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英美占领当局几年的努力，到1948年德国西占区币制改革后，鲁尔煤钢工业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战后重建时期。但是，相对消费品工业和整个工业的发展来说，这些基础工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仍然滞后，它们依旧是西德复兴的“瓶颈”。
由表6可以看出，1950年4-12月西德工业生产增长26.7%（1949年同期是增长15.8%），但煤炭和钢铁工业只增长了10%和12%。1951年4月与上年同期相比，整个工业增长了32%，而煤炭只增长了11%。由此可见，鲁尔煤炭工业此时再次成为整个西德经济复兴的“瓶颈工业”。由于缺煤，鲁尔钢铁工业也再次遭到沉重打击，1951年2月钢产量比1950年10月最高值下降42%。火电产量也下降了12%[128]。当时钢铁和火电也因此而被称为“第二瓶颈工业”（见表6）。
表6：1950—1951年西德工业增长指数（1936为100）[129]
那么，为何在币制改革后的1949—1951年，当其他工业都迅速恢复的时候，鲁尔煤钢工业却依旧发展缓慢，从而成为整个西德经济恢复的“瓶颈”呢？(www.xing528.com)
首先，这一状况和盟国对鲁尔煤钢工业的限制和改造政策的消极影响有关。非集中化和工会的对等共决要求造成了煤钢工业产权和经营权的不明确。和拆迁一样，它们也对投资者的信心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1951年4月10日，联邦经济部曾明确指出：“迄今为止，因为拆迁的进行和不清楚的产权关系，对钢铁工业的贷款投资一直是格外困难的。”[130]
其次，币制改革本身也对鲁尔煤钢工业的投资构成了严重的阻碍。币制改革的贯彻可说是当时的双占区经济委员会主席、后来的联邦德国首任经济部长艾哈德的胜利。在币制改革之前，英国军政府和双占区经济委员会一直试图为鲁尔煤钢工业的发展制定目标和计划。1948年初，经济委员会还分别为双占区的七大行业制定了年度发展规划。艾哈德却明确反对全盘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他要求将德国经济复兴的基础建立在私人消费需求上，以消费带动基础工业的发展。早在1947年11月12日，继承了弗赖堡学派思想精髓的他就曾明确表示：“我个人毫不犹豫地认为，人们不能再按迄今为止的方式简单地为民族作出牺牲了。在战后重建阶段，我们长期容忍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提高和增加消费品而改善社会状况的话，我更愿意指出基础工业优先所带来的明显的弊病。”[131]艾哈德主张通过提高消费和需求，即通过自由市场的手段来实现西德经济的复兴，坚决拒绝将发展基础工业的负担转嫁到消费品工业上。1948年初，艾哈德就任经济委员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经济委员会不顾前任经济委员会主席和军政府内部的反对，毅然于1948年6月12日启动了以激活市场、放开消费品价格为特点的“币制改革”，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49年中期，食品及饮品产量已达到1936年的水平[132]。
国内学术界将1948年德国西占区的币制改革看作是战后西德经济迅速复兴的制胜法宝之一。从总体上来看，币制改革确实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德的经济腾飞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这次币制改革也对鲁尔煤钢工业的复兴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币制改革过程中，为了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煤钢等原材料的价格却依旧受到管制。1950年8月—1951年2月，西德主要食品价格上涨11%，但同期钢铁等工业产品价格仅上涨6%[133]。随着消费品价格的提高，大量资本流入到消费品工业，而使得原材料工业的投资出现了严重的不足。
此外，朝鲜战争的爆发，也使得鲁尔煤钢工业中业已出现的投资不足变得更加明显。1949—1950年间，鲁尔煤炭库存曾一度达到200万吨。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其他经济部门的高速发展，它们对原材料的需求也陡然加大，这直接导致了鲁尔区存煤量的急剧下降。到1951年3-4月间，存煤量更是降到了3.3万吨的最低值[134]。战争爆发所造成的对原材料需求的骤增，不仅使西德当局看到了加大对“瓶颈工业”投资补助的必要性，也使得其他西方国家相信，绝不能让“瓶颈工业”威胁到西德经济，只有保证西德的稳定，才能在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对抗中站稳脚跟[135]。这也是后来盟国同意取消鲁尔煤炭强制出口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得以诞生的重要原因。
不难看出，币制改革后，鲁尔基础工业成为“瓶颈”的主要原因已经不再是粮食、住房、交通这些基本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而是因为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拆迁的持续、产权和经营权的不稳影响了人们对鲁尔煤钢工业投资的积极性，而1948年的币制改革又使得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基础工业以外的领域；再加上受朝鲜战争的影响，联邦经济部估计，到1951年4月10日，整个工业急需的14.75亿马克的投资中，74%集中在煤（20%）、钢（17%）和火电等“瓶颈工业”中[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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