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共管鲁尔国家方案及其争议

二战结束时，法国曾希望将鲁尔从德国分离出来并置于国际管制之下。这时英国的态度决定着法国政策的命运。在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是三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明确表示要将鲁尔留在德国的国家。实际上，虽然不是很明确，贝文一开始确实也有分离鲁尔的念头。英国外交部官员奥利弗·哈利（Oliver Harley）在1945年8月28日英法会谈中提到：“贝文先生将会对我们以前从未得到的法国政策的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将自己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包括对在鲁尔建立一个特殊政权给予特别关注，这个政权将以与其他经济结合的方式把煤、钢、化学产品的生产置于西方政权的管制之下。”^[1]

贝文最初倾向于分离鲁尔的政策，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德国不会对英国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讨好在英国对外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法国。1945年9月，贝文在伦敦外长会议上向皮杜尔表示：“在波茨坦会议上拒绝接受斯大林所提出的将鲁尔看作德国一部分的建议，就是因为这一问题没有法国不能讨论……在英国方面，人们赞成建立一个莱茵兰共和国。”^[2]然而，法国分离鲁尔的方案却遭到了财政部官员戴维·韦利（David Waley）爵士、外交部德国处处长约翰·特洛斯贝克（John Trouthbeck）、经济和工业计划参谋处主席马克·特纳（Mark Turner）、罗伯逊将军等许多英国军政要员的反对。另外，美、苏、荷、比、卢等国对法国方案的反对意见此时也陆续送达英国。在这种情况下，贝文很快就改变了自己原先对法国方案的态度。

1945年12月16日，贝文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为了保证德国不会威胁其他国家而又不摧毁德国的工业潜力，应对鲁尔工业实行国际化而不是将鲁尔从德国分离出来^[3]。根据这一备忘录，经济和工业计划参谋处在1946年2月4日的“鲁尔管制文件”中制定了对鲁尔工业实行国际化的详细计划。该方案的主要特点是：①将鲁尔留在德国之内；②将鲁尔工业交由一个国际控股公司所有，其中各国所占股份为英、美、法、苏各20%，荷兰10%，比、卢共10%；③在公司的最高层设立议事会（Berates），由各国代表组成，负责制定公司的发展方针，但不干涉日常经营，各子公司经理由德国人担任等^[4]。在贝文的积极引导下，英国内阁于1946年3月8日将经济和工业计划参谋处的计划评价为“迄今为止最有成功希望的选择建议”^[5]，这实际上等于彻底否决了法国的鲁尔政策。1946年6月21日，由内阁主要成员组成的英国海外重建委员会（Overseas Reconstruction Committee，简称ORC）重申“英国政府应坚持将鲁尔在政治上留在德国的政策”^[6]。

那么，英国为什么要反对法国分离鲁尔的政策呢？

首先，怕因此激起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英国军政府（管制委员会）首任经济分委会主任珀西·米尔斯（Percy Mills）爵士在1945年12月12日的备忘录中指出：“德意志是一个民族，法国的方案会被所有德国人所拒绝，其结果将是，对德国进行再教育的所有可能性都不复存在。”^[7]贝文在1946年7月2日给英国驻法大使达夫·库帕（Duff Cooper）的信中也表示：“毋庸置疑，分离鲁尔将会激起德国人的强烈反对，无论是在被分离区之内还是之外，全世界具有德国血统的人都会反对。”^[8]

其次，英国认为，法国的计划会给鲁尔和德国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困难。最早从经济和财政方面对法国方案提出质疑的是来自财政部的韦利爵士。在他看来，如果将鲁尔完全从德国分离出来，就必须要重新考虑《波茨坦协议》所规定的德国赔偿计划。根据《波茨坦协议》，德国应被允许保留足够的工业来维持本国人民的生计。鲁尔是德国工业的中心，“如果鲁尔工业不再是德国工业的一部分，那就很难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可能这些工业都是为德国和平经济所必需的。那样地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遵守波茨坦会议的议程：到1946年2月从西占区支付赔偿品”^[9]。面对韦利的质疑，法国在1945年10月12日—16日的英法会谈中辩解道：“请谨记，法国政府的解决建议只关注未来安全。人们总是可以通过数据来证明，这一方案从经济方面来看不是特别合理的……以至于人们有可能认为从严格的经济观点来看，建立一个大一些的德国是最好的选择。但法国政府决不会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来修正自己的观点。”法国认为，英国不应担心德国人民“因其资源最重要的部分被剥夺而长久贫困”，因为盟国可将鲁尔出口的部分利润用于德国其他地方支付进口和赔偿。^[10]。但韦利却认为，法国低估了分离鲁尔的经济后果。“我们认为，将几平方英里的地区（指鲁尔）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鲁尔是一个工业区，在萧条时期，已成为另一个国家的鲁尔的周边农村地区将不能吸收该地区的失业人口，从而使鲁尔地区的失业状况更加严重。在繁荣时期，以租借的方式将鲁尔产品出口的部分利润用于满足德国其他地方的国际收支平衡，“将会引起尖锐的政治矛盾，并且很难与将鲁尔彻底从德国独立出来的目标相适应”^[11]。(www.xing528.com)

韦利的上述观点后来为英国政府所接受。贝文在1946年7月2日的信中明确表示：“完全的分离意味着，如果有足够多数的参与鲁尔国际管制的国家不同意将鲁尔的利润分配给（剩下的）德国，那么德国的收支平衡就将一直处于随时被打破的危险之中……德国的生活水平将会比《波茨坦协议》规定的更低，德国的赔偿能力也将被降低。”^[12]

再次，分离鲁尔还会给英国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英占区是德国最主要的工业区，这里不仅人口众多，而且传统上主要依靠工业品出口换取粮食。但是，《波茨坦协议》和1946年3月的工业水平计划不仅对鲁尔的工业水平做出了严格的限制，还要从这里拆迁大量的工业设备用于赔偿。因此，英国不得不耗费大量的财力尽可能地维持英占区人民的最低生活水平。据贝文的估计，英国在1945—1946财政年度共向德国投入32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美国的20亿美元。但是，由于英国战后自己正面临着“经济敦刻尔克”，让它挑起这一负担实属不易。而1945—1946年的严冬又使它的困难雪上加霜。到1946年3月，英占区连矿工的食物配给都只有500卡，远远低于一个正常人的水平。因此，英国此时最关注的是如何让盟国尽快提高德国的工业水平，而不是是否分离鲁尔的问题。贝文在1946年3月30日与法国驻英大使勒内·马西格里（Rene Massigli）的会谈中就表示：“我们不得不优先解决德国工业水平问题，英国对占领区人民负有巨大的责任，我们不准备采取将鲁尔从德国分离出去的行动，因为这将使英国增加新的财政和其他方面的负担。”^[13]贝文在1946年7月2月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分离鲁尔将意味着盟国直接对管理这片领土的方方面面负责，包括为维持这里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的运转负长期的责任。这片领土将主要由管制政权提供救济，罢工也将针对各盟国。”^[14]而这种长期的责任，正是英国此时极力所要避免的。再加上对分离鲁尔可能造成的德国其他地方局势的混乱的担忧，贝文终于下定决心反对分离鲁尔。

第四，英国反对分离鲁尔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此时苏联威胁的加剧。在1946年2月经济和工业计划参谋处计划出台之前，英国并没有一个明确得到高层认可的鲁尔政策。但英国决策者们十分清楚的是，未来对鲁尔的处置必须要提防苏联的威胁。这就是英国在波茨坦会议上拒绝苏联四大国共管鲁尔方案的主要原因。虽然在1945年8—9月间，贝文为了讨好法国曾一度支持分离鲁尔，但是，随着1945年底至1946年初欧洲形势的发展，对苏联的疑虑逐渐成为英国制定鲁尔政策的出发点。此时苏联的一些行为，如强迫东占区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力主压低德国工业水平，支持德国中央工会组织，大张旗鼓的对德国统一和反对分离鲁尔进行宣传等，都使英国相信，苏联正在试图控制整个德国。在得知1946年2月东占区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之后，英国即认为“（在东占区）我们可以和西方民主制说再见了，战前德国曾有一半是这种制度，但现在它要降到巴尔干的水平了”。1945年2月20日，哈利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随着德国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加强，整个西欧都将置于苏联影响之下^[15]。第一副外交大臣奥姆·萨金特（Orme Sargent）爵士也认为，苏联正在尽全力保证未来的德国政府是共产主义的或接受苏联控制^[16]，“苏联希望出现一个弱的德国……这样一个德国将处在它的影响之下，或至少不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17]。许多英国官员和观察家都相信，分离鲁尔只会将德国推向苏联的怀抱。为了防止苏联控制德国，必须反对法国分离鲁尔的计划^[18]。这种观点得到了贝文的支持。

1946年3月11日，贝文向内阁“德国工业委员会”同时提交了法国分离鲁尔的方案和经济和工业计划参谋处的方案。在对苏联的威胁进行了一番大肆的渲染之后，贝文表示，如果德国真的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那鲁尔最好就不要再是德国的一部分；但如果德国政党一开始就反对这样，我们也不能盲目地拒绝对鲁尔区实行长期国际化（但不分离）的可能；如果效果显著的话，它甚至可以成为西德国家的核心^[19]。通过陈述分离鲁尔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所存在的诸多弊端，贝文向委员会建议，拒绝接受法国分离鲁尔的方案。其他内阁高官也对苏联的威胁颇为担忧。英国贸易委员会主席斯坦福·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指出：“他不能接受建立独立的鲁尔和莱茵兰国家的计划，因为这将会使苏联的影响到达这些国家的东部边界。”^[20]1946年3月15日，英国内阁正式决定，接受经济和工业计划参谋处的方案，反对法国分离鲁尔和莱茵河左岸的计划。总之，英国认为，如果在苏联挥动德国统一大旗时自己却支持鲁尔和莱茵兰的分离，那西方就很难在德国赢得民心了。正如贝文在1946年7月2日的信中所说的：“一旦从政治上分离鲁尔……会使德国人的态度转向东方，将来没有国家比一个与苏联紧密结盟共同对付西方的德国更加危险的了。”^[21]

此外，贝文的经历也是他改变态度的原因之一。此人曾在鲁尔亲眼目睹了1923年的那场危机。“考虑到从德国分离鲁尔，他就不能不想起1923年法国以相同的原因和目的所试图实行的计划。”很显然，1923年鲁尔危机给德国带来的经济通胀、政治动荡以及纳粹党崛起等仍让贝文心有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