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循环经济研究综述及促进文件概述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循环经济以来，在循环经济实践和理论方面硕果累累。在循环经济实践方面，我国从2002年开始相继进行了多次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工作，特别是200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是世界上第三部国家级循环经济法律，标志着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国新时期的国家战略。与此同时，国务院也相继出台了若干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规，如2005年《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国务院各部委及各地方政府也纷纷针对各行业和地区实际出台了多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文件。目前，我国各地区、各行业在资源高效利用和废物循环利用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场。在理论研究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主要归纳为循环经济内涵研究、循环经济模式研究、循环经济评价研究、循环经济测度方法研究、循环经济政策研究、循环经济规划研究和循环经济产业价值链研究等多个方面。但与轰轰烈烈开展的循环经济实践和取得的巨大成效相比，我国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虽然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视野，但仍然相对滞后。^[26]加强对过去循环经济研究状况的整理综述，将有利于推动未来循环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本书以2012—2017年循环经济文献为材料，整理十八大以来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指新时期循环经济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推动十九大后我国循环经济往更深入研究。

(一)关于循环经济的内涵

目前循环经济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其内涵尚未达成统一共识，但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循环经济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付允、林翎等人(2012)在研究资源循环利用过程中，认为资源循环利用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内涵。谢园园、傅泽强(2012)则从生态效率的角度分析了循环经济的内涵，认为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效率型经济，即追求的是生态效率的最大化。刘素姣(2013)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旨在保护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的闭环流动的经济形式，改变了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一线性流程方式，转变为一种“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方式，实现了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原则(3R)。卢嘉瑞(2013)从经济学的角度，则认为循环经济是指以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坚持3R原则，力求以较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其实质是生态经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减少环境污染)、节约经济(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投入、废弃物循环使用)和科技经济(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支持)的融合。陆学、陈兴鹏(2014)则从循环经济的外延的角度对循环经济的内涵进行理解，认为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效用的最大化与最优配置，其核心是考虑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的资源节约，循环经济的研究范围包括资源节约与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但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本身并不是循环经济的内容。陈丹(2016)则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循环经济的内涵还应在原有“3R”原则的基础上，增加再思考(Rethink)和再修复(Repair)原则形成“5R”原则。其中，再思考原则是指对经济理论的重新审视，从理论高度充分认识循环经济的本质和特征；再修复原则是指修复以前被人类活动所侵害的水生和陆生生态系统，形成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耦合。

综上所述，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循环经济是一种在生态理论指导下和科技进步推动下，遵循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再思考和再修复的“5R”原则，倡导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以降低资源浪费，并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闭环流动式经济发展系统。

(二)关于超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一种公认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但在具体实施中却少有其成功实施的案例。一些学者认为，循环经济闭环流动结构的封闭性以及该结构所必须遵循的“3R”原则，使其循环经济的创新属性不足，导致其在具体实施中难以推行。为此，学者们提出了一种建立在“循环经济”概念基础上的“超循环经济”。超循环经济是在循环经济理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吸收了超循环的思想，对循环经济的创新属性进行了拓展的理论。超循环思想最初源自艾根提出的一种自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循环是一种事物普遍联系的概念，根据进化的层次性，可将循环分为三种差异性描述机理，分别是：反应循环、催化循环和超循环。”这三种机理构成了对超循环理论的描述，而其描述的拟中突变过程较好地解释了系统结构的进化过程。截至目前，对超循环经济的研究文献极少，其最早见诸国内文献是陈杰、周露(2006)编写的《超循环经济的理论建构》。之后伍国勇和段豫川(2014)通过对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对比，发现这几种经济形态存在视角狭隘、目标内涵的表述存在重复性、发展界限模糊和实践指导性不强的问题，并结合超循环理论的概念，提出了超循环经济的概念模型、内涵特征、系统结构和运行原则，认为超循环经济包括经济内循环、经济中循环和经济超循环三个层次的内容，在原有循环经济“3R”原则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在再创新(Reinnovation)原则，形成“4R”原则，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和组织创新，使资源达到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的要求。

在超循环经济提出后，陆续有人将这一概念引入实践当中，张文洲(2015)认为超循环经济是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超循环经济可以为农业生态化提供全面的指导，并基于超循环经济提出了加快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制度体系、技术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构建。张智光(2017)进一步深化了超循环经济理论，并为超循环经济的实践应用构建了具体模型，在适应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下，研究了超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认为超循环经济所遵循的是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再分配和再培育的5R原则，超循环经济不同于循环经济的“从摇篮到摇篮”的概念结构，而是“从孕育到孕育”的概念结构，构建了超循环经济的5R—3C理论模型，并以林纸拓展系统(EFPS)为例，建立了EFPS超循环经济的系列结构模型。韦凤琴、张红丽(2017)则通过对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实践案例研究发现，A农场遵循超循环经济的4R原则，建立了“主体内循环、连队(作业区)中循环和农场超循环”的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和生态良性循环的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发展道路，并认为超循环经济通过对现有体制机制、经营组织模式、产业融合发展的集成创新，有效解决了当前中国高效生态循环农业发展面对的突出问题，对创新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促进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超循环经济弥补了循环经济的诸多缺点，相比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等概念，表述更加清楚，实施更加具体。超循环经济提出之后，其理论的现实可行性迅速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但提出时间短，缺乏研究文献，相关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就应用领域而言，目前在农业方面应用较多，但该理论有极大的实践普适性，应在其他领域大力推广。

(三)关于循环经济模式

十八大以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对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也热度不减。从纵向来看，主要集中在企业、工业园区和产业链三个层面的研究；从横向来看，很多学者以某一特定地域为对象，研究区域内的循环经济模式；从技术方法来看，很多学者以某一区域或产业为例，运用一些定性或者定量的技术方法，对该区域或产业的循环经济模式进行了衡量和评价。

(四)关于纵向产业链的循环经济模式

产业链的循环经济模式包括企业层、工业园区层和产业链层三个层面的循环经济模式。在企业层方面，我国已有诸多成功的循环经济的模式实践，如北京的德青源生态农场，将生态养殖、有机种植、订单农业、有机肥料、清洁能源以及食品加工结合起来形成有机的循环系统，真正做到变废为宝，极大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宁夏中宁的天元锰业公司，在循环经济理论的指导下，由单一的发展模式发展成为集冶金、化工、稀土新材料、建材、运输、研发多元发展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集群，成功转型为中国一流的新材料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在诸多成功实践的引领下，很多学者对企业层面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日益深入。一些学者选择一些成功的循环经济模式案例，总结其发展经验，为其他同类企业提供借鉴。

武光辉、苏选林(2012)对陕西彬长矿业集团依靠技术创新，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进行了案例研究，对该集团采用煤电联营、瓦斯发电、煤矸石再利用、废水再循环等有益做法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国内其他煤矿企业的转型提供了参考，认为煤矿企业作为工业“三废”排放量最多的行业之一，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平，为企业创造新的收益点，还可以减少工业“三废”的排放，将矿区经济活动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实现煤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周洋、宗科(2012)通过对岱庄煤矿水资源现状进行分析，总结该矿以废水资源循环利用为主的循环经济模式，在此基础上详细研究了矿井水处理与循环利用、生活污水的处理与循环利用、电厂水资源循环利用以及洗煤厂水资源循环利用，同时对岱庄水资源循环利用的效益加以分析，发现该矿废水实现了综合利用，经济效益显著。方新英等人(2017)对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的循环经济模式进行了介绍，该集团的循环经济模式一方面放大了节能减排中的资源功能，另一方面在矿区环境保护中注重建设生态文明，但同时也指出了该集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有的学者选择对某一对象企业进行循环经济规划，为企业的循环经济方案选择提出建议。丁浩、张朋程(2012)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从内部物料循环系统、清洁生产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三个方面为油气企业设计内部循环经济模式，并以胜利油田胜利采油厂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其设计的油气企业内部循环经济模式有利于实现油气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高岩等人(2015)以张家口弘基牧业开发公司为例，介绍了企业种养结合，通过绿色循环经济促进蔬菜产销体系发展、提高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经营模式，阐述了种植与养殖结合的产业经营模式对促进绿色有机蔬菜产业发展及保证食用安全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农村合作社为主体，实现和推广种植养殖相结合发展绿色有机蔬菜产业模式的建议。蒲玲、廖嘉玲、黄庆(2016)也以“三废”排量大、污染重的钛白粉企业为例，以硫酸法钛白粉生产方案为研究主题，通过研究“硫—磷—钛”和“硫—铵—钛”两种现有的循环经济模式的效能，认为这两种循环经济模式均是比较成熟的循环经济模式，可以实现对钛白粉废酸、亚铁的综合利用，但各地区还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依托这两种循环经济模式，建立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循环经济模式。尚方毓、胡昉、苏小红(2017)以废气、废水排放对环境危害非常大的硫酸法白碳黑企业为例，通过分析白炭黑行业的生产过程，指出“元明粉—泡花碱—白炭黑”和“纯碱—泡花碱—白炭黑”两种循环经济模式是白炭黑行业最为适宜的生产方案，并为在白炭黑企业进一步落实这两种方案，实现废气和废水的综合合理利用提出了相关建议。

在工业园区层方面，在生态循环指导下的工业园区，有利于工业的升级和转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岳波波等人(2012)在分析综合性生态工业园的基础上，从企业、园区和循环社会3个层面，构建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以安塞工业园区为例，构建了工业园循环经济产业链系统，提出了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循环经济模式建设的具体途径。何龙斌(2013)研究了在东部产业大量向西部转移的大背景下，西部地区可改造现有工业园区、围绕核心企业建设园区、规划新型园区、构建虚拟园区等模式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进行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将工业发展引向可持续发展的正轨上去。邓小莲(2013)总结了广西循环产业园的发展状况，认为广西循环经济产业园处于起步阶段，要进一步发展还需在制度体系、园区规划、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共享以及政策保障等方面予以健全优化。赵燕娜等人(2014)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河北省的产业集群进行了研究，认为河北省产业集群存在生存能力有待提高、创新能力较差和生态支撑能力较弱等问题，且河北产业集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循环经济道路，按照循环经济模式扩大产业、提升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以及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孙玉敏(2015)认为在循环经济模式指导下，实现城市商业经济的生态创新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与建设的最佳途径，并提出要构建新型商业经济生态园，从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加强循环经济的立法以及监管力度两方面，提出促进我国循环经济模式下的商业经济生态创新的策略。陈洪波、姜晓峰(2016)以陕西铜川市董家河工业园区为例，对工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规划设计循环经济园区时，必须抓住其本质和核心内容，对经济活动的物质流进行分析，调控物质流动模式，实施物质流管理，优化经济结构，最终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

在产业链方面，张智光、姚惠芳(2012)从生态与产业共生发展的视角，将造纸工业循环经济扩展到林纸绿色供应链的范围，研究其总体发展思路与系统原理。研究发现，造纸工业循环经济比一般制造业更具实施循环经济的条件，根据绿色共生特性，构建了造纸工业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循环、再利用、再分配和再营林的“5R”模式。贾伟强、谢奉军(2012)以某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例，利用系统动力学仿真建模法对资源型产业集群循环经济模式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集群发展困境进行仿真试验，构造其不断发展的增长上限基模，揭示了循环经济模式构造对资源型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意义，建立了资源型产业集群循环经济模式发展的系统仿真分析模型，并进行了定量仿真试验。张志杰等人(2012)对我国矿产资源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状况，认为我国发展矿产资源循环经济应从建立激励机制、强化技术支撑、稳定资金来源和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等角度着手。高力国、迟庆峰(2012)在深入探索和研究“石化—盐化一体化”循环经济的特征，对比分析了“石化—盐化一体化”项目实施前后的情况，发现“石化—盐化一体化”循环经济模式可以通过工艺流程的总体规划、有机结合和技术创新，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节能减排。刘玲玲(2013)对我国煤矿矿区循环经济模式及其建设方法进行了分析，在过去矿区循环经济初步实践的基础上，认为未来矿区循环经济发展，应着力于发展生态旅游业和生态工业园区，同时积极引进新技术。熊伟等人(2013)在研究库区优势特色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上，将库区水域、消落区和生态屏障区作为整体，运用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建立库岸柑橘、消落区湿地牧场、水域天然渔场3条环库绿色经济带，集成4链交叉的多链循环经济组网模式，创立5层阻隔拦截和吸收消纳面源污染的工艺技术，围绕库区各主要农业产业发展，把前端废弃物作为内生要素进入后端生产活动中，在注重环境保护的形势下，凝练出多业共生耦合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和相关推进方法。在此模式的指导下，建立了巫山大昌湖特色循环农业生态示范园区，实现了集柑橘、生猪、畜牧和渔业四业共生的生态产业链循环。王洁等人(2014)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出发，对河北省奶牛产业的粪污处理方式进行了分析，发现适合河北省奶牛养殖区粪污处理的方式有直接堆肥，制作生物有机复合肥料，生产食用菌或养殖蚯蚓，建设沼气工程发电等四种模式。李志榕(2015)认为循环经济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制造模式，为工业设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生态思考的结果将导致人们对设计的重新定义。赵光等人(2016)针对我国沼气产业化发展过程的技术现状、应用模式与制约瓶颈进行了详细阐述与分析，提出了关于实现区域沼气能源产业化模式建设与发展的新思路，构建了以遵循循环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及产业经济学理论为指导的新型沼气能源为核心的循环经济模式，并对今后的研究应用与发展前景进行了探讨与分析。陈利洪等人(2016)分析了我国沼气产业化的必要性，并对其产业化战略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我国沼气产业化处于起步阶段，并提出我国沼气产业化应走的3条线路。李京川(2017)从茶叶产业转型发展的具体背景分析入手，结合循环经济模式的具体内涵认知，通过融入当前茶叶产业发展的时代优势，探究了融入循环经济模式发展茶叶产业的具体思路。

(五)关于横向区域的循环经济模式

也有很多学者以某一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研究该区域的循环经济模式，为其他类似区域提供现实借鉴。王进(2012)通过分析延安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在各方面的优势，针对延安的地域特点，提出了不同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邹兴全等人(2013)对万州“种—加—养—沼—经”循环经济模式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对该模式的内涵、特点、条件、相关产业发展基础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发现万州的“种—加—养—沼—经”模式非常适应万州地区的农业、农村发展情况，是一种“高利用、高效率、低投入、低排放”的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毛晓丹、冯中朝(2014)通过实地调研，将湖北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花费分为5种类型14种模式，并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湖北省划分为4个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区，指出在不同地区要因地制宜地选择使用不同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杨砚池(2014)对洱海流域的循环经济模式进行了研究，为其他流域的循环经济发展提供的借鉴。吴飞美、沈佳丽(2016)分析了我国省域循环经济发展现状和特点，借鉴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省域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探究了低碳节能与生态驱动下的政府行为，并由此界定了省域范围内主体功能区、分类分区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从而健全主体功能区机制体系、推进省域循环经济模式创新进程。胡斌等人(2016)通过分析谷城县“金洋模式”“五山模式”和“基地模式”等循环经济典型模式的特点及其成功的路径，归纳总结循环型工业、循环型农业、绿色回收和循环型社会发展经验，基于谷城循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认为在县域循环经济模式的发展中，要坚持顶层设计、一个定位、模式推广和企业推动。徐冬平等人(2017)以具有典型农牧交错地区特征的内蒙古通辽市为例，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的研究方法，通过通辽市“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动力学模型，在长时间序列上模拟传统发展模式以及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通辽市复合系统的动态变化过程，发现立足地方资源特色的循环经济是促进通辽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

(六)关于循环经济模式的衡量

在对循环经济模式进行研究的同时，也有很多学者选择运用定性或定量的方式对循环经济模式进行衡量，以期对循环经济的模式选择提供借鉴。张海成、杨改河(2012)通过对临夏县北塬灌区9个乡镇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了临夏县北塬灌区农业废弃物沼气资源的开发潜力，并对该区典型的“沼气池—畜禽圈—粮(果、菜)”三位一体的沼气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结构和效益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结论，临夏县建立以沼气工程为纽带的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模式，能实现资源的多层次循环利用，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王林珠(2013)为了把“循环经济”这一种理念、模式的抽象概念变成为一个可以直接或间接量化分析的概念模型，提出了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发展力概念，通过对煤炭企业循环经济发展力要素结构的分析及概念模型设计，有助于对影响煤炭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做全面的分析，从而增强煤炭企业落实循环经济的可行性。张宏伟等人(2013)借鉴瓦尔拉—卡塞尔模型，在三个层次上分布研究了循环经济模式的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以资源利用的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了福利经济学模型，对资源配置效率进行分析，并利用最优化方法对其求解，通过对模型解的分析，得出使循环经济资源配置高效的条件，此条件可作为判断各种循环经济模式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手段。毛晓丹和冯中朝(2014)运用聚类分析法将湖北的农业循环经济区划分为四个部分。黄和平(2015)以江西省为例，基于生态效率度量模型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判别模型，分析了江西省在2000—2010年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轨迹。方芸芸等人(2016)为探究农业循环经济在红壤侵蚀区的适应性与发展潜力，对福建省长汀县的农户循环经济模式和传统模式进行能值流动比较，并运用净能值产出率、能值投资率、环境负载率和可持续性发展指数、能值投入密度及能值反馈率指标进行评价，结果发现，总体上来说，红壤侵蚀区循环经济模式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可以推动当地农户可持续发展。赵光等人(2017)针对寒地典型沼气工程代表的海林沼气发酵系统的“牛—沼气—玉米”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运行特性，应用能流理论分析方法，通过能流循环指数、能量产投比、光能利用率等指标，对该系统能量的去向、能量流入与流出进行了系统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该农业循环经济系统有利于该地区生态农业的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是一种适用于北方寒区推广的典型循环农业发展模式。李杨、樊雯雯(2017)在选择表征农业循环经济效率的5个投入指标和3个产出指标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对湖南省14个市州2011—2013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相对有效性和时空差异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评价。

(七)关于循环经济评价

2012年以来，我国对循环经济的评价研究较2012年以前研究数量更少但研究程度更加深入。从地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在循环经济评价方面较多。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受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影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循环经济意识更强，有更充裕的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和技术，同时在相关制度和市场环境方面更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受地方数据收集难易程度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在制度完善程度和数据透明度方面较经济不发达地区好。从行业来看，循环经济评价已全覆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具体来看，第二产业的文献量最多，其次是农业方面，第三产业的评价研究最为薄弱，但在我国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背景下，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比最大的产业，且比重还将继续加大，要想实现国家经济的循环化，第三产业就必须走循环化道路。

(八)关于循环经济评价体系

评价循环经济的首要步骤是建立一个切合实际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遵循科学性与可比性原则、整体性与层次性原则、全面性与实时性原则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李艳(2012)以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行业类工业园区标准，结合氯碱化工园区的实际，建立了包含经济发展、物质减量与循环、污染控制和园区管理四类指标的共21个单项指标的氯碱化工园区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陈晓红等人(2012)以某大型冶炼企业为例，从输入、消耗与循环、输出3个环境构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王小平(2012)认为与农业和工业循环经济相比，服务业循环经济更侧重于经济效益和劳动就业的双增长、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双降低，因而构建指标体系必须紧密结合服务业循环经济特质，其构建的服务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包括经济系统、废弃排放系统、环境系统和资源系统等4个一级要素指标，15个二级要素指标。南剑飞等人(2012)采用可拓学中基元和发散理论构建了评价体系的第一层指标，再运用共轭理论建立了第二层指标，初步形成了初始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适当的思维转换构建了具有收敛性质的关联函数，最终生成了油气资源城市的核心评价指标体系。白静等人(2012)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3R”原则构建了辽宁省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田万慧(2012)根据循环经济的“4R”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从甘肃省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构建了包括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环境安全在内的甘肃省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樊元、刘国平(2012)基于“减量化、再循环和资源化”的原则，从资源效率、污染减排、循环利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等方面构建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张志明(2012)则直接根据国务院2005年出台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即选用资源利用率、能耗指标、综合利用效率和废物排放量四个维度11个指标构建循环经济评价体系。刘琳琳、杨力(2013)根据循环经济的原则和特点，构建了煤炭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资源产出、资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和废弃物排放四大类共计22个单项指标。刘超、白姝伟(2013)认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应包含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四个方面，要全面反映经济的投入和产出，应遵循科学性、动态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其选择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四个维度共18个指标作为其循环经济指标体系。赵萌等人(2013)则用频率统计分析和专家调查等方法筛选循环经济发展经济、环境、社会和资源四个子系统的具体指标，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的可靠性分析提高评价指标体系的可靠性。程波、贾国柱(2013)根据循环经济的“3R”原则，再借鉴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基本框架，结合建筑行业的实际，构建了包括资源利用效率指标、资源消耗率指标、资源回收与循环利用率指标、废弃物排放与处置指标和其他指标五大类共25个单项指标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平卫英、钟春兰(2014)参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已有相关文献，建立了省域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上至下分为目标层、系统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其中系统层分为自然资源、环境质量、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四个子系统，指标层则由20个分目标构成。李云燕、殷晨曦(2016)从经济效益、资源综合利用、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四个维度建立了由16个指标组成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杜红梅、傅知凡(2016)基于农业循环经济的“4R”原则，构造了包括社会发展、资源减量、循环利用和环境安全4个维度18个指标的指标体系。根据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减量化、再利用、在循环”的原则，建立起包括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三大类指标，17个单项指标的农业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于会录等人(2016)以生态效率为基础，建立了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为二级指标，共四级指标的石嘴山市工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黄寰、王玮(2016)根据循环经济指标建立的原则，结合工业园区实际，建立了包含资源产出、资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污染物控制、经济发展潜力和园区管理六个大类指标和16个单项指标的工业园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王俊岭、赵瑞芬(2016)为钢铁工业循环经济发展指定了包含减量化、再利用及再循环、无害化三个大类指标共15个单项指标的钢铁工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李烨等人(2016)采用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概念模型(PSR模型)构建了资源型企业评价指标体系。金涛、胡欢(2017)以广西为例，构建了包括农业经济发展、资源减量投入、农业产出、资源承载、生态环境5个准则层指标和21个评价指标。

(九)关于循环经济评价方法

循环经济评价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基于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再运用相关赋值等方法确定权重，然后采用加权，得出综合评价水平和分类指标水平。有的学者使用主观的赋权方法，如层次分析法、专家调查法、模糊层次分析法等进行评价。王小平(2012)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国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刘琳琳、杨力(2013)使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进行循环经济评价。程波、贾国柱(2015)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和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循环经济的评价和预测。杜红梅、傅知凡(2016)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分析。王俊岭、赵瑞芳(2016)采用三角数FAHP方法对循环经济指标进行赋权。有的学者选择选择客观的方法，如因子分析法、加权函数法、熵值法、灰色关联度法等进行赋权评价。田万慧(2012)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加权函数法对甘肃省及其14个地市州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横向对比。张志明(2012)基于物元可拓理论，提出了“差级权重”的赋权方法进行赋权。刘超和白姝伟(2013)基于差异驱动原理，对郑州市循环经济进行了评价，并与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循环经济进行了对比。单忠纪等人(2014)采用基于实码加速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分类模型对农业循环经济进行综合评价。谢园园等人(2015)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黄寰、王玮(2016)采用改进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成都三个工业园区，对其循环经济进行分析研究。然而，在循环经济评价中，既有定量指标也有定性指标，这就要求在决策中一方面要考虑客观现实，另一方面还要照顾到决策者的主观经验。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组合赋权法进行循环经济评价。

陈晓红等人(2012)采用模糊数学理论以及层次分析法对企业循环经济进行评价。李艳(2012)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氯碱化工园区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模型。白静等人(2012)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GIS法对辽宁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樊元、刘国平(2012)利用熵值法、理想点法及QWA算子多属性组合赋权法对2003—2009年甘肃省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赵萌等人(2013)采用熵权加AHP的组合赋权法进行评价。平卫英、钟春兰(2014)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约简，选取7个包含指标大部分信息的主成分，计算主成分得分以代表原始数据进行支持向童机(SVM)建模，再利用便于处理小样本分类和泛化性强的支持向量机方法，构建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我国省域循环经济评价模型，算出各地循环经济发展评分后，利用熵值法计算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综合指数。贾国柱等人(2013)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指标集进行了约简，然后用向量机方法构建了建筑企业循环经济评价模型。殷晨曦(2016)则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相结合的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分析，并采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北京未来五年的循环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金涛、胡欢(2017)运用熵值灰色关联法对广西2000—2015年农业循环经济进行评价。

另一类是基于某些特定的分析方法，如生态效率等方法来评价循环经济。谢园园、傅泽强(2012)通过对生态效率概念模型的解析，构建了循环经济的生态效率度量模型，评定不同状态下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同时对循环经济发展生态效率评价进行了拓展，提出在生态效率的基础上，将生态效率指标与循环经济评价相结合，构建了较为独特的循环经济的生态效率度量模型。于会录等人(2016)将循环经济评价的过程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首先将案例区域石嘴山市与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参照地区进行对比，以生态效率为评价指标，分析了2005—2013年石嘴山市工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其次，在C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工业循环经济发展绩效度量模型，依据环境负荷与经济规模增长之间的倍数关系，最后，纵向比较的方法评价石嘴山工业循环经济的发展绩效。齐林等人(2016)认为现有的循环经济评价体系，在评价的系统性角度方面稍显不足，故其基于复杂网络，以江苏省某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某盐化工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以集群循环化改造的4个阶段为时间尺度，以产业项目为节点，以项目间的资源、能源再循环关联为边，构建了园区循环经济系统演化的复杂网络模型，并从度分布、介数分布、聚集系数、平均路径长度、网络直径、度度相关和度介相关角度等方面对网络特性进行了分析。

(十)关于循环经济管理机制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其良好的运作是以良好的循环经济管理机制为保障，2012年以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行业、区域和角度对循环经济管理机制进行了研究。如姜钰(2013)设计了林区低碳循环经济耦合发展的模式，并认为国有林区低碳循环经济耦合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体系应包含市场调节机制、多方参与机制、科技创新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保障机制。荆平(2015)以城市水资源为研究对象，分析城市水资源的循环利用驱动机制，认为城市水资源要实现高效、有序、可持续的循环利用，就要建立集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教育手段和信息手段于一体的循环经济驱动机制。总的来说，我国对循环经济管理机制的研究可概括为法律机制研究、主管部门责任机制研究、规划机制研究、激励机制研究以及产业协调机制研究几个方面，这些研究角度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融合。

(十一)关于循环经济法律机制(www.xing528.com)

循环经济法律机制既是对循环经济正确发展的监督，也是对循环经济长远发展的保障。加强对循环经济法律机制的研究，可以使循环经济法律机制得到不断完善，让循环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做到有法可依。洪萍、颜三忠(2012)针对我国目前循环经济法治化存在的缺乏科学立法理念、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支撑、执法与司法机制相互掣肘等问题，提出应该创新循环经济立法理念，构建科学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完善循环经济的执法机制和健全循环经济的司法保障机制。吴胜利(2012)以我国建筑垃圾处理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认为我国建筑垃圾法制初步形成，但在我国目前建筑垃圾处理法律规制大力转型的趋势下依然有诸多不足，亟待从法律规制目的、立法体系、主管部门职责配置、规制方式具体制度以及法律责任优化等方面完善我国建筑垃圾处理的法律规制。于群(2012)认为我国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仅依靠一部《循环经济促进法》远远不够，需要地方和中央两级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经济治理体系，但目前出现了地方利益法定化、立法不积极、操作性不强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要实行过错问责制度、立法公开制度、社会监督制度和相应配套的操作性强的制裁措施。赵爽、郑飞(2012)认为构建建筑垃圾循环利用法律制度是对其进行综合治理的根本途径，其针对我国现有法律制度无法满足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的现状，借鉴了德国和日本的相关经验，从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度、押金制度、分类回收收费制度、行业准入制度、再生产品保障制度几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建筑垃圾循环利用法律的建构。郭洪波(2013)也认为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应有明确的目标定位，借鉴发达国家健全的循环经济制度，结合我国实际，认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应从加强立法、健全财税法律制度、已发促进循环经济技术开发与应用等方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曹平、尤海林(2013)针对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存在的法律责任主体缺失、责任追究力度不足、信息公开缺失等问题，认为应通过立法明确相关责任主体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中的合理定位，完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激励机制，建立和完善信息责任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并建立环境押金制度和生产者责任组织，以完善循环经济促进法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促进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实施，促进经济的循环发展。孙志芳(2013)认为我国虽然初步建立起了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但相关法律法规衔接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缺乏严格的实施机制和责任机制等问题使得现行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不适应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借鉴德国和日本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认为我国应按照“基本法—综合法—专项法”的顺序来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并应从根本法、基本法、综合法、专项法和地方性法规等层面修订相关内容。黄中显、付建(2015)从循环经济视角，研究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机制，认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存在治理路径末端化、垃圾循环利用形式化、源头减量边缘化和治理机制之间结构性失衡等问题，认为我国要以循环经济模式构建新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机制，需要在治理路径、法律义务主体、减量化行为模式、杠杆规制点和规制工具等方面进行法律调整。李卫平(2016)认为我国应借鉴德国、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在循环经济法律建设上的有益经验，正确认识经济循环制度的重要意义、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制定可操作性强的法律制度。

(十二)关于循环经济主管部门责任机制

循环经济的主管部门主要指中央的各部委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目前我国循环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主管部门职责不清或者“政出多门”等现象。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目前经济面临的新挑战下，要推动我国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李伟舜(2012)认为，应在遵循产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和专项规划，同时各地方也要因地制宜地选择地方优势领域和重点产业，制定地方战略性产业发展规划，并与国家层面的规划相结合，做到地方与中央部门的政策统一契合。李玉基(2014)通过研究发现，在实践中，政府强力推动下的循环经济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即在不同功能的机构之间缺乏协调一致，沟通与合作上存有障碍，致使政府服务和政府管理不到位、绩效低下，认为要解决政府循环经济治理“碎片化”的问题，需要运用经济法上政府与市场互补、公私部门理性整合的系统性思考和理性权衡策略，基于整体性公共治理视角进行化解。吴迪(2016)认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的“生态转型”，即政府在开展工作时，要在生态优先的价值目标指引下进行生态管理，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三者效益的统一。

(十三)关于循环经济规划机制

循环经济要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纸面落到地面，就必须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发展布局、发展方式等进行合理规划，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规划机制尤为重要。自2012年以来，就不乏学者对循环经济规划机制进行研究。

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全国大范围内的经济循环还有很大的难度，但可以在很多能力更强和需要更大的区域先行试点，然后再逐步推向全国。工业园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本集中、技术先进、便于规划且对循环经济发展需求迫切的经济区域，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具有很大的相对优势，并逐渐成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学者们在研究循环经济规划机制中，也大多对工业园区的循环经济发展进行规划。

许新宇等人(2012)对甘肃武威黄羊循环经济工业园的产业规划进行了研究，在分析了该工业园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认为发展该园区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何红渠、谢雄军(2013)借鉴物质流分析和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的方法，提出基于生命周期分析—物质流分析的循环经济产业链规划方法，并用该方法进行循环经济园区规划。通过规划分析，他们认为扬州静脉产业园可根据可回收的废旧资源进行分类，通过对废弃资源的回收综合处理，发展废旧机电产品、废旧电子信息产品、报废汽车拆解加工业，废旧轮胎及橡塑再生利用业，精深加工与再制造业，并使这五大主导产业形成产业链网络，同时加强综合配套设施及平台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袁卫民(2013)研究了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认为该试验区应该按照循环经济发展理念，结合区域特点，按照“综合开发、有效配置、循环利用、永续发展”的要求，统筹资源集约利用与产业协调发展，统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的整体规划，着力打造以盐湖化工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主导产业发展体系，加快形成各产业间纵向延伸、横向拓展，资源、产业和产品多层面联动发展的循环型产业格局，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为青海循环经济的发展树立典范。

李锋、沈文星(2013)通过对安徽黄山徽州区循环经济园区调查分析，发现徽州区循环经济园区内各企业通过物质、能量、废水和信息的集成交换，构成了工业生态群落，各群落又通过废物交换、能量利用和公用工程集成共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多种物质能量链接的生态网络结构。

熊妮君、高鸿(2013)研究了贺州市华润循环经济示范区的构建布局，总结出该示范区的规划建设从产业链、产业空间布局、产业通道组织等方面探索了循环体系的构建。其中，产业链的形成考虑宏观、微观循环经济体系，产业空间布局是基于产业形成四大组团；产业通道组织主要考虑物质联系和能量联系。

何龙斌(2014)研究了在东部产业西部转移的大背景下，认为西部地区可利用此契机合理规划和改造循环经济工业园区，认为在进行循环经济工业园区规划过程中，有改造现有园区、围绕核心企业建设园区、规划新型园区、构建虚拟园区等规划模式以供参考，同时要高度重视战略规划，积极提供政策支持，加强企业信任合作，突破循环技术瓶颈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檀笑等人(2014)对我国废塑料再生产业园的规划进行了研究，发现废塑料再生产业园园区的规划一般按功能区划分为初加工区、深加工区、仓储交易区、研发区及“三废”集中处理区(主要包括污水处理站、环境监测中心、固体废物收集站)等，通过引进具有紧密分工和协作关系的企业，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链，实现废塑料回收、加工和再生利用的资源流转一体化，从根本上解决废塑料处理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问题，最终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

丁金胜(2015)以青岛市杰丰有机农场的规划设计为例，认为该农场应明确其实现“集约农场、绿色农场、生态农场和高端生态循环农场”的目标，认为该农场应坚持“一心二馆八区”的规划设计，即以打造现代生态农业科技会展和休闲旅游示范园区为中心，以建设山韭菜文化博物馆和展览馆“两馆”为重要内容，以发展设施农业示范区、神泉植物区、特色农产品手工作坊区、特色养殖示范区、特色休闲果品区、珍稀绿化苗木种植区、农耕体验区、特色水产养殖区“八区”为主体结构。

丁清旭(2015)对我国煤化工工业园区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从产业布局、配套设施和监督管理制度三个层面对园区的循环经济规划进行了分析，产业布局方面，认为煤化工工业园区内需要形成产业链，从而使废弃物资源化；配套设施方面，应包含基础设施和配套产业两个方面；监督管理制度方面，提出应设立园区循环经济监督委员会，并选取工作代表参与监督，同时设立由地方环保部门负责人牵头的循环经济管理工作组。

纪红兵等人(2016)分析了化工园区产业链的特征，提出化工园区在构建循环经济上应做两方面工作：在原有产业链的基础上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以及完善服务系统，其中在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工业代谢分析获得的产业接口，还应结合产业链风险评估引入增柔企业以控制产业链风险；在循环经济服务系统中特别提出要建立循环经济信息平台，以打破地理限制扩展循环产业链。

陈洪波、姜晓峰(2016)基于贵州省铜仁市董家河工业园区2014年的数据，建立园区的物质流分析账户，并设计了适用于园区循环化改造的董家河多元复合循环经济模式，即针对园区内各个产业的自身特点设计相应的小循环，利用小循环延伸产业链后，再将各个小循环有机串联起来，形成整个园区的大循环。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式能明显提高园区的资源产出率与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上述对工业园区的规划均是对工业园区的总体规划研究，也有少数学者选择从工业园区内部的一些环节入手进行研究，以期更有利于对循环经济落地的指导。王作棠等人(2012)从工业园区内企业选址时的循环经济环境效益评估入手进行研究，认为现行循环经济环境效益指标体系过于庞杂，使得很多新建企业在选址过程中因缺乏一个综合的环境效益指标而无法进行各选址方案的综合环境效益对比分析的问题，于是提出了一种两个企业或群落之间链接的定性快速判断方法，并提出了环境压力指数的概念和计算方法。余嵘等人(2012)则对甘肃省金昌市河西堡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的给排水规划进行了研究，认为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给排水规划应注重节约水资源、提高水的循环复用率、避免对水质及环境的污染。

有的学者选择对某一行业的循环经济进行战略上的规划。孙勇(2012)对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规划进行了研究，在分析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认为一项完整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通常要涵盖几个不同的层次，即包括区域产业层次、农业产业层次、农业部门产业内部层次、具体农业生产单元(如农场、农田、企业)与生产过程层次、产品层次五个层次。

也有的学者选择某一特定区域进行循环经济的规划研究。刘航、黄春晓(2013)对工业化初期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规划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与后工业化地区相比，工业化初期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面临了更多限制和困难，提出应从区域、产业、城市及支撑四个方面构建综合完整的体系，即要统筹区域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经济转型，落实城市空间布局，完善相关软硬件支撑配套设施，探索出一条创新发展的路径。刘炜等人(2015)对京津冀区域循环经济协同发展规划布局进行了研究，运用综合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方面提出了京津冀地区循环经济协同发展的基本途径。农业方面，根据资源禀赋统筹整合农业生产区；工业方面，按照循环经济理念统筹规划空间布局，建设改造现有产业园区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构建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体系以减少污染物向外排放；服务业方面，基于比较优势合理规划服务业布局，有序推动产业转移与承接，大力发展现代低碳服务业。

综合对循环经济规划机制的研究，学者们大多认为，进行循环经济规划，第一要明确发展目标，再将宏观大目标逐步分解成微观小目标；第二是要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做好功能分区；第三是实现产业链的高效衔接，注重园区产业规划的层次性，形成小循环串联成园区大循环；第四是要加强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园区内的资源信息共享机制，充分利用园区资源；第五是注重对园区废物回收的各个细节、环节的循环规划，实现园区“零排放”。但是，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社会性经济运行方式，目前学者们对循环经济规划机制的研究多集中于便于规划的工业园区，而对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的研究却比较少，在我国目前大力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的背景下，循环经济的规划机制研究也应做到全面。

(十四)关于循环经济激励机制

循环经济激励是运用某种直接的手段刺激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在建立循环经济激励机制方面，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行业进行了研究。段学慧(2012)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角度，认为循环经济动力机制的构建应在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为主导的前提下，围绕利益机制把产权激励、价格激励、财政政策激励、行政激励等结合起来，激活市场主体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动性。韩克文(2014)探究了西部民族地区企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约束激励机制，认为其存在着法制体系不完善、相关自然资源产权体系不清晰，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状况以及法制体系处在非均衡状态等问题，企业在加快循环经济方面的创造性、积极性以及主动性方面不足，要完善西部民族地区企业循环经济约束激励机制，需要从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财税制度、企业资金和技术支撑制度、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等方面入手。严炜(2014)认为当前我国循环经济激励约束机制缺乏统筹系统性，存在着资源环境一体化核算体系不健全，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所以应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循环经济法律保障机制、完善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的核算体系、建立动态化的市场调节机制、制度化的信用管理监督机制、扁平化的政府宏观调控及信息化的公众参与机制等途径，优化循环经济激励约束机制。黄中显(2015)对我国地方循环经济激励机制面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地方循环经济发展面临激励困境，主要体现在激励措施配套立法缺位、激励机制运行面不大、激励机制运行受阻等方面，并提出地方循环经济发展激励机制要以生态保护为前提，要有激励的层次性同时突出激励的重点。

财政、税费政策也是政府激励机制的常用手段，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出台大量的降税减费等政策性优惠，可以极大地减轻循环经济发展主体的经济负担，使其有更加充裕的资金去进一步发展循环经济。很多学者重点对以税费优惠的方式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制度优化意见。李伟舜(2012)认为，要在加大财政对循环经济支持力度的同时，还应在税收方面建立完整的资源、环境和能源税(碳税)体系，根据资源的自然属性、稀缺程度、损害环境成本大小等因素，实行差别税率，要提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资源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关税税率。付健(2016)从环境税制度的角度，认为我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环境税制度存在着几大缺陷：资源税对我国资源的保护功能薄弱、排污费制度设计不合理、税收优惠政策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度不足、消费税的调整力度不够。付健认为，要完善我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环境税制度，应从加强资源税制度对我国资源保护的功能，加大排污费对环境税的征收范围，完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加强消费税对节能消费的引导功能入手。

同时李伟舜认为，除了税费优惠激励循环经济外，还可以运用金融手段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面临着高投入和高风险，要加强为循环经济提供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促进循环经济发展，首先，要加强中小银行对中小城市及农村的循环经济发展支持；其次，建立绿色抵押等银行类环境金融产品，把环境因素、可持续发展因素纳入贷款、投资和风评程序；再次，建立金融循环经济机制，让环境信息成为排污企业的信贷参照，有违法排污行为的企业申请银行贷款将受到严格限制；最后，为循环经济提供保险保障，研究和扩大循环经济保险险种。

总的来说，循环经济激励机制包含产权激励、价格激励、财政政策激励、行政激励、信息激励、税费激励和金融激励等多方面的激励，循环经济本身是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经济运行方式，所以在进行循环经济激励中，要注重兼顾多面，多管齐下，建立一个完善的循环经济激励体系。

(十五)关于循环经济产业链协调机制

循环经济是一个闭环的物质流循环链，这决定了发展循环经济不仅仅是某一个经济个体的行为，而是整个产业链或产业链与产业链之间相互作用的行为。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产业链之间和产业链内部各个环节进行协调，以保证整个循环经济的有序推进。很多学者也对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协调机制进行了诸多研究。于海涛(2012)对我国钢铁产业的循环经济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要保障钢铁产业的循环经济目标的实现，应构建多层次的钢铁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探索科学的产业重组并购模式，淘汰不符合循环经济理念的落后产能；通过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合理整合各类资源，构建区域工业生态运行系统；建立完善的钢铁产业循环经济综合评价体系，指导循环经济实践；推进保障钢铁产业循环经济发展各项制度支撑的形成。王丽杰等人(2013)通过对循环经济视角下的闭环供应链管理问题的研究，认为应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方面对循环经济闭环供应链进行优化，其中外部环境包括：完善法律法规、重视静脉产业建设与发展、建立和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体系、大众参与；内部环境包括转变企业观念、建立基于循环经济的供应链业务流程体系、废弃产品的回收再创造、基于循环经济的闭环供应链绩效评估。白嘉、张会新(2013)以陕西生物产业为例，研究其循环经济产业链耦合机制，认为陕西生物循环经济产业链由生物产业内和产业间的耦合机制构成，要发展生物产业应注重建立高技术生物产业基地，调整产业发展方向，推动企业集群发展和完善支持服务体系。周正平、冯德连(2014)以安徽省铜陵市资源型企业的主要副产品循环利用的模型为研究对象，提出要实现企业间良好产业循环利用，应从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发展环境、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多元化的资源保障体系等措施着手。谭林等人(2014)以新疆某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为例，认为新疆在园区产业发展过程中可选择引入“企业群”的模式，同时选择引入的企业群应具备能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的有效衔接，使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共生关系的能力。郑季良、陈墙(2015)从产业群循环经济协同发展的视角研究了高耗能产业群供应链协同管理运营系统的建设，提出在产业供应链协同管理中，要着重构建跨产业的信息平台、加强物流网络体系建设、积极建设相关激励机制。

综观各研究，学者们多认为要构建良好的循环经济产业协调机制，要在兼顾产业链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下，注重产业链构建的层次性，利用企业之间的共生关系，进行产业空间的优化布局，合理整合各类信息、物流等资源建立科学的服务保障体系，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积极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制度创新，但是理论界和产业界对循环经济管理方法和制度的系统研究不足，我国应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加强对循环经济管理方法和制度创新问题深入系统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从循环经济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可以看出，循环经济与农业发展的系统理论研究也不足，对于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问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实证研究，循环型农业的实践需要从经济理论上加于深入论证和分析；如何制定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需要从多学科思维创新角度研究，重视协调共进，从关联高新技术研发、经济学(循环经济基本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管理学、法学等领域展开对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系统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