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式治理准则：理性分析与未来的乐观前景

在算法式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给时下的真实当事人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这就是我们往下即将展开的内容。不过，在给出算法式的建议之前，要再次强调一下，算法式的社会工程学需要与算法式的社会科学有所区分，算法理论本身、算法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需要与基于算法理论及其推论的建议和主张有所区分。因为，我们知道，思想世界中存在着广泛的离散性和独立性。行动方案需要“构思”，它并不是可以直接从其所依据的知识当中推理出来的。由于政策的意图主要在于讲究实效而不是逻辑一贯性，因而，与社会科学相比，政策构思中需要运用的实际知识、常识、想象力、思维的跳跃性和灵活性可能要更加突出一些。而且，这些建议都是有针对性地讲给眼下的世界听的。运用算法的工具，不同的读者都可以各自发展彼此有所不同的行动方案与主张。

关于制度与政策的设计，需要从最基本的思路开始着手。因此，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一些比较初步而抽象的准则。

1.在原则上，社会的治理不必拘泥于任何特定的手段和既有的方式，而应讲求实效、敢于怀疑、巧妙构思、灵活安排，并大胆地进行尝试和创新。

在社会政治哲学领域内，各种宏大的论述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论述给政治议题蒙上了一层神秘而神圣的色彩。极端理性主义（例如新古典主义）的泛滥使知识分子们惯于用理想化的眼光来看待现行的西方体制，而不再去怀疑它、设法改造它。再加上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长期斗争，更给我们冷静地、理智地、科学地分析和讨论政治议题施加了种种禁忌。这些禁忌不仅存在于东方，也存在于西方。似乎一旦把话说开了，真相大白了，既定的政治信念也就不再坚定了，体制就要崩溃了，社会就要大乱了。这种担忧与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基本观察和基本信念是不相符合的。人们增进了知识，了解了真相，归根到底，他们的生活绝不会因此而变得更糟。尽管这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现有秩序的崩坏，但建设性的过程同时就会发生。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人，只是看到了前一个破坏性的过程。此外，理性分析对于已有的制度也是一种检验。通过了这种检验的制度，就会得到自觉的坚持。这种“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是一种觉醒，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进步。

基本的政治问题，或者说一个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问题，实际上是相当朴素的，是普通人凭借常识就可以有所理解并参与讨论的。只要人们不被诸多“高大上”的东西吓唬住，理性的大脑就可以马上开动起来，智慧与灵感就会得到激发，讨论很快就会进入比较有效的环节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与自由的话语满天飞舞的时代，这让人们常常对于以下的事实视而不见，即在政治上，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必须依靠某个特定的个人（例如总统）来进行统治；而在经济上，为了追求效率，人们只能任凭某些处于特定位置的人拿走为数巨大的剩余财富，这些财富是整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它只是按照这个体系的特定的算法和方式才属于某个人的，而这个人可能获得的东西即使比其实际上所得到的要少得多，他仍然不会缺少工作的积极性（也许他反而更为努力了）。专制与不合理的元素实际上无处不在。又如，当人们高呼道德与公正的时候，道德与公正其实都是有价的，其对社会的贡献都是有限的，它们的效力在许多情况下也都是可疑的。想想看，在我们的身边，实际上很少有东西不可以被掂量、被怀疑、被改造、被放弃以及被替代。(www.xing528.com)

这就把我们置于一个比传统的意义广泛得多的相对的框架之中，我们要敢于和善于把一切的价值、准则、观念、制度、政策、手段、传统、习俗、心理和文化拿来分析分析，衡量衡量，放在我们的理性与实用的天平上称一称分量。这当然不仅是指它们的经济价值。价值是多元的、结构的，需要我们运用多种尺度和手段去度量，去猜测，去估计，甚至去赌博。实用性不仅是指眼前的利益，它也可以是长远的；不仅是物质的，也可以是思想和精神的。实用性也并不仅仅意味着或多或少的机会主义态度，它也可以用来证明现实社会里诸多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例如民主、自由以及某些高级法原则）。这些法则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们的权变性会导致实际的、甚至立竿见影的害处。把这些法则永久化（或者使社会相信它们将是永久的）则可以避免那些损失，从而带来很高的经济性。因此，它的永久性和神圣性正是（或者应当是）理性分析以及实用性检验的结果，甚至是每日每时进行分析与检验的结果，而不是与理性或实用的原则相抵触的。^[1]这是我们在算法理论的指导下可以获得的一个洞见。

制度设计有点类似于搭积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我们眼前的已有元素重新进行拼装，形成新的模式，使之可以应对眼前的实际问题。任何举措的长远后果固然应当考虑，但是，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在临时计算中，未来与现在不应当被赋予相同的权重，否则，不是效率更高了，而是一定会存在效率上的损失。

算法理论的一个核心成果，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发展与创新的无穷潜力，进而认识到任何现有的安排都可能是暂时的。现有安排的核心意义在于管理进程，而社会则不能显著地丧失自由（尽管事实上它绝不会完全拥有、也不会完全失去自由）。放眼未来，算法理论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个极为乐观的前景。算法式的学说的基调其实可以比新古典主义更加乐观。笔者认为，与对过去的回顾相比，人们对未来的展望通常是严重不足的，现世界的创新的胆略和勇气也是不足够的。当然，不必把“创新”当作教条主义的口号，只要我们本着理性和实用的态度自然地工作，创新就会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真正有分量的创新常常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它已经到来的时候，当事人本人常常察觉不够，以至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一些观察表明，这正是在被哈耶克称作“未知的文明”的美国所天天发生的事情。与经济学在美国所经历的令人遗憾的演变所不同的是，美国人民对于制度似乎从来都抱着怀疑而又不断求索的态度，那里的社会制度的实际情况与外部世界对它的简单化的印象是颇为不同的。美国经济学家对于美国精神的影响显然是比较小的，因为这种精神早在经济学的重心转移到美国之前就已经在那里存在很久了。如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做派显然也掩盖了这种精神在其国内事务中的叶大根深。我们中国人要学习美国，其实首先应当学习的就是这种冷静、理性和实际的态度，而不是美国社会中任何既定的具体制度安排。对任何具体制度安排的引进都要服从于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的检视。中国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扬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在经过总结和调整之后，有必要继续发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