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鲁尔工业的非纳粹化及复兴

根据《波茨坦协议》的相关规定，四大国在占领德国后都在各自的占领区进行了非纳粹化改造。1945年8月的波茨坦会议不仅明确了要对德国进行非纳粹化的原则，还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之下成立了“逮捕纳粹和非纳粹化委员会”。1946年1月，管制委员会制定了24号法令，对非纳粹化的范围和措施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这一法令，所有与纳粹直接和间接相关的个人，包括战犯、纳粹党员、党卫军成员、前冲锋队成员（罗姆清洗之前）、纳粹青年团员、与纳粹或战争相关的经济界领导人等，都要被逮捕或从所从事行业中清除；所有与纳粹相关的组织，无论是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经济、司法领域，包括国防军、党卫军、纳粹大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都要被取缔^[213]。

鲁尔工业的非纳粹化以1946年底英美确立对德经济复兴政策和德国人大规模接手非纳粹化责任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英国基本完成了对重要亲纳粹分子的清除，如逮捕并惩处支持纳粹的鲁尔大工业家、战犯，取缔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取缔纳粹法律等。与此同时，它又注意限制非纳粹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鲁尔煤炭生产的不利影响。

英国对德国的非纳粹化自盟国远征军踏上第三帝国的土地就已开始。在波茨坦会议之前，英国以美国的JSC1069号指令为其非纳粹化政策指导方针：“所有，不仅是一般参与者的纳粹党员及其他反对盟国目标的人都应从公共、半公共及私人机构的负责岗位上被清除。”^[214]

根据盟国管制委员会24号法令的原则，英国军政府于1946年1月制定了“占领区第3号政策指导”（Zonal Policy Instruction No.3，简称ZPI 3，德文是Zonen-Exekutiv-Anweisung Nr.3）。这一多次补充、到1947年3月才最终定型的法令确立了英国非纳粹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设立由德国人组成的德国人评价委员会（German Review Board）和地区级德国人评价委员会，在军政府公共安全部门保留最终权力的前提下，授予这些德国机构非正式的非纳粹化权力^[215]。

在这些法令的指导下，英国军政府直接领导了对鲁尔工业的非纳粹化。1945年9月，有44名莱茵—威斯特伐伦地区的辛迪加巨头被占领当局拘禁。1945年11月30日夜至12月1日凌晨，军政府又逮捕了75名鲁尔最大的钢铁工业家^[216]。这些人被押至汉诺威附近的英军集中营，度过了至少6个月的铁窗生涯^[217]。这其中也包括8月刚刚接任克律克纳—洪堡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的京特·海勒，克律克纳董事会成员、商业经理鲍姆（Baum），德国机器制造股份公司（Deutsche Maschinenfabrik Aktiongesellschaft）总经理保罗·罗伊特尔（Paul Reuter）等人。到了1946年，又有7人被逮捕。除了工业巨头们因非纳粹化而被迫去职外，一大批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因此丢掉了饭碗。在杜伊斯堡市的一项有关非纳粹化的决定中，军政府要求著名的奥古斯特—蒂森钢厂“所有行使领导、监督和监事会日常权力的雇员，即是说那些对企业招聘和解雇、对企业管理和技术规定问题有影响的人，都要填写相应的表格并因此而面临着被非纳粹化的危险”^[218]。英国在鲁尔的非纳粹化成为了英国整个非纳粹政策的缩影。到1945年年底，英占区共有7万人因非纳粹化被拘禁。另外，1945年5月—1946年9月间，还有15.6万人被撤职，8.6万人被拒绝给予受限部门的工作^[219]。

与此同时，英国也对非纳粹化对鲁尔复兴的不利影响顾虑重重。为了稳定产量，英国军政府在占领开始4个月之后才开始对鲁尔煤钢工业实行非纳粹化。确实，大规模的非纳粹化使鲁尔煤炭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随着鲁尔工业家被逮捕、大量的企业管理者被迫去职，管理层出现了严重的空缺，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找到替代者的。许多企业一级和集团一级的重大决定都不得不推迟。(www.xing528.com)

为了减少非纳粹化对生产的不利影响，占领当局对鲁尔企业管理层的非纳粹化进行了严格限制，“所支持的对行政机构的非纳粹化，却不适宜在其他领域中贯彻。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对那些高科技工作者来说，我们手头没有足够的替代者”^[220]。海德在下院发表演讲时明确指出，“对煤矿高层的解职会导致劳动纪律的缺失及产量的下降”^[221]，“为了保持现在的产量，一些纳粹技术和管理人员应当留任”^[222]。军政府政治顾问威廉姆·斯特朗（William Strang）爵士在1946年4月23日的报告中也指出：“解雇是正确和不可避免的，但失去领导和管理效率的代价也必须注意。”

鲁尔的资本家也在想尽办法拖延非纳粹化的进行。在杜塞尔多夫曼内斯曼钢铁股份公司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公司高层表示：“只要上面（军政府）不要求对特定的人进行清除，我们就得搁置非纳粹化的措施。公司没有义务去推动这一政策。公司必须对匿名检举予以拒绝。那些反对自己同事的人，应该公开亮出自己的姓名和理由。”^[223]军政府和资本家的态度引起了鲁尔工人的强烈不满。“那些在1933—1935年阻止了纳粹在这一地区进行群众运动的人是不会放弃抵抗的。”企业代表会中许多成员都要求对企业领导进行彻底的非纳粹化清除，并由工人代表取而代之。在德共的积极引导下，企业代表会多次对占领当局“重新纳粹化”进行抗议。例如，在柯尼希伯恩（Königsborn）第三、第四煤矿中就曾组织这样的抗议活动。抗议失败后，职工们还进行了消极抵抗，使煤矿产量从1000吨下降到300吨^[224]。但是，英国军政府却没有向工人让步，“矿工们希望所有纳粹管理人员都被排除，但军政府却更愿意在鲁尔矿区保留不可替代的技术专家，他们可以挖到煤”^[225]。

英国反对过于严厉的非纳粹化政策，这是与其追求自立加安全的平衡对德政策相一致的。相对美国来说，英国更加愿意在非纳粹化和恢复德国经济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不愿采取过于严厉的非纳粹化政策。从政策的目标上来看，它更注重建立德国民主管理机构，并在其中吸纳反纳粹分子，而不像美国那样把重点放在清退上。英国内部曾为如何对德国进行非纳粹化发生过争论。军政府政治部认为，可相信德国人中的反纳粹者，可以通过清除纳粹来实现德国的民主化，但其他部门则认为，德国的民族特性决定了其信奉纳粹主义，因此不能相信任何德国人。最后，还是军政府政治部的观点占据了上风。因此，它对负担沉重、内容庞杂的盟国管制委员会24号法令十分反感。

1945至1947年间，英国在非纳粹化问题上一直面临着困境：“很明显，对英国军政府和政府来说，这一政策在如下两个需要之间产生了冲突：清除德国社会纳粹主义的需要，以及不仅是保持德国管理机构的运转，还要为英占区居民提供食品、水和药品的需要。”^[226]尽管英国军政府一再重申，英国政策是非纳粹化优先于重建，“但这只不过是在花言巧语而已。在占领的第一个年头，英国是准备为非纳粹化牺牲些经济效率的。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经济领域——农业的管理就是个明显的例外——但在许多重大领域它执行得还是不错的。例如，鲁尔煤炭工业——从许多方面来看是个关键行业——却损失了如此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以至于生产和工业安全受到了阻碍和伤害。占领当局一直对此颇为关注。在1946年5月之前，他们不断地考虑在煤炭工业中停止非纳粹化”^[227]。随着对德复兴政策的确立，英国便逐渐停止了一些重要经济领域的非纳粹化改造。农业，最终还有煤炭工业是其中的两个例子^[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