢铁工业非纳粹化后果

针对美驻杜塞尔多夫总领馆的这份报告，西德工业史专家维尔纳·比勒却提出了另一种评价：“在当时美国对鲁尔政策的背景下，这份情报报告有点不合时宜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已经被忘却，历史已不再是约束德国人的方法；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在冷战条件下和西欧重建的过程中，合作已成为主流。”“另外，非集中化政策，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国的压力有关，不是对旧犯人的惩罚行动，而是出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使命。让鲁尔融入欧洲，受到美国的支持，有时甚至是推动，不是由于害怕褐衫党鲁尔大亨的卷土重来。融合也意味着控制。”^[252]

（3）非纳粹化政策之下的克虏伯

战前的克虏伯康采恩是一个集煤炭开采、炼铁、钢铁加工和军工生产等于一身的鲁尔私人垄断集团。二战中，克虏伯和纳粹狼狈为奸，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克虏伯主要股东和领导者的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907—1967），是鲁尔煤钢巨头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亲纳粹分子。因此，对此人和克虏伯康采恩在战后初期的经历做个案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非纳粹化对鲁尔煤钢工业的影响。

盟国的非纳粹化改造对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等克虏伯领导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它有助于克虏伯企业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二战之后，盟国将克虏伯康采恩视作纳粹的主要帮凶之一。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不仅被剥夺了财产，还在非纳粹化过程中被捕。直到1951年，他才和他的大多数经理人一起被美国高级委员麦克洛伊赦免，并取回了自己部分的财产。但是，作为非纳粹化的后续政策之一，西方三大国又在1953年3月强迫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放弃了他在煤钢工业中的财产，并承诺不再涉足任何煤炭和钢铁领域的生产活动。

面对盟国和舆论的强大压力，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和他的助手们决定，要尽力消除自己过去的不良形象，以求重新返回煤钢生产领域。为此，克虏伯不得不暂时拒绝重新涉足军工领域。然而，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军方有不少人希望克虏伯能够恢复军工生产能力。例如，在五角大楼任职的罗伯特·丹尼尔斯（Robert Daniels）上校曾说：“如果克虏伯在上次战争中生产各种型号的枪炮筒，那他们能再次生产吗？”克虏伯虽然对获得军工订单很感兴趣，但它的管理层在处理这些事情时却非常小心。由于“过去那些事”，他们感到“受到一种特别的限制”。在拒绝重新参与军火生产的同时，克虏伯还希望通过援助落后地区来改变自己的形象。1955年3月，克虏伯官员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们将仿照美国总统杜鲁门援助第三世界的第四点计划，制订一个援助非洲等落后地区的“第四又二分之一点计划”。

但是，盟国的非纳粹化政策不可能永远将克虏伯排除在钢铁生产之外。麦克洛伊释放克虏伯主要管理员，就是为了让克虏伯在受到严格限制的前提下，为巩固西方阵营作出贡献。1951年5月，麦克洛伊对希望继续参与钢铁生产活动的克虏伯管理员提出了如下建议：更改克虏伯企业称号；与北约和经济合作署联系；改进公共关系；非卡特尔化是不可避免的；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让共决制发挥作用。

为了解除梅勒姆协定中对克虏伯参与钢铁生产的限制，德国和美国工业界的一些成员不断到美国国务院进行游说。1955年，德国钢铁工业经济联合会就力图使美国国务院相信，克虏伯恢复钢铁生产是真心诚意地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应该公开一些有价值的消息，克虏伯现在正将它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落后地区的工业发展上，以使这些地区的人民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并能养活自己。”美国学者埃德温·哈特里奇（Edwin Hartrich）认为，国务院如果能允许克虏伯重返钢铁工业，那克虏伯可能就愿意为西德的重新武装承担实际的义务。“国务院的最新观点与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接近，并用最强烈的的方式催促他回到重新武装的道路上来……克虏伯先生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希望与他在这一方面进行合作，他将改变立场并重提他参与钢铁生产的权利。”“如果他的政策发生了转变，那将在心理上给德国大企业集团以极度的信心，并影响他们对重新武装的整体态度。”另一位说客斯图弗·汉赛尔（Struve Hensel）则在1956年2月威胁说，如果美国坚持贯彻对克虏伯的非集中化，那克虏伯可能会将自己的财产低价卖给俄国人。由于“对梅勒姆协定的修改是在三大占领国和联邦共和国之间才能解决的事情”，美国国务院并不愿立即同意让克虏伯重回钢铁工业^[253]。但与此同时，为了让克虏伯能为西德的重新武装和冷战作出贡献，国务院也同意美国钢铁公司与克虏伯展开有限的合作。在国务院的默许下，一家美国钢铁公司在不损害梅勒姆协定的条件下开始与克虏伯进行合作，最终使克虏伯重新开始了在钢铁生产领域的活动。此后，克虏伯很快就再次成为德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钢铁公司之一。德国当今最大的钢铁集团——蒂森—克虏伯就是由克虏伯等几个鲁尔钢铁企业合并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