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地”复合系统的哲学内涵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挑战

1979年，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吴传钧院士明确提出了“人—地关系系统是地理学研究核心”的观点（方创琳，2004）。人—地关系系统是人和地两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其以地球表面的一定地区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结构、功能机制和空间范围（吴传钧，1991；毛汉英，1995），由此，从地球表层系统到人—地关系系统，再到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地理学研究的一条新主线（陆大道，2002）。

从本质上来看，城市“人—地”复合系统的运动也是人和自然关系的生动写照。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自然观）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哲学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深刻地反思过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人类应当充分尊重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这就是说，人和其他生命体一样，只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要依赖自然界，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以统治者自居。恩格斯的辩证自然观认为，由于自然界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事物之间总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当人类根据自己的目的来改变自然界时，自然界就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活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近现代工业社会创造了辉煌的人类文明，而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影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才有了质的飞跃，从而产生了系统的人工自然界（王金娟，2006）。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深深根植于工业革命的近现代自然观造成了城市中人与自然的高度对立。近现代自然观由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论所支撑，它主张通过人对自然的改造确立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原则的哲学。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导下，发展了控制自然的技术和“反自然”的实践，人类作为自然征服者的哲学观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行动原则，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那种把精神与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这种观点把人类的利益绝对化、极端化，忽视了自然生态的利益，在实践中表现为征服自然和剥削自然、不惜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来谋求人类的福利（傅华，2002）。这种征服和剥削就好比在对地球进行“剥皮”（陶在朴，2003），如果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按照欧美方式生活，全世界每年将消耗6 000多亿吨物质，这相当于地球每年被剥掉一层5mm的皮。这些被剥掉的物质装在列车中，其总长度可以绕地球3 250圈。在这些6 000多亿吨的物质消耗中，有1 800亿—2 500亿吨的物质被转化为建筑物、道路、厂房以及其他供人们享受的消费品，如飞机、汽车、洗衣机、冰箱等，其余部分（3 500亿—4 200亿吨）则都被排放到自然环境中，这些排放物构成了当今物质社会的污染基础。可见，人类正是通过对自然环境的“剥皮”而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由此构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基础。

进一步分析得知，近现代自然观仅仅以人的内在尺度为依据向自然界进行一味索取，这诱使人们的物欲得到空前膨胀，最终人也只能沦为一种具有理性的工具。这就表明，近现代自然观的目的不是人，而是物，它的价值取向是“以物为本”（季爱民，2010）。总之，在近现代自然观下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高消耗和高污染，把人与自然的对立推向高峰，造成人类的生存困境。生态破坏、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成为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是人与自然、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冲突的结果。(www.xing528.com)

为了协调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高度对立的关系，经过长期的自觉反思，产生了当下的生态自然观。人们认识到，只有对人工自然创建的模式进行改造，即创造第三类自然——生态自然（肖玲，1997），由此创造基于生态学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并在这种新自然观的指导下进行一场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革命，从而创造人类文明的新阶段——生态文明。生态自然观从广泛联系的角度研究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伦理道德观。它超越了机械论的世界观，是从反自然的哲学走向尊重自然的哲学，从人统治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生态自然观强调，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发展，人们必须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权利，实现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在生态自然观的大环境下，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追求同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与和谐发展，人类局部利益不能超越人—自然统一体的整体价值（陈勇，2001）。

从农业时代的朴素自然观到工业时代的机械自然观，再到后工业时代的生态自然观，人们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人与自然友好相处、人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螺旋上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人类逐渐认识自己对待自然的道德问题，即从以人类的利益和权利为中心，即“人为尺度”（Anthropocentric）；到以生物的权利为中心（Biocentric）；再到以地球生态实体（群落、生态系）和过程（生态过程、自然选择）为中心（Ecocentric）（彭兆荣，2011）。通过这个漫长而代价沉重的认识、反思过程，人们意识到，当前城市生存困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之路是要重构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要开发利用自然，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和建设自然，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