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程学：分类、应用与功能

根据社会工程学的定义，这门学科的覆盖范围实际上可以是十分广泛的。

首先是，关于如何组织和管理一个社会，如何形成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规则和样式。这类议题可能在社会工程学中居于核心地位。经济学家们通常着重于探讨经济政策与规制，这是比较具体和“高端”的，比它更为基本而重大的则是社会的基本制度架构，以及用来支撑它的意识形态。原因很简单：通常所谓的“政策”问题只能在“制度”的架构内进行活动。正如众多论者们所反复强调的，制度的限制或决定作用是很强大的，它虽然可变，但却很不容易改变（也不容易形成）。以算法的眼光来看，这里所说的其实是计算的层级化特征。鉴于此，古今中外的众多思想家们大都着重于在这个领域内来工作。他们不仅讨论社会科学问题，而且尤其关注“怎么办”的问题。他们的著作对于社会现实通常都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例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先秦诸子，他们论述的核心就是如何造就基本的社会秩序。在这些思想与主张的指导下，方才涉及治国理政的问题。由此形成了诸多政治派别。这些派别有些衰落了，有些（例如儒家、法家与道家）则长期活跃于政治舞台。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也是这样。由于主观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正如一国内部会形成相互竞争的思想派别一样，不同国家间也存在思想体系上的竞争。国家间的地理位置越远，其思想差异可能也就越大。以此推论来看，中西思想传统的显著差异也就是情理之中的。

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还形成了大量针对各个具体社会领域的工程学，语言文字学可能就是这类具体工程学中最为重要的学科之一。这是人人都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同时，这种技能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获得。从幼儿阶段开始，每个人都至少要掌握两项基本的技能，一是语文，二是数学。但是，我们通常不把数学看作一门工程学（其实其中的工程学成分也是相当丰富的），却把语文看作工程学，原因就在于，语文中主观性、规定性的成分要大于客观性、确定性的成分，而数学则相反。语文首先讲规定，其次才讲对错；数学中则先讲对错，规定性是次要的。

应用性的社会工程学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教育学研究如何以较佳的方法把知识传授给年轻人，新闻学研究如何进行大众传播，会计学则研究怎样用货币化的方法来计算和衡量企业的财务状况，管理学研究怎样对各类组织（当然包括企业）进行管理，金融工程学研究怎样构造或管理各类金融活动，法学的主要内容则是研究和理解各类法律条文（法学的主要内容是工程学的，科学的成分则居于其次），等等。这些学科中的某些部分（例如会计或法律条文）是十分具体、严谨而严肃的，容不得半点儿含糊性和随意性，任何差错都可能立即导致十分具体的实际损失。这种特征如同对于物理对象的操作（例如如何制造汽车零件）一样。其次，任何工程学，无论是社会性的还是物理性的，一般都同时包含着社会元素与物理元素，因而同时涉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我们可以暂且把与社会工程学相对的普通的“工程学”称作“自然工程学”。自然工程学中的社会元素需要特别予以留意。这是因为，任何工程归根到底都服务于人的目的，并且需要由人来进行操作实施，所以不可能完全排除社会元素。这一点经常在我国遭到忽视。在某些工程学中，社会元素与自然元素甚至是平分秋色的。典型的例子是军事学。另一些例子诸如心理学与地理学。这些学科中的主要部分虽然不能称作工程学，但自然成分与社会成分却显著地并存于其中。

社会工程学并不都是具体而实用的，另有一类抽象而偏重精神生活的“社会工程学”，它在社会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是需要我们予以重点关注的；这就是伦理、宗教、神话、文化、艺术等。也就是说，对于这些“社会存在”，我们现在要给它们起“社会工程学”这样一个新的名称，要把它们纳入“社会工程学”这样一个大的学科范畴。这个观点可能是比较新颖的，但它是算法框架下我们必然将会到达的地方。(www.xing528.com)

把伦理学作为社会工程学的一部分必定是较少争议的，因为它们属于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非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通过与正式制度作类比，伦理道德的工程学属性便是一目了然的。如前所述，这种属性还可以通过儒学体现出来。关于伦理道德，一些西方人的观念是，它就好比天上的星辰或者自然规律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是被决定出来的。中国人的观念却不是这样，而是相当实用主义的。孔子发现孝道对于社会的生存和维系很重要，但他不直接这样说，而是说，只有孝敬父母的人才能算作“人”，才配得上真正的“人”的称谓。这既是奖赏人的办法，也是吓唬人的办法，而不完全是说理的办法。换言之，儒者显然认识到，伦理学命题是可以人为地予以制订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工程”。它所涉及的主要不是认识性的问题，不在于认清客观世界的真相为何，而在于谋取一定的社会效果。人们如果这样想（只有孝敬父母的人才算“人”）有用，社会就有必要教育人们这样去“想”。因为说理很麻烦，为了简化，儒家就把伦理学命题价值化和目的化了，“孝道有用”于是变成了“孝道很好”。这是一种“思维的弯曲”。

构造社会的目的与价值体系是社会工程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宗教、神话、文化、艺术等都在发挥着类似的功能。社会工程学并不仅仅是在教人们怎么通过实施行动去达到自己的具体目的，它不仅仅是一种“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是，它回答“人们应该去追求些什么”这样的问题。科学回避价值观，或者把价值观当作对象与实在物来进行研究，而社会工程学不仅不回避价值观，而且直接“设计”和“提供”价值观。如果我们不把社会工程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范畴予以提出，那么，从事这类重要工作的人在学术上也就没有正式的名分。

早就有学者提出，宗教与神话（以及巫术）的构造方式与近代以来的“科学”是类似的，可是，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宗教与神话都没有消亡。其原因就在于，科学的覆盖领域是有限的，它并没有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留下了大量的模糊与空白地带。关于世界与人生的诸多具体或抽象的问题，人们不得不在科学之外去寻找答案；有关的精神需要，也必须在科学体系之外去设法解决（我们无须再次强调科学并不能视为完全可靠的知识）。宗教与神话的作用在于它们都发明了许多“说法”。如同科学不是完全正确的一样，这些“说法”也未必是完全错误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有用的，它们是从实用性需要出发而向认知系统所展开的勉强的、“急就章”式的、虽不完美但也无可奈何的行进。这些说法可以用来慰籍心灵，使人们树立起对于生活的一定的态度。我们每个人今天之所以能够以我们所采取的姿态来面对生活，不恐惧，不愤懑，不急躁，不凶恶，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持积极和阳光的心态，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个成就正是通过包括宗教与神话在内的各种社会工程学来实现的。

心理建设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其中还包括观念、文化与艺术。社会上通常公开或私下地流传着各种各样非正式的“理论”与“学说”（例如，近期，在一些科学发现的刺激之下，“灵魂不死”说似乎再次兴起了），它们主要是一些观念或信念。它们不一定是宗教的，也可能是哲学的，文化艺术活动首先可以对各类严肃的社会活动产生影响。例如，对小说的阅读以及对影视作品的观看，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替代科学与工程学理论，也可以替代实地的体验。其次，在借助较少物质媒介的情况下，它更直接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这就如同物质商品给人们带来欲望上的满足一样。因此，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工程学”。画家的工作与工程师是相仿的。尽管艺术家们也许不会乐于接受“社会工程学家”的标签，但是，在对艺术进行学科分类的时候，“社会工程学”这个概念至少可以在逻辑上起到沟通的作用。艺术家们想必知道，并非只有艺术活动需要想象与灵感。韦伯谈论“去魅”，艺术也是需要“去魅”的。关于学科分类的观念需要发生变化，这属于不可避免的“知识演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