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英美对德复兴政策的历程与转变

英美对德复兴政策的历程与转变

时间:2023-05-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为了消除德国的威胁,维持盟国之间的合作,英美战后对德政策最初都以抑制为主。自二战末期起,英国就一直将经济自立和优先赔偿作为其战后对德政策的依据之一。在1946年间,英美对德政策先后实现了从抑制到扶植的转变。美国是战后初期唯一能够完成西德复兴重任的国家。与英国相比,美国对德经济政策的转变要更为曲折、复杂一些。克莱的观点一开始遭到了坚持平衡复兴政策的国务院高层的反对。

英美对德复兴政策的历程与转变

为了消除德国的威胁,维持盟国之间的合作,英美战后对德政策最初都以抑制为主。两国都签署了《波茨坦协议》,都接受了1946年3月制订的消减德国工业水平的计划。但与此同时,英美也都很重视占领区和平工业的重建。自二战末期起,英国就一直将经济自立和优先赔偿作为其战后对德政策的依据之一。美国虽然不像英国那样强调德国经济自立的重要性,但在抛弃“摩根索计划”之后,它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德平衡复兴政策(Banlance Restoration)。所谓平衡复兴,就是在保证德国复兴不会快于其邻国的前提下,允许德国经济的有限复兴。“这一政策一方面用赔偿及煤炭出口来消减德国的资源,这将对法国和其他自由国家获得安全和经济恢复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国务院在试图实现这些经济及安全目标的同时,还小心地恢复德国的经济,这既有利于欧洲复兴,也可减少美国的财政负担。”[1]1945年3月的JSC1067号指令,杜鲁门波茨坦会议上所倡导的德国“优先赔偿”原则,以及1946年3月的德国工业水平计划,都是这一政策的体现。JSC1067号指令允许德国拥有不超过其邻国的生活水平,其言下之意就是允许德国在不超过其邻国复兴速度的前提下实现有限复兴;而优先赔偿原则所要求的占领区当前产品优先支付出口而非赔偿,也是为实现各占领区的经济自立;至于1946年3月的德国工业水平计划,至少在理论上也是符合平衡复兴原则的。

在1946年间,英美对德政策先后实现了从抑制到扶植的转变。英美政策的转折与冷战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关系。战争结束后,美国和英国越来越担心苏联的扩张和西欧的衰微。它们担心,如西欧长期衰落下去,苏联可能利用这种形势及西欧群众政治上的变革要求而一举控制西欧。在苏联控制东欧已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绝不能再让西欧也落入苏联的手中。为此,英美就要扶植西德,使其经济恢复并保持在西方阵营之中。否则,一个在废墟上勉强求生的德国将会给中欧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不仅使西欧的稳定和复兴无法实现,还可能让苏联趁虚而入。苏联从东占区私自进行的拆迁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并促使美国提出了防止苏联直接插手鲁尔工业的分区赔偿计划。德国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将军估计苏联在波茨坦会议前拆迁了东占区工业的15%~20%,曾经在1946年为苏联服务过的罗尔夫·瓦根菲尔(Rolf Wagenführ)估计,在第三次拆迁浪潮(1946年3-4月)来临之前,苏联已经拿走了苏占区工业设备的25%,而后来美国军政府经济部官员唐·汉弗莱(Don Humphrey)则估计得更多,是35%~45%[2]

1945-1946年,德国西占区经济状况十分恶劣。工厂停产,原料不足,生活品奇缺,需要依靠大量占领国的救济才能度日,同时还要向苏联支付赔偿。另外,英美军队是靠自己养活的,这一点又与法苏有所不同[3]。因此,急于摆脱沉重的负担,是英美恢复西德经济的又一大原因。

1946年4月3日,负责德奥管制事务的英国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Chancellor of Duchy of Lancaster)[4]约翰·海德(John Hyde)在英国外交部会议上建议:“英国应与德国人保持更为密切的合作,应该加强西占区并在英占区建立一个具有经济权力的德国管理机构。”贝文对海德的建议表示赞同,并且要求其下属“准备研究实现三个西方占领区合并的可能性”。施泰尼格尔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英国对德政策由抑制到扶植的转折[5]。1946年5月7日,贝文向内阁提交了复兴德国经济的备忘录。7月10日,他又在四大国巴黎外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实现德国经济统一和复兴的要求。

美国是战后初期唯一能够完成西德复兴重任的国家。与英国相比,美国对德经济政策的转变要更为曲折、复杂一些。1946年9月之前,以贝尔纳斯为首的美国国务院高层一直是平衡复兴政策的捍卫者。但是,美国军方,包括军政府、陆军部、海军部等,从一开始就反对平衡复兴政策,坚持复兴西德应优先于复兴欧洲其他国家。这其中又以克莱的观点最为激进。“JSC1067号指令对占领当局的影响很小,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他立即开始着手恢复电力、供水、供气、医疗交通桥梁。”在他看来,“美国人民是不会允许美国控制下的地区如此饥饿和混乱的”[6]。为实现德国经济的统一与复兴,1946年5月时,克莱不仅单方面中止了美占区对外赔偿品的支付,还进一步向贝尔纳斯提出了合并英美占领区的计划[7]。1946年6月10日,克莱向国务院再次要求:“如果他们在短期内能将更多的煤留在德国,那么从长远来说,他们可以给欧洲其他国家创造更多的产品。”[8]“他不断宣称自己只严格执行权力和责任明确的路线,他只对德国,而不对其他问题负责。”[9]克莱还表示,必须尽快对德采取统一的经济政策,“否则德国经济就将崩溃,就将出现一种有利于共产主义发展的政治混乱”[10]

克莱的观点一开始遭到了坚持平衡复兴政策的国务院高层的反对。国务院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压制任何会引起法国仇德情绪的、削弱法国政府并使其落入法共手中的政策”[11]。国务院不断地告诫克莱,要注意其政策对第三国的影响。然而,随着东西方分裂的加剧,美国国务院自己也越来越认识到加快西德复兴的必要性。早在1945年12月12日,国务院有官员已经指出,《波茨坦协议》所规定的工业水平是为了实现赔偿的,而不是为了降低德国的生活水平。当时在国务院任职的美国学者查尔斯·金德勒贝尔格(Charles Kindlerberg)认为,如果说高层是在1946年9月才确立了复兴德国政策,国务院一般官员则是在1945年底就已经倾向于复兴西德。1946年7月11日,贝尔纳斯在巴黎外长会议上正式向其他三国发出了合并占领区的邀请,并得到了向来支持德国经济统一的英国响应。9月5日,英美公布了合并占领区协议,决定要在英美两个占领区内设立八个管理双占区各项经济事务的部(委员会)及各州总理组成的中央委员会[12]。合并协议公布的第二天,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的演讲中公开宣布了美国复兴西德和实现德国经济统一的政策:“德国人不应失去通过辛勤劳动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工业增长和进步也不能将他们拒之门外……美国坚定地相信,只要考虑到德国的经济生活和活动,那德国就应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管理,区际障碍也应被完全消除。”[13]贝尔纳斯的这次讲话被视为美国对德经济复兴政策的形成。但是,美国此时仍然没有确认西德复兴在西欧复兴中的优先地位,国务院也仍未完全放弃平衡复兴政策。(www.xing528.com)

1947年1月1日,英美双占区合并协议生效。然而,双占区的建立并未明显加速德国经济的复兴。1946年冬席卷西欧的自然灾害更加重了德国的苦难。1947年初,杜鲁门授权前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前往中欧对德国、奥地利的经济形势进行调查。在1947年3月向杜鲁门提交的《胡佛报告》中,胡佛详细地表述了德国经济面临崩溃的严峻形势,并认为美国政府只有采取措施全力复兴西德经济,才能实现西欧的复兴[14]。显然,《胡佛报告》的精神是与平衡复兴政策相悖的[15]。因此,它在美国政府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以海军部长等为代表的一方支持胡佛的建议;而国务院一些官员则表示反对。负责对德赔偿事务的官员埃德温·波利(Edwin Pauly)认为,《胡佛报告》全面推翻了美国的对德政策,如果该报告的建议得到执行,就意味着“以牺牲德国邻国为代价来换取德国的复兴,并且会产生德国统治欧洲大陆的阴影”[16]

进入1947年后,美国在希腊和土耳其进一步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为了和国内对手协调立场,一致应对苏联,国务院逐渐形成了新的欧洲恢复政策——综合复兴政策(Comprehesive Recovery Programm)。该政策的主要特点是:注重德国复兴在西欧复兴中的作用;顾及其他西欧国家的复兴,实现西欧的整体复兴;西欧一体化。综合复兴政策一方面肯定了德国复兴在西欧复兴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将西德的参与看作是“美国援助建议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17];另一方面也强调让西德融入西欧,使德国的生产和贸易符合整个欧洲的要求。“这是一种使德国复兴与其邻国的经济安全需求相协调的方法,也是赢得其邻国对一体化及遏制苏联扩张的超国家体系的支持的办法,也是使西欧得以自立的基础。”[18]综合复兴政策的形成,为后来美国制定“马歇尔计划”奠定了基础。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支持西欧的复兴工作。它先后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专项贷款,向西欧国家提供了90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到1947年春,西欧各主要国家的经济仍未见较大起色,再加上受1946—1947年寒冬的影响,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罢工频繁、社会动荡。美国特别担忧法、意共产党趁机坐大,而且,这些国家的巨额财政赤字和美元短缺也使得它们无力购买美国商品。于是,美国与西欧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失败后,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表示,如无其他办法,即使事先不经大国的一致同意,也应立即采取措施着手欧洲的复兴工作[19]。“欧洲的复兴比期望的要慢得多,分化瓦解的力量日益明显。病人正病入膏肓,而医生们还在讨论不休。所以我认为不能等待那旷日持久的耗尽精力达成的妥协,必须立即采取行动。”[20]在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和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等国务院官员的积极运作下,美国援欧计划逐渐成型。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欧洲复兴计划”。9月,由英法等16个西欧国家组成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ommittee of Europe Economic Cooperation)向美国提出了欧洲复兴的四项原则和美国贷款的具体数额。1948年4月16日,参加“马歇尔计划”的16国代表及西德的三个占领区司令在巴黎签署《欧洲经济合作公约》,并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改组为常设机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Europe Economic Cooperation),进一步加强欧美之间的合作。

欧洲复兴计划包含着美国复兴西德的政策,它对战后西德的复兴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首先,它迫使法国在事实上接受了复兴西德政策。法国一直反对美国复兴西德和实现德国的经济统一。在1946年巴黎外长会议上,法国就严词拒绝了美国合并占领区的建议。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法国与英美又在鲁尔煤炭出口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不过,美国也清楚地知道,要想实现西欧的复兴,德法的复兴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面对法国的反对,美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对策:它一面不顾法国的不满而强行在双占区推行复兴德国的政策,一面又在经济、外交上对其大加拉拢。法国虽然对西德的复兴顾虑重重,但为了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它被迫默认了美国复兴西德的政策。这对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次,“马歇尔计划”为通过一体化解决德国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马歇尔计划”还对西德经济的复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艾哈德1950年2月26日所说的:“马歇尔计划”的巨大帮助再次让德国经济走上正途。”[2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