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议：探索制度创新之路

本书不是为了给任何现行的制度简单地提供辩护的。我们分析和论证地球上存在的形形色色制度的特点、合理性及其不足，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些原理和方法，或者说，在于树立看待经济社会问题的一种“眼界”。这种眼界不是把我们引向对现实的崇拜，而是引向创制的冲动和对未来的期望。老实说，笔者认为，整个社会科学界的风气都过于古板、学究和迂腐。社会科学家们要么埋头于数字与文献的海洋，要么则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不少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神圣的姿态，要么颂扬，要么批判，实则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俘虏。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之争使得社会科学变得过于敏感、拘谨而刻板，到处存在着话语上的禁忌。社会科学要开创新的纪元，首先就要打破这种古板而僵硬的气氛，要多多注入轻松、灵活、机智、平易和实际的元素。

笔者倾向于认为，在作为研究和干预对象的社会现实面前，学者们显得过于胆小了。我们应该抛弃禁忌，放开思维，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在这方面，社会现实可能一直走在学术界的前面。在很大程度上，学术界并不很了解他们所研究的、并且日日处于其中的经济与社会运行的真实逻辑。例如，“隐私”这个概念古已有之，如今它似乎越来越流行了。我记得曾经有学者说，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新”的，它“新”得超出了我们当下的理解范围。经济社会存在着另外一个面相，这个面相还整个地处于阴影之中，不为学术界所注意到，而它所占的比例也许要达到50%。例如，社会为了建立秩序，出于迫不得已，有时竟然要采取使人变弱的方法。教人仁爱就具有使人变弱的意味。儒家、尤其是孟子这一派显著地具有这个特点。他的教化让人的心肠变软。墨家主张朴素生活的思路意在管理人的欲望和价值观，它是反发展的，而这种思路竟然在它产生一千多年之后在思想与实践两方面都为社会所接受了，最终风行于全中国。如此种种统治手段的使用使得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变得容易控制了。然而，国家的防务也因此而变弱了，及至到了公元1000年之后，汉族屡次被外族侵略和征服。“使人变弱”的极致则是让妇女裹脚的做法。裹脚让女人部分地丧失了谋生能力，只好依附于男人，于是，家庭就变得稳定了。从今天的和事后的角度来看，我们实在难以想象这个制度怎么会得到如此广泛的推行——可是它事实上不仅曾经极为流行，而且带有自愿的性质，连政府想要禁止都禁止不了。社会所具有的阴郁而实际的一面向来都是真实的存在，学问家们只是生活于其中而不自知；或者，学问家们用一套巧妙的说辞来达到在表面上承认它而实际上无视它的效果。这尤其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基调。所以，怪不得导致风气转变、由“近代”进入“现代”的先驱型人物叔本华具有悲观主义的风格了。可以说，“现代”（以及“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悲观论，以及由悲观而导致的冷静和理智。这是对自欺与自我麻醉的拒绝，是社会思想的进步应当经历的一个必要阶段。不意识到负面的、消极的东西，社会科学是不能真正地开始的——也就更谈不上走向成熟了。

如果我们对于经济社会的认识提高了，明白了种种现象的来龙去脉，知道了每个工具都有哪些功用，有哪些长处和弱点，会产生哪些后果，则难免就会产生动手来改造对象世界的愿望和冲动。这是难以避免的。知识的增进不可能不反映在行动上。知识增长后的人类行为不可能与尚未发生这种增长之前的行为一样。保守主义者们总是怀念过去，总是希望某种静止的状态能够维持下去，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变动的不可避免性。无论往好的状态还是坏的状态进行变动，变动常常都难以避免。在这一点上，社会与自然并无不同。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获得了新发现，人们必然就要问：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工程师们则跃跃欲试，要拿它来进行发明创造（所谓“艺高人胆大”）。每当此时，有人就会莫名其妙地恐惧，害怕新的发明创造会惹恼上帝，进而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这种担心固然有它的道理，但是，这些人通常没有认识到，我们人类其实一直就是这样来进行冒险的。我们根据我们的知识采取行动。知识固然不完全，固然是局部的，但我们只能依靠它们；我们只能把我们所已经掌握的知识置于优先的地位，据之展开尝试性的行为，然后再判断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结果……如此循环往复。渗透在这种担心中的一个核心主张是企图在认清全局之后再回到局部来作为。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显然没有认识到，“全局”与“最终的真相”是我们人类所无法企及的，我们不可能免于冒险。理性和实用是我们的主要工具。我们不能把恐惧放在优先的位置，只能把我们所拥有的工具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况且，一味固守既定生活模式的人，往往是不能达到他的目的的。主客观各方面都在变化，变化是难以禁绝的，区别只是在于主动还是被动地迎接它。保守主义者应当在建立他们的主张之前考虑到这句箴言中所包含的真理：进攻往往才是最好的防守。

这意味着我们再次回到边际主义的语境之中。“立足局部，求证全局”，仍然是我们通常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也是所有实践者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只要某种方案能够通过我们理性的检验（包括风险管理方面的评估），我们就可以考虑实施它。只要某种方案能够取得积极的实际效果，也就可以考虑复制或扩张对它的使用。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的一个主要的启发也正在于此。马克思怀疑和批判了一些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所采用的一个主要根据不是别的，正是实用主义的原则：一个制度，不管听上去多么合理，假如它不能带给大多数人幸福，我们就有必要怀疑它，就有理由拒绝它，就可以考虑改造它。(www.xing528.com)

当然，笔者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想得到的制度方案也就都可以轻率地付诸实施。我们所说的是思想上的真正的、彻底的解放，也就是如今常说的“研究无禁区”，或者如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例如，我们不能认为强制力的运用一定就是有害的。强制力能否运用，需要到具体的环境中去做具体的分析，要根据具体的利弊状况进行说明。某些一般性的规则（例如“强制力的运用一般是有害的”）也必须在作为一些模糊性算法的意义上来予以看待，它们只是求解实际问题的初级的或参考性的标准，而不是唯一的或全部的标准。这些规则本身也需要不断地被掂量、被审视。又如，“私有制一般是有利于效率的”也只是这样的一种“模糊性算法”，它应当被理解为人们在无法确切地决定所有制形式的场合中用来指导所有制选择的方法。现在，算法框架为我们提供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工具，我们开始知道公有制与私有制各自的具体的利弊所在，于是，我们也就不再简单地奉行这种“模糊性算法”了；我们就有可能针对具体场合的具体情况，对制度进行“量身定制”。这方面的一个已经存在的实例是专利制度。专利制度旨在通过赋予知识创立者以财产权的方式来刺激研发活动。但是，专利制度的具体规定显然过于笼统和僵硬了，这必然导致权利人滥用权利，导致他们以延缓知识进步速度的方法来获取过多的个人利益。因此，近年来，在美国，呼吁修改（甚至废止）专利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于诸多重要而又垄断性强的专利技术（例如某些治疗严重疾病的新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至少要实行强制许可制度。

近代以来曾经风行一时的各种各样的“主义”，都代表着在认识或行动领域的一些基础性算法。它们尤其代表着在面对实际社会问题时的模糊的、粗糙的、形形色色的“解决之道”。因为这些主义都分别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观构造的产物，所以，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是颇为激烈的。算法方法可以用来厘清和重述各种主义的基本含义，可以在它们之间搭起联系与沟通的桥梁。各种主义在具体社会事务上通常都具有明确的意义。当然，这些意义只有理论家们才能看得真切，这是知识分子在分析具体社会现象时所具有的优势。另一方面，仅有这种优势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理论性地、（相对）全面地解读当事人的意识、语言和行动。为此，就需要运用算法理论了。算法理论可以让我们既“理论地”、同时又真切地看待现实，从而让我们把“深邃”与“精明”结合起来。社会科学家们从此不必继续充当普通人眼中的“老夫子”（甚至“书呆子”）了。“精明”这个词不再只是用来形容某些实践家的，社会理论家们也可以在具体事务上变得很精明。^[5]经典的“主义之争”因此将变得细致而具体，将具有普通人可以理解的鲜明的实际意义。在理论家们大幅度向现实靠拢的过程中，必将获益良多。对于真实制度的真相的揭示，不仅有利于重构理论，而且必将为制度创新提供丰富的灵感。对现实的总结终将导致对现实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