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与优越性

把中国与俄罗斯的转轨和发展模式进行对比研究，这是很自然的事。由此诞生了“中国模式”这个词。这个词至少具有如下含义：维持原有政治制度的框架基本不变，经济改革与市场化采用“小步走的”、渐进的方式；扩大开放，吸引外资，促进对外贸易，等等。这样做的结果是，按同期可比口径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从略低于俄罗斯的1991 年，持续增长到最近期（2016 年）约为俄罗斯的9倍。相对而言，中国模式的成功是显然的。

中国模式并非产生于学者们所构思的任何理论，而是直接来自于政治实践者的观点、常识、经验和判断。这一点是相当有趣的。不过，无论从转轨还是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成功都具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算法式的解释，这就是：政治体制与公共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统一性固定了众多的经济社会变量，减轻了临时计算的任务，从而使得当事人有能力连续生发出收入流量的正循环，使这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以维持。

从转轨的角度来说，即使把改革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当然，政治上的小规模改革或调整总是难以绝对避免的，这是不规则性的一种体现）之内，由于它是对已有知识（制度）的一种破坏，负的收入流量仍然将会发生。这种消极效应典型地表现在20世纪90 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系统发生了大面积的亏损和停产，其情形与俄罗斯具有相似之处，只是在程度上没有后者那么严重而已。而“中国模式”的一个效应是：可以对负流量提供及时的对冲。掌握在政府手中的经济社会变量比较多，而政府在特定时段只需动用（而不是被迫动用）的变量则为数较少；因此，政府官员们就有时间和能力进行详细研究，究竟从什么地方着手来引发正循环，以便对冲负循环。因为可以从容不迫，则成功的机率就会相当高。例如，国企改制引起的困难，可以“共时性地”为新兴的其他所有制（集体的、私有的、外资的）企业所减轻，后者可以吸收来自前者的下岗人员。后者直接或间接贡献的税收也可以转化为公共开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基础设施或商业性投资）直接地、即时地提供了购买力和各类收入。^[3]对外贸易的效应是产生直接的收入循环。多种形式的外来投资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且其金额逐年增大。外商投资既受到了优惠政策的吸引，也是因为外国投资者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当经济增长在总体上发生时，包括外商在内的各类当事人通常都会变得乐观，趋之若鹜，从而使之加速。外国企业的进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经营模式与观念；它们都在经济体内部产生了强烈的（算法地不可避免的）示范和外溢效应；此类效应可以用来（在总量上）弥补对外国企业的优惠性待遇所造成的损失。所以，从计算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上述关于对外经济关系的论述，也适用于发展经济学。“发展”既然用来特指不发达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靠拢，它就必然要聚焦于经济体的对外联系——否则就不是“发展”的问题了。因而，无论转轨还是发展，其实都是对发达经济体的一种模仿，是以后者为蓝本所进行的再造。发展的模式虽然不是唯一的，然而，纵观全球，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都是典型的例子。苏联的成立曾经带来了较长期的高速增长，也可以视作一个这样的例子。可以说，“发展经济学”这个分支（如4.3.4 节所述）就是由此而催生的；研究政府如何在发展中恰当地发挥作用，正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当然，自由自发的发展模式也有众多取得成功的例子；然而，政府在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尚未得到解释以前，我们其实同样也不能解释后一种模式。

政府在发展中为什么可以具有特殊的作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算法的。简言之，因为发展是一种模仿；对于“模仿”这样一个任务而言，“有形之手”要比“无形之手”效率更高。模仿类似于看着图纸制造产品。如同前文举过的例子，试想一下，当一个建筑师看着图纸建造一座大厦时，他是指挥工人有条不紊地进行作业呢，还是借助自愿的市场交易的方式，指望那些分散的、自由的、匿名的、为自己的目的与知识所支配的人们“自动地”“意外地”建起这座大厦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过程虽然并不完全与此类似，但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似性。鉴于理性的局限性，一般而言，政府无力在所有方面都指导普通当事人进行行为；但是，当所要建设的对象是一个具有已知形态的经济体系的时候，政府就可以发挥比较突出的作用，所犯的错误就会较少。政府具有比普通当事人更为广阔和长远的眼界，可以调动的资源的种类与数量也比普通当事人更加丰富。建设发达经济体所需的有关知识虽然大部分是已知的，但要进行学习和推广仍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政府官员作为一个人口数量较少的群体，则比较容易在短期内获得和掌握这些知识。政府还可以延请和任命业已具有这类现成知识的人士担任关键性职务，也就是说，发展中的经济体比较适合采用精英治理的模式。精英的舶来的知识可以与普通当事人所具有的常识和传统知识之间形成一种类似分工的关系，这就显著地节省了对新知识的传播、复制与学习过程。在这一点上，政府主导型模式与自由自发的模式之间的区分是明显的。后者依赖于全体当事人的知识成长，而这种成长又受制于欠发达经济体教育水平的低下。结果是，一些有益的、合理的结构长期不能够建设起来。市场经济体系所固有的羊群效应周期性地发作，反复地造成破坏性影响——这种加速的破坏效应在中国模式之下则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避免。这种模式必然要求各类社会成员的知识、从而社会各个部分同步地发育，因而也必然要求政治体系要同步地发展；可是，政治发展往往会引起严重的动荡，反而时不时地对经济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的巴西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在此期间，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措施，中国经济则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www.xing528.com)

除了上述的战略因素之外，一般认为，促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至少还包括了：由较高的低龄人口比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中国人爱好储蓄、重视教育的传统；国际上自由而又有秩序的投资与贸易规则，等等。一个民族所具有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品质绝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是其丰富而连续的历史经验的一种结晶，是“文明”与“开化”的一种表现。有关文献中那些关于民族特性、经济社会条件、时代机遇、关键人物性格等的分析与论述其实无不是算法的；也就是说，都可以自觉地建立在算法的基础上，作为科学分析的元素，与战略因素融为一体。限于篇幅，在此笔者不详细展开了。

然而，没有完美的战略，中国模式也不例外。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例如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眼下，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各方面都进入了一个调整和再平衡的阶段，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并正在设法得到治理。

展望未来，以上分析还可以使我们合乎逻辑地得出以下推论：既然政府主导型模式的效力主要来自于“转轨与发展的本质是模仿”这样一个道理，那么，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的靠近，单纯的模仿势必不再能够继续支撑高速的增长了，创新就需要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而这个观点实际上是算法的。按照这个逻辑，我国的发展战略需要适时地进行调整，以数量优势和资源再配置为主要手段的国际竞争需要转向品质、技术、知识和机制上的竞争。为此，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就要减少政府管制，加大市场的分量，促进博弈规则的自由与平等；在政府的行政系统与法治系统之间，就要决意改革行政主导的习惯，加大依法治国的力度；在经济改革已经调档换速的情况下，就要适时而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当说，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策界，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些共识。然而，另一方面，坚持了几十年的模式具有强大的惯性与“路径依赖”效应，调整过程如果把握不当，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引起脱轨或失序——要么则会引起增长的停滞。这是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详细探讨下一步的具体改革方略与政策尚不是本书的主题。但算法的论述首先可以使我们全面地认识现状，进而正确地提出问题；这就为问题的解答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