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模拟的重要性及应用价值

在本篇行将结尾之时，笔者愈益感觉到了发展计算机模拟方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此庞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如果仅仅依靠笔和纸来进行分析描述，在信息时代就显得太过于慢条斯理了。笔和纸只能用来构造原理，描述一个大概的轮廓。这是这门学科应有的基础性工作，但还不是主体的工作。这些工作还无法直接回答广大公众所关注的种种实际问题，还不具有切实的实用价值，还难以发挥一门成熟的学科在社会中所应当发挥的那种强有力的作用。

基于算法理论所构造的原理以及所进行的综合，如果能够得到广泛的同意和支持，那么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可望迅速地实现更新换代，除旧迎新。具体化的、应用性的以及问题导向的研究显然都离不开计算机模拟。理论要想变得生动，要想变成“活的”，走向计算机就是一条水到渠成的出路。计算机将不仅仅起辅助研究的作用，将不再是书籍文献之外的一个补充。计算机应当成为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者标准的工作平台，各种理论、各种进路的研究、各种文献资料、已有的和正在取得的研究成果、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材料都应该围绕计算机这个平台来重新进行组织和讨论。各种抽象的、模糊的理论原理，应当寻找其在计算机中的具体实现方法。各类研究成果和经验资料，应当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方式实现电子化的存储，以便为各种理论模型所随时调用。理论模型所需的经验数据（例如人的性格的分类以及常见的行为模式），可以按照要求进行定向的搜集。这些数据中的大部分可能是俯拾即得的，只是过去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理论意义，因而忽视了。相应地，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应当尽快地成为计算机专家。部分在计算机技能方面最为专门的学者可以设计和编写基本的程式，而其他大部分学者则需要学会在基本程式和基本工具所组成的平台上自行开发具体的模型，进行有关的专题研究。

经济学者还需要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或者与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进行合作，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传统成果转换为可以与计算机平台相对接的表达形式。熟悉了信息科学之后，与之相联系的一大簇学科（例如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的成果需要以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眼光来进行搜索、解读、整理、取舍和吸收。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主要是发散的和各自为战的，现在则需要一个归纳、提炼、系统化以及条理化的过程。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可以树立“建立关于经济社会的巨系统”这样一个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物理条件也许是具备的，现在需要的主要是学者们的觉察和意愿。这项工作虽然是艰巨的，但是，只要具有主观意愿，经过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分工与合作，也许是可以进行的，是可以在若干年间初具雏形的。研究工作并不怕任务艰巨，怕的是工作方法不对头，以致缺少兼容性和累积性，结果了无方向，原地打转，枉费人力。“社会巨系统”其实可大可小，可繁可简，可以分阶段逐步深化，也可以具有多个版本和子系统，因而标准并不是绝对的。

“社会巨系统”的建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各不相同的程度上，它相当于把真实的人类社会搬进了计算机。鉴于现实社会是我们的理论原型，学者们自此便具有了一个“书本中的活的社会”，一代代的学者们可以一边完善和细化这个系统，一边运用它来从事各类研究。各种私人的或公共的行动方案，都可以事先输入其中验看效果，再根据效果来修正方案，则人们行动的成功率也就可望大幅度地提高。当然，运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既使用计算机来设计方案，又使用它来检验和评估方案，并且反复地进行双向反馈，从而使方案日臻完善。在具有了诸如此类的实用性以后，可以乐观地期待，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可望迎来它的繁荣时代！对于这个学科门类未来的具体样式以及学者们从业的具体方式，尽管目前还难以设想其细节，但很可能是与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的。

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在原理问题上已经延宕得太久了，现在需要的是在解决原理问题之后，急起直追。信息科技对于人类生活方式的颠覆性目前可能只是初露峥嵘，这可以从以下两个事例中有所体察，例子之一是“性爱机器人”的出现，它可能会对未来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造成令人惊骇的和难以预计的影响。例子之二是金融业。金融业的组织与运作方式如今正在迅猛而全面地走向电子化与网络化，以至业内普遍担心传统的业态有被突然颠覆的危险。面对这种危险，中国的金融监管机关在2017 年不得不全面地转向“保守管理”的模式，以便进行风险评估。

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计算机化当然不是为了盲目地追赶潮流。这里具有坚实的、清晰的逻辑基础。正因为这样，笔者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紧迫性。

【注释】

[1]纸币的真实性、唯一性和稀缺性是通过特别的印刷技术而得以成就的。而在“电子货币”时代，电子货币得以成功创造的关键之一也在于借助特定的技术手段，以便达到真实性、唯一性、稀缺性等要求。简言之，当“一枚货币”（实则是某种电子数据）在这里的时候，它就不在那里；当它移动到别处（或转让给别人）以后，这里也就不再有了。这是电子数据对于物体性质的一种模仿性运用。这种情况下的电子数据，兼有信息与物的双重属性。在这一点上，比特币（以及其他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电子货币）与银行电子户头上的货币，其性质是一样的（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可以脱离银行系统进行流通）。这种性质可以从对下述问题的思考中得到理解：商业银行柜台的电脑操作员（或者任何操作电脑的人）为什么不能随意地在任何人的户头上凭空添加或者减小货币金额呢？或者说，这种危险如何加以防止呢？

[2]这种想法是许多学者所共有的。例如，马克·布劳格写道：“通过一个完全计算机化的体系来同时处理所有的支出和收入，那么就会不需要持有货币，对现金余额的需求显然会下降为零。”（［英］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495 页）

[3]一个时髦的名词是“共享经济”。截至笔者结束本书初稿写作的2015 年，这个名词似乎还不太流行，然而，到了第三稿写作的2017 年，“共享经济”已经进入了狂热期，其标志是布满大街小巷的、品牌多样化的“共享单车”。由于电子技术帮助节约了交易费用，就连自行车这种价格低廉的商品也值得临时租用从而“共享”了。这种营业模式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引发了投资热。由此必然导致存量商品使用强度的提高，从而带来经济性。

[4]值得关注的是，在货币化如此发达的美国，货币有时仍然不被用于商业交易。例如，在“美国全国篮球联盟”（NBA）中，就盛行球员的相互交换而不是货币化的买卖，这与世界足球市场上所盛行的货币化的球员买卖有所不同。在物物交换与货币的使用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权衡关系。根据这种关系，货币的使用在某个临界点上显然是不经济的，或者只具有辅助作用，市场的规模显然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篮球比赛中，一个参赛队只有5 人，整个NBA 只有30 只球队，而足球比赛中单只参赛队的规模则是11 人，球员市场也不像NBA 那样封闭。这让我们不由得猜想，市场规模的扩张可能具有一个“临界点”，超过了这一点，货币的使用就比较经济了；而在此点之内，因为潜在交易对手的数目较少，加上同步性因素（某队交换出去一名球员，就需要同时补充进来另一名球员）；这导致了相关球员交换方案的排列组合数目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要不是这样的话，也就很难劝说对手进行交换而不是“交易”了。

[5]一些学者高度评价哈耶克的这一设想。然而，考虑到时间因素，笔者认为私人银行作为发钞银行的设想是很难成立的。货币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快速性，它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金额极为巨大的流动，而机会主义行为的不良后果的显现是滞后的，所以，私人拥有发钞权将难以杜绝机会主义行为。分析框架中缺少了时间元素，就会导致忽视这类设想中的缺陷。反之，国家的作用之一就是防止此类权责利关系在时间上的不匹配，而提供一种可靠性。相关论述参阅第7.5.6 节。

[6]进入2014 年以来，国内的银行存款总额开始下降，这被某些学者简单地解释为资金外流。经济活动的节奏放缓、企业以及个人进行支出的意愿下降等因素本身会引起贷款意愿下降以及以存款清偿贷款，从而引起存款额下降。这个因素应当被考虑在内。

[7]参阅［美］曼昆：《经济学原理》（上册），梁小民译，第12-13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8]［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606 页。

[9]作为一种治理宏观经济失衡的紧急政策，“休克疗法”的特点之一就是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引起普遍的危机后又转向极度宽松，于是，当时俄罗斯的经济体分别从两个方面遭受了货币的损害。(www.xing528.com)

[10]例如，在其英文原版（The Age of Turbulence：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出版于2007 年（当时次贷危机还未发生）的自传体回忆录《动荡年代：冒险新世界》（［美］格林斯潘著，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年）中，格林斯潘对这种理念的表达是相当明确的（参阅该书第八、九章）。

[11]网易财经“意见中国”节目对话录：《格林斯潘反思金融危机 称是可避免的危机》，参见http：//money.163．com/14/0108/15/9I2VC9K6002550P8.html。

[12]关于交通问题在经济学中应当享有的核心地位，我们可以从一些形象的事例中得到认识。例如，汽车是一种交通工具，而对汽车的制造通常被视为典型的、领导性和支柱型的制造业活动。各类交通工具的制造在工业以及国民经济体系中通常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13]举例来说：过去，一个老板往往要配备多名秘书或助手。如今，由于各类移动办公设备的巨大进步，原先需要由秘书或助手来做的工作，老板本人则可以亲自完成。假如现在仍然要维持原来的分工模式，反而会损害工作效率。

[14]参阅龚刚、杨光：《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2），54-68。

[15]卢梭的名言“没有一个公民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身”（［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69-70 页）实际上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16]萨缪尔森提出的“显示性偏好”理论可能具有一个他本人所始料未及的后果，即他否认了“只有自己才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这样一个常理，从而为社会对个人的干预提供了基础。这实在有点儿戏剧性。

[17]“大简化”这种说法经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一书中的使用而曾经风靡一时。这是一个重要的“算法式”视角。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府行为以及种种政治经济现象，都可以获得明晰的解释性思路。

[18]我们可以把这种权限划分方式称作“除外算法”，其特点是除了对有限的事例采取某种具体的、特定的处理方式之外，对于其他无限的事例则置之不理（或者只采用某些模糊的、粗浅的处理方式）。“自由放任”是“除外算法”的一个典型例子。

[19]按照类似的逻辑，我们可以认识到非法的、体制外的、灰色的甚至“黑社会”式的活动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其中必定存在着重要的社会合理性。因此，任何政府只要试图把这些活动“赶尽杀绝”，使之无保留地统统处于法治框架之下，很可能就会付出某种代价。这个认识应当作为一条重要的科学原理来予以看待。这也是对自由政体的另一种说明方式。

[20]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1946 年，美国国内经济可谓“万箭齐发”，十分繁荣，然而，按照通行统计方法所衡量的GDP 增长率，却为-10.9%。这个例子尤其提醒我们要在动态的、结构的条件下来谨慎地看待收入指标和其他一切数量型指标。

[21]据说，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在提议设立奥运会时就有一个初衷，即用文明的、有控制的体育比赛来替代战争。这种“替代效应”可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22]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说有个笨拙的媳妇煮粥，她觉得粥有点儿稠，于是加了些水；之后又觉得粥太稀了，则又加了些米。如此反复了几回，结果锅满了，粥却仍然没有煮好。在一定程度上，增长与发展就是以这种比较“笨拙”的方式进行的，并且始终不能“完结”。

[23]反对者们可能会说，收敛意味着算法的创新，因而就与“离开了新情况与新创造”的假设相矛盾了。的确如此。这个反对意见可以用来说明创新的普遍性。严格说来，离开了新情况与新创造，等于回到了新古典世界，收敛之前的状态就不会实际存在，收敛也就不会存在，哪里还有什么“周期”呢？

[2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295 页。

[25]“回到真实世界”是主流经济学的批评者们的主要诉求之一。例如，名震一时的异端经济学组织“世界经济学会”（World Economics Association）便把它们旗下的一份刊物命名为“真实世界经济学评论”（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