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式经济政策：关注知识与创新保护交易

在论述了社会治理的若干基本准则的基础上，现在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公共经济政策领域内。我们将着重论述若干已有政策的利弊与改进方法。一些新想法将同时夹杂在里面。关键在于基本的思路，要点的归纳只是为了表述与阅读的方便。这些思路是针对一般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言的，转轨与发展的问题要到下一章才会正式论及。

1.要把时间、知识、结构性、多元性等算法元素全面地注入经济政策的分析与设计。

由于算法理论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刻的，在此我们首先设置这样一个笼统的条款，用来涵盖那些我们暂且不能论及的一般的、无限多样的情形。把算法的元素注入经济政策的设计，意味着要用动态的、综合的、结构的、相对的、多元的和包容的理念来看待经济问题，要在政策设计中采取高度灵活和睿智的态度。重要的首先仍然在于改变传统的看待经济社会的一般观点与方法，其次则是敢于怀疑，不拘一格，不轻易接受任何流行的教条。解放了思想，掌握了原理与方法，则人人都可以设计政策；而且，可以相信的是，所设计的政策方案绝不会仅仅限于本书将要提出的范围。

举例来说，把时间因素融入经济政策，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古典式的“自由放任”就是一项最为著名的经济政策。这项政策原本是在时间框架内来进行说明的，可惜的是，它被逐渐静态化和绝对化了，市场发挥良性作用的条件与过程被忽略了。这就导致它变成了一个僵硬的教条。这个教条不能指导人们去积极地研究和分析如何来改良经济社会，而是诱导人们无视种种负面的现实，闭上眼睛去偷懒。在中国，这种教义催生了破坏性的激进主义。这也是世界范围内所广泛存在的左右对立的根源之一。

时间应用于经济政策的例子俯拾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们不仅是在研究政策措施本身，而且也是在讨论和安排有关的时间进程。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政策工具一般只有那些为数有限的若干种，它们通常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假如离开了时间因素，经济分析就会失去意义，政策选择也会失去意义。事实上，政策成功的关键恰恰就在于在了解每项政策工具所具有的时间特性及其在具体情境中将会产生的时间效应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对各类流量与进程的管控。围绕通货膨胀、失业等传统问题所采取的诸多干预性措施，其理由和目的首先就在于管控时间进程。工业管制政策也是如此。例如，对商品质量与生产过程的直接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品的使用效果是否能够及时地显现并得到评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是肯定的，那么政府管制就可以较少，或者程度较轻；反之，政府管制条例可能就需要增加或者加重。

再举一下“知识”的例子。如果说算法理论成功地解决了知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问题，那么，这也就为经济政策对知识的关注正式地打开了闸门，传统的经济政策就要从“关注知识”的角度来重新进行整理和审视。首先，经济政策要关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交易，关注创新。其次，经济政策要关注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的问题。再次，在任何政策的设计与实施中，都要关注当事人的知识准备状况，关注知识的获得与普及，关注信息与言论的传递、交流、反馈等问题。要预计到政策实施后当事人身上将会发生的知识发展、（无休止的）演进与博弈效应；政策设计本身需要预先对此有所考虑和安排。最后，算法理论倾向于认为，在观察者面前，真实的经济社会体系永远是一个谜，好的制度和政策是不可限量的，而具体的政策措施总是有利有弊；因此，政策设计者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要谦卑地对待不同意见以及当事人的反馈，永远保持包容的、开放的、自我怀疑的和尝试性的态度，而不是（像一些主流学者们那样）端起“科学”的架子来“教训”社会。

2.确保流量，防止危机。

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确保流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笔者认为，这是一条迄今为止提出得不够明确、阐述得不够充分然而实践者却在广泛奉行的政策目标与政策准则。对于造成这种含混性的原因，想必读者已经了解了。现在，有了一个可以把流量与存量、静态与动态适当地加以区分的基础理论，我们就可以明确地提出这一条了。(www.xing528.com)

经济流量需要加以特殊的监察和保护。各种各样的经济指标不能平行地、同等地予以看待。既不能认为它们完全相互一致，也不能认为它们彼此可以完全替代，而是需要区分主次，有保有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诸如“国民生产总值”（GDP）之类的指标才在海量的统计数据中享有核心地位的。“确保流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意味着，GDP 沿着时间序列均匀地分布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这种分布状态同与之不同的分布状态（例如大幅度波动）之间具有重大的差别。两种不同分布状态的收入，不能因为它们的总和相等，就可以“近似地”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异。

流量的重要性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生命体是在时间的延续中才得以存在的。一个富裕的人可以不追求收入流量的连续性，因为存量财富可以支撑他的生存。这是微观层面的情况。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却不可以这样。社会不可以因为其存量财富的统计数据很高，就可以停止运转。它是一刻也停不下来的。一旦停下来，或者流量活动严重地萎缩了，就会发生极为严重的问题。宏观的流量不仅不能因为存量的丰富性而停滞，恰恰相反，正是流量的持续性才导致了存量财产具有纸面价值的。在微观上，个人财富价值的可靠性正是由建立在异步性机制之上的宏观流量的持续性所保证的。主流的观点甚至认为，财产的价值是由其可以孳生的收入（或者效用）所“决定”的。这种观点虽然偏颇，但也反映了关于流量重要性以及“财富价值处于从属地位”的普遍的社会观点。这种观点意味着诸如“一国股票市场总市值”或者“房地产总市值”之类的指标不可与GDP 等量齐观。

“重视流量”的政策原则是在政策制定具有主观性与自由度的条件下提出的，也是在各个政策目标之间具有冲突的条件下提出的。它要求政策制订者给予流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以更高的权重，而把其他目标摆在相对次要的地位，甚至不惜为了前者而牺牲后者。这意味着资产价值的稳定性经常要被牺牲掉。进一步地，这同样意味着GDP 增长率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牺牲，以便让位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失业率”“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等更为核心的流量指标。这是前述“管住进程，放任发展，降低政府所直接承担的发展责任”这一准则的直接运用。当前的政策制订者们应当对促进发展的冲动有所克制。如果政府忍不住非要去抓住促进发展的种种“机会”，最终很可能就会陷入手忙脚乱的境地，结果反而可能引发混乱与危机。倘若政府有所克制，专注于维护秩序和稳定，把发展的职责交还给社会，其结果将有可能取得更加和谐、健康而持续的发展。

“确保流量”的核心在于防止危机，而不是人为阻止经济体自生自发的发展，也不是要把经济的自然波动强行熨平。要按照“密切监察和预防全局性危机”这个中心目标，来检视已有制度与政策体系的方方面面。经济体的波动和变动归根到底是难以避免的，政府的责任则在于减缓其向下变动的猛烈程度。我们可以不追求凯恩斯式的“长期繁荣”，但要尽最大努力防止系统性崩溃。当大型危机出现苗头的时候，政府的行动一定要坚决果断。

这条政策原则可能被解读为故意维护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它需要辅之以“在救助危机的同时不让犯错者得利”的种种安排。例如，对一家即将倒闭的大型企业的救助，应当不使其股东和债权人获利；这条准则需要同时予以贯彻。在技术上，这一点目前是大致可以做到的，但适用于更广泛领域的、或者更为精致的政策还应当继续研究。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对于本条提出的准则，经济政策领域的实践者们通常都具有很好的觉解。在一定程度上，实践者是走在理论家的前面的。例如，社会保障制度就是着眼于进程管理、追求核心流量的持续性与稳定性的重大制度安排。这项制度缘起于德国，目前则已经风行于全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由经济理论家们进行着滔滔不绝的“阐述”和“证明”，可是，社保制度的“理论基础”何在呢？显然，它的基础可以由（综合了德国经济学的）算法经济学来予以提供。算法经济学不仅可以成为社保制度的基础，而且可以成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一切经济政策的总基础。关于算法理论作为货币政策的基础，我们已经无须多论。关于财政政策，在此可以略说几句。论证财政政策的关键首先在于理解“基础设施”这个概念，而后者来源于市场交易的不完善。其次，市场本身不是平衡增长的，产业结构不是从经济活动的第一天就确定下来并维持不变的。如果这可以作为一个算法式的结论，遑论基础设施？因此，基础设施的供应要么就是不足，要么就是剩余；其建设要么就是滞后，要么就是超前（当前的中国可能就存在着这种情形）。最后，既然如此，基础设施建设的时间选择也就是具有灵活性与自由度的（其实任何资产的建设都是如此），因而，它也就可以用来熨平经济周期了。

财政与货币政策其实都是超前于经济理论的，凯恩斯的学说则试图来“追认”当时已经付诸实践（相关实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的角角落落）的经济政策。同样的，鉴于社保制度已经如此流行，它也无须再作为一项“建议”予以提出了。不过，对现行经济政策的追认、整理、综合和论证也是一项必要而有益的工作，这是酝酿和研拟改良经济政策的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